“致远”舰归来

     ▲“致远”152毫米口径副炮弹头。

     ▲“致远”舰军官合影，居中双手交握的军官是邓世昌。

     ▲水下测绘工作照片。

     ▼水下锅炉配件。
 

    2014年9月17日，丹东港外海“丹东一号”沉船水下考古现场，一门11毫米多管格林机关炮被发现。2015年，又是9月17日，几枚瓷片在沉船附近被捞起。瓷片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舰徽，上有汉字，上“致”下“远”。

    随着更多的考古成果出水，沉船身份终于确认。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公布：2013年秋发现的不明沉船“丹东一号”，正是黄海海战中壮烈成仁的“致远”舰。

    1894年，也是9月17日，“致远”沉没于此。

    那一天，中日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爆发。战局进入白热化之时，几艘日本新型巡洋

    有公足壮海军威

    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的淤泥中意外发现了一些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因为该处属于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

    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受邀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

    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悦告诉记者，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

    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四舰。1997年，国内的考古部门曾经公布了这四艘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坐标与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相差较远。

    那块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片，是否属于这四艘沉舰中的一艘，当时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陈悦说，他在一闪念间曾幻想那就是“致远”，但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不敢想，‘致远’实在是太出名了。”

    “致远”的“名气”，来自它沉没时的壮烈。北洋水师存在于世时，名声在外的是“定远”、“镇远”这对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姊妹舰；北洋水师覆灭时，“致远”成了这支舰队留给世人最鲜明的记忆。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战役由此开始。

    至15时许，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3个多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比睿”等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重创，旗舰“松岛”的主炮也被命中，无法继续射击。

    但北洋水师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扬威”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被击伤，燃起熊熊大火。

    日军第一游击队的四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严岛”、“桥立”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

    “严岛”、“桥立”和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三艘舰的名字取自三处日本著名景观，因而并称“三景舰”。这三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

    “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日本时，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随即开始处心积虑地扩张海军。不过那时的日本尚没有能力打造同等级别的铁甲舰，于是就在扩大版的巡洋舰上装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优势。

    相对于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在舰艇吨位上处于劣势，但其军舰更为先进，速度、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舰炮普遍采用了速射炮和新式火药，杀伤力更大。

    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此时就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

    千钧一发之际，“致远”冲了过来。

    “致远”购置于1887年，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3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

    但即便是“致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

    一直被认为是“致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此说有争议），其实和“致远”出自同一家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致远”的两倍，航速是1.5倍。

    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致远”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它先是与“来远”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

    “致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以报国也！”

    “致远”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

    它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一声巨响，“致远”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火光映红了海面，军舰的舰首开始下沉，10分钟后，这艘英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

    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认定“阖船俱没，义不独生”，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蹈海成仁。

    “致远”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

    甲午一战，大清朝一败涂地，惟一能给国人以激励的，就只有以邓世昌和“致远”舰为代表的北洋水师将士牺牲之壮烈。

    “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这副挽联多被传为光绪亲笔，其实是出自清末文人高邕。两句悲壮哀鸣，流传至今。

    曾经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那些曾让大清朝顾盼自雄的军舰，或沉于大海，或被日本掳走。“镇远”在威海回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遗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隆助以3万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其中大量舰材当作废旧物资变卖，少量部件则被小野隆助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

    同样的命运也几乎发生在黄海海战的四艘沉舰上。

    有资料表明，沉没于黄海北部的甲午战舰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扬威”舰搁浅于临近大鹿岛的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打散。“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致远”、“经远”二舰的打捞权。

    日本档案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致远”、“经远”打捞拆解。

    陈悦告诉记者，按照这样的记载，本来“致远”、“经远”似乎没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没有任何打捞过程的报告或者打捞出水物品清单。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军申请购买二舰打捞权，同样没有下文。

    据此，除了搁浅于浅滩的“扬威”，“致远”、“经远”和“超勇”三舰，应该还沉睡在大东沟海域的海底。

    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是这三舰中一艘的某一块吗？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没状态的沉舰，有可能对那场壮烈的海战进行全面复盘，揭开其中的一个个历史谜团。

    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块铁皮来自某艘其他时期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此前，寻找“致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

    找不到的“致远”

    对“致远”这艘寄托了太多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的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寻找乃至打捞“致远”的尝试、行动经久不衰，却始终没有结果。

    根据历史学者赖晨整理的材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相关部门曾经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

    第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鹿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

    第二次是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但因为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

    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鹿岛周边33.36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致远”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有全国政协委员甚至已经设想好了军舰打捞出水后的保存方案，并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

    但随后，打捞“致远”舰的活动变了味儿。官方的调查还未见进展，在丹东、大连、北京等地却出现了打着该项目旗号的募捐者，以“一人捐出一块钱，让致远舰重见天日”为名进行筹款。后来还引发了经济官司，一片哗然声中，国家文物局决定撤销筹备办公室，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国的“致远舰打捞秀”，最终在一地鸡毛中收场。

    1997年的这场闹剧给寻找“致远”之路带来了极大负面影响。“以至于到后来，一说打捞‘致远’舰，大家就觉得不靠谱。”陈悦说。

    陈悦是国内北洋水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创办了第一家以北洋水师为主题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是威海港务局1：1复制“定远”舰的总顾问……但对于丹东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想”那就是“致远”。

    恰恰是这次并不以“致远”为目标的考古行动，终于找到了“致远”真身。

    国家文物局“丹东一号”——也就是“致远”舰考古队领队周春水，是在2013年10月30日接到的紧急命令，让他去丹东港进行水下调查。

    当时，周春水正担任“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南澳一号”是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

    接到调令时，“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周春水当时对调令颇为抵触。倒不是因为要中途撤出“南澳一号”，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水下考古专家之一，潜过众多的海域，熟悉各地水文气象。“10月份东北季风一来，丹东港海面上的风浪很大，船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也就没法进行研究工作。”周春水说。

    不过，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根据经验，丹东地区10月份往往能有一个“小阳春”，有几天好天气。

    可惜，这一年丹东的“小阳春”没有出现，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

    周春水坦言，起初他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目标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这种海域调查的范围很广，各个时期的水下文物都是我们调查的对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把此次水下调查的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舰上。“清朝辽东作为满清龙兴之地，封禁不让人进入，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遗址。清末的时候丹东港附近都是滩涂，沿海长满了芦苇，没有出海条件。这之后最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舰。”周春水说。

    陈悦为考古队提供的几个重要坐标，也让他们看到了几分找到甲午沉舰的曙光。

    陈悦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收集到日本防卫省档案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有大东沟区域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

    而此前工程船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与1997年那场所谓甲午沉舰打捞坐标相差很远，但和日方资料中的记录相近。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

    但是，日方资料所标示的四艘沉舰的位置误差很大，有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的舰名和沉没点坐标都有出入。周春水把这些“疑似点”都点在了纸上，把每几个挨近的点画进一个框里，据此在那片海域共画出了11个框，也就是分出了11个区域。

    因为天气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队在2013年末把调查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

    几个月以后，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这11个区域里，考古队惊喜地发现了那块铁片的来源。

    “丹东一号”

    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二十几名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丹东港，按照去年年底划分好的11个区域，分组进行“物探调查”。

    “物探调查”就是运用多波束、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水下遗址疑似点。

    “‘物探找点’是这个项目的亮点。中国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长期在水下破损很大，单靠物探设备很难找到古船，常常是我们通过走访线索找到古船后，物探只是为了补充资料，了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积情况。而这次是用物探手段去找疑似点，难度比以往大多了。”周春水说。

    在用物探手段对11个区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周后，磁力仪突然在第三个区域内疑似点一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强烈的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

    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

    4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3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潜了20分钟。

    20分钟过后，重新回到船上的周春水讲，水下应该是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

    支持他作出这一判断的，是他在潜水实地搜寻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

    说到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

    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作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艇，称作“蚊子船”。后来购入两艘可远洋作战的快速巡洋舰“超勇”号及“扬威”号。

    不过在购买“超勇”及“扬威”时，李鸿章对赫德及阿姆斯特朗感到不满意。于是在订购更大型的铁甲舰时，改为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购买，所建二舰即“定远”及“镇远”。而后李鸿章再向伏尔铿购置一巡洋舰，即为“济远”。

    中法战争后，由于福建水师被歼，大大触动了晚清政府，李鸿章得到批准，再向外国购买巡洋舰四艘。

    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四艘巡洋舰建造合约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及德国伏尔铿各得其二。德国伏尔铿公司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即“经远”及“来远”；而由英国建造的两艘铁甲舰为穹甲巡洋舰，即“致远”及“靖远”。

    “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舰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经远”及“来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

    “那个时期欧洲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作动力，而煤炭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

    （下转第16版） 

    （上接第13版）

    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

    凭着磁力仪测出的残骸体量、钢板的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

    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物探，海域调查结束了。

    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

    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沉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三分之一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

    “经远”找到了

    为什么说是三分之一可能呢？

    大东沟海域吞没了四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三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它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

    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4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陈悦告诉记者，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阳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

    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4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1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3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廿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

    “我曾经认为是‘超勇’的可能性很大。”陈悦说。他认为日本防卫省的档案价值更大，“因为它是日本为了编纂甲午海战史而做的资料汇编，所以我觉得可信度更高。”

    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经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

    “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

    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二十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

    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沙”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

    “当时我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所以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去抽。”周春水解释说。

    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物探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经远”沉没海域。

    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经远”等10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鹿岛海域遭遇。

    海上激战至下午3时30分，“经远”舰管带林永升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脑裂而亡”。按照这个记载，“经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鹿岛附近。

    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是时，舰在虾老石（即老人石）东八里许，士卒皆请林（永升）就岸，林不肯，躬亲炮弹，督战未几，左臂中弹，舰突亦被击碎，林知事去，返身入内，扃锁仓门，危坐以殉。”老人石就是黑岛海面的一块礁石，距离海岸约5公里。在当地的传说中，早年出海的渔民曾无意中捞到过炮弹，带回岸上后发生了爆炸，还炸死过人。当地人称这些炮弹来自“经远”舰，但如今早已不可考。

    按照县志和当地传说，“经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

    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

    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物探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

    水下舰体还有一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铭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铭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

    “丹东一号”只剩下两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

    格林机关炮

    9月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是从抽沙过程中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种沉船构件，试图通过这些发现来一点点拼出沉舰总体的形象。

    9月上旬，考古队从沉船上发现并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机零件、锅炉冷凝器残片、煤块儿等等。

    真正重磅的发现在2014年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

    抽沙人员在沙中抽出一个圆柱状物体，外形一般认为是火炮。这件圆柱形的物体当时仍然留在水下，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队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

    三天后，周春水与队员宋中雷下水测绘，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8厘米，下带一旋转托架，炮口有凝结块。第二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10管格林机关炮。

    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队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

    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

    而当陈悦第一次看到水下摄影师吴立新拍摄的这门格林炮的照片时，他做出了更加大胆的判断，“我当时就知道了，这艘舰就是大家找了一百多年的‘致远’舰。”

    陈悦的判断是基于他对格林机关炮的了解。

    所谓格林炮，是清末中国对美国“gatling gun”的音译。这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击发，火力十分凶猛。

    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

    让陈悦激动的原因，是发现的这门格林炮的特殊形状。

    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10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号，10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10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筒内，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10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看不到炮管。

    “‘丹东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这种外面有散热筒的1886型格林炮。”通过格林炮的型号，陈悦推断出“丹东一号”就是著名的“致远”舰。

    “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我们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

    2014年夏天，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两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轮廓基本露出，舰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

    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主炮炮管太残缺了，被炸的只剩下一点点，看残骸的形状，应该是从炮管里面炸了，不是从外面被打碎的。还有一些子弹、一些比较厚的瓷片。瓷片大部分是欧洲的硬瓷，还有中国的青花瓷。”周春水说。

    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铭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铭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1886”。

    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订造两艘穹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铭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超勇”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

    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

    上“致”下“远”

    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的“靖远”舰遗物，是一个银质的咖啡壶，以及餐具餐盘。在勺柄的末端铭刻着一个圆形的徽章，上面用英文写着一艘北洋军舰的名字——“靖远”。

    这是“靖远”舰管带叶祖珪随身携带的物品。

    北洋水师在国外订制的这些军舰上，从武器到餐具均有订制，瓷盘上印有该舰名字。

    周春水期待着，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能够幸运地发现这样的瓷盘，那么就能够确定“致远”的身份了。“考古工作，有时候是需要一些运气的。”他笑着说。

    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一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他们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

    8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

    周春水说，“这个一出来，我就知道一定是‘致远’了，因为只有‘致远’上面有鱼雷，而且又是一个很完整的鱼雷引信，那就一定是军舰自带的，用于尾部鱼雷的发射。”

    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它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

    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

    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

    “船体甲板以上的部分都没有了，我们不可能在船水线以上的侧面找到‘致远’的字样，想找‘致远’两个字只能从瓷盘上找。2014年我们在船的左前方一块倒塌的铁板上发现了很厚的瓷片，周围散落的木板没有被烧过，左舷前部这个区域保留下瓷盘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这次我们还想在那附近看一看。”周春水说。

    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瓷片。

    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

    “我在沙里面挖了很深，这些瓷片分布在一平方米范围内。挖了快一米深后，又找到了另外几片，最后拼出来一个基本上完整的盘子。”周春水说。

    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吴立新取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英文“AL CHINESE”对照“靖远”舰餐盘，应为“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的一部分。瓷片的最上面写着：“CHIHYUAN”，也就是“致远”的拼音。“CHIHYUAN”是威妥玛拼音，是一位叫威妥玛的英国人创立的一套学汉语的拼音方式，当时十分流行。

    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3支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写着“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即“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舰徽。

    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

    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

    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致远”舰排水为2300吨，因炮火的摧毁和后期打捞破坏而折损了一些钢材，还需再去除部分木材、煤炭等非磁性物质的体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

    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所绘“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这个位置也是有资料标注的。

    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包括穹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订制瓷盘。

    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船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

    “致远”沉没之谜

    如今，确认了身份的“致远”舰仍然沉睡在海底。

    关于“致远”的诸多历史疑问，或许将伴随着对它的进一步考古探查而一一揭开。

    围绕“致远”最大的谜团，就是它沉没的真正原因。

    关于“致远”为何沉没，一般归结有四种观点。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也就是电影《甲午风云》中的情节，邓世昌率舰撞击日军“吉野”舰的过程中，被“吉野”的鱼雷击中沉没。

    不过，“致远”撞击“吉野”的说法，中日双方的档案资料中都没有记载。陈悦推演的结果是，“致远”要撞的其实不是“吉野”。

    陈悦介绍，这次推演是在2014年9月17日甲午黄海大战120周年纪念日进行的。所谓推演，就是按照当时双方舰艇的阵型和走位将战役复盘。结果他发现，“致远”舰艏正对的方向是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为首的本队，而“吉野”属于日本联合舰队的第一游击队，当时在“致远”后方。“致远”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掉头去撞“吉野”，而且撞日军的旗舰显然更有价值。当然，那也更危险、更壮烈。

    陈悦认为，“致远”的沉没是因为舱内进水过多，海水漫过了锅炉引起大爆炸。

    第三种观点相对简单，认为“致远”舰水线处被大口径炮弹击穿，大量进水，导致沉没。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致远”被日本的大口径火炮击中了舷侧的鱼雷舱，导致存放在其中的“黑头”鱼雷爆炸而沉没。随着“致远”舰考古中那枚鱼雷引信的发现，有专家认为，这种说法的可能性最大。

    历史学家争论的问题，考古学家现在还无法给出任何一方证据。

    “我们找到了锅炉舱的碎片，所以锅炉舱应该是爆炸了，但是究竟是因为锅炉舱爆炸引起沉没，还是因为沉没时海水灌进锅炉舱引起爆炸，这个无法判断。或者锅炉舱被炮弹击中爆炸也有可能。”周春水说。

    至于发现的那枚鱼雷引信，周春水认为，虽然找到一个完整的鱼雷引信，但只能证明“致远”舰上存有鱼雷，不能证明鱼雷舱被炸。艉舱没有完全清理出来，内部破损情况不清楚。

    周春水是目前看到“致远”最全、最原始状态的人，他说，“致远”舰在海战中受损严重，沉舰整体保存一般。钢板、锅炉零件被抛离原来位置，穹甲以上结构已经损毁，不存在完好的舱室，机舱仍埋在泥沙之下。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无法推论“致远”舰是怎么沉没的。

    谜底也许要等到“致远”真正出水才能揭开。

    在去年11月4日召开的“丹东一号”水下考古调查项目专家论证会上，与会专家建议，未来的工作应以整体打捞展示为目标。但鉴于海水出水金属文物的脱盐保护仍是世界性的难题，“致远”舰的整体打捞尚未提上日程。

    不管“致远”舰将有怎样的归宿，这艘沉寂海底120余年的军舰已经醒来，“致远”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