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北京的传入与发展

一 道教的传入

道教传入北京是在东汉（25年至220年）末期，当时朝政腐败，社会动乱，太平道领袖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其中幽州、冀州便是现在的北京与河北地区，说明道教太平道此前已在北京地区有所传播与发展。后来随着黄巾起义的失败，太平道在北京等地区灭亡。尔后，在北魏、盛唐及金元时期道教在北京地区较为活跃。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魏晋南北朝时，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北京道教，在寇谦之改革北方天师道的洪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士寇谦之（365年至448年）为上谷昌平 （今北京境内）人，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称寇恂之十三世孙。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自言太上老君降临嵩山，授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敕令清整道教，并得服气、导引口诀。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又自称老君玄孙李谱文，授给他《天中三真太文录》，又授得 《录图真经》60余卷，讲述坛位、礼拜及衣冠仪式。他将这些经书献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受到敬重，太武帝亲至道坛，受符箓。宰相崔浩拜其为师，亦受道教符箓。于是北方天师道在寇谦之的影响下，逐渐盛行于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地区。

 三 唐朝时期的道教
唐代，在帝王祟道的影响下，北京道教稳步向前发展。当时北京建成了一座在道教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道观，它就是今天的全真龙门祖庭北京白云观。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玄宗下令在幽州（今属北京）建立天长观，这便是北京白云观的前身，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道观。天长观建成后,由皇帝选配道士居住，并赐玉石雕刻的“老子”像，作为观内奉祀的圣像，是观内最珍贵的宝物。由于当时幽州地区的人口已经达到37万多人，有67 000余户，土地已普遍开垦，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作坊店铺都很发达。同时，幽州城是唐朝江南、中原与东北相联系的枢纽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天长观很快成为著名的道观。唐宣宗至唐懿宗时期（847年至872年），大保相国、卢龙节度使张允伸鉴于天长观年久失修，于是命令监察御史张叔建率领工人加以维修。竣工后，张允伸推举刘九霄撰《再修夭长观碑》记其事迹，懿宗咸通七年（866年），道士李知仁重摹,该碑现仍竖立于北京白云观中。

四 金元时期的道教

金元是北京道教兴盛的时期，道教在北京发展十分迅速，有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以及南方的正一道。

金熙宗天眷年间（1138年至1140年），萧抱珍（？至1166年）创立太一道，“门徒数千人”。金熙宗皇统八年（1148年），熙宗召见萧抱珍，对他十分礼敬，赐所居庵“太一万寿”匾额，元世祖升为“太一广福万寿宫”，赠萧抱珍“太一一悟传教真人”。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萧抱珍羽化后，世宗于大定十一年（1171年）召见第二祖萧道熙到金中都（今北京），担任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主持，使太一教开始在北京流传。此间，民间追崇他的人很多。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萧道熙冋归乡里，住赵州太清观。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世宗召他入北京皇宫内殿问以养生之道，道熙对答如流，世宗赐予他许多财物，并奉敕在太一万寿宫内立御赐额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萧道熙忽然思念栖真岩壑，传教于弟子萧志冲，飘然而去，不知所终。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赠“嗣教重明真人”。

 萧志冲（1151年一1216年），字用道，博州堂邑（今山东）人，号“玄朴子”。萧志冲继萧道熙住中都，于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赴太极宫（天长观之新名），诵经百日，七年（1207年），由于萧志冲在京驱蝗有功，金章宗赐给他“元通大师”称号，并任道教提点；后又为女官们治好了病，卫绍王即位后, 赐给他名叫“上清大洞”的道教法服。萧志冲在京期间，追随他的信徒每年多达数千人。金宣宗贞祐四年（1216年）七月，萧志冲在京羽化，享年66 岁，谥号“虚寂真人。”

 金朝灭亡后，由于太一道的第四祖萧辅道在继承教位之前就和忽必烈有来往，促进了太一道在元代初期的发展。萧辅道（？至1252年），卫州（今河南汲县）人，字公弼，号东瀛子。忽必烈诏至和林，应对称旨，留住宫邸。辅道凭借与元帝室的特殊关系，广交上层官僚、士大夫及文人雅上，使太一教渗透于各阶层。元定宗二年（1247年），赐号“中和仁靖真人”。羽化后，其著名弟子萧居寿继续掌教，是为第五祖。

 萧居寿（1220年至1280年），金末元初人。字伯行，道号淳然子、贞常大师，卫州汲县西晋里人。元世祖居住潜邸时，召见萧辅道，辅道向元世祖举荐萧居寿才识明敏，请传嗣为太一道五祖，元世祖命令居寿改李姓为萧，赐号“贞常大师”，授紫衣一袭。萧居寿嗣挈太一道纲领，持守成规，宏展道纪，信徒甚多。元世祖中统建元（1260年）春天正月，萧居寿奉诏于本宫设黄箓大醮。秋九月，又奉谕祈祓金箓醮筵，赐号“太一演化贞常真人”。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世祖特别下旨创建太一广福万寿宫于两京（上都内蒙古多伦和大都北京），建斋坛，领祠事，且裡祀六丁，至元十三年（1276年）赐给萧居寿“太一掌教宗师印”，掌管道教事务。至元十七年（1280年）萧居寿羽化。李全佑嗣为六代祖，蔡天佑继嗣为七代祖，直到泰定帝时，太一道仍盛行于大都（今北京）一带。

 金朝初年刘德仁（1122年一 1180年）创立真大道。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后，刘德仁应诏居住京城（金代称中都）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赐号“东岳真人”，使真大道开始在北京传播。传授真大道的人几乎遍及北方，信徒以“清静无为为本，真常慈俭为宝”"刘德仁传教38年后，传法于大通真人陈师正。元代加封他为“无忧普济开微洞明真君”。刘德仁羽化后，其教仍传衍不绝，金世宗曾多次征召道教各派的著名道士到中都天长观居住。金人与蒙古人激烈征战期间，真大道归隐于民间流传。直到元宪宗时，五祖郦希诚得到元宪宗的信任，真大道才改变了归隐于民间的局面。郦希诚（1182年至1259年），金元时妫川水峪（今河北怀来县）人，一名希成，号太玄真人。《重修隆阳宫碑》记载，曾居燕京天宝宫（位于北京南城），得元宪宗宠遇，赐改“大道教”为“真大道”，授“太玄真人”号，赐印玺、紫衣冠服等，受令总领道教事务。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1112年至1170年）于山东昆崙山（今山东牟平县东南）一带布道，收当地富豪马饪为徒，马饪

其筑庵居住，命名为“全真”，由此，凡是信奉其道的人，皆号称“全真道士”。于是全真道正式创立。王重阳在山东文登、宁海、莱州等地传道立会期间，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故“凡立会必以三教名之”，“劝人诵《道德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九年（1169年）四月创立“三教金莲会”，五月创立“三教七宝会”于文登，“三教三光会”于福川，“三教玉华会”于登州（今山东蓬莱），“三教平等会”于莱州（今山东掖县）等，广收弟子,大力发展全真道。

 全真道在北京广泛传播与发展，全赖于全真七子中的王处一和丘处机。王处一，字玉阳，号伞阳子，又号华阳子。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二月中，王处一求拜于王重阳全真庵，王重阳授给他“正法”和“玉阳子”之号。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世宗在中都诏见王处一，问他养生延年的道理，王处一回答说：“惜精全神，修身之要；端拱无为，治天下之本。”世宗十分高兴，让他居住在中都天长观，使全真道正式开始在北京传播。第二年，王处一请求回到山东。不久又回到了中都，居住在金世宗赐建的修真观和崇福观。王处一还特别为金世宗主持万春节（世宗生日）醮事。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章宗诏见王处一，问他养生延寿的秘诀，王处一回答说：“无为、清静、少私、寡欲。”又问他性命之奥，以“心运气，是皆无为自然斡旋造化玄元至道不为而成者”作为回答。再问他治国及边境的事情，王处一的回答都符合章宗的意思。次年（1199年），王处一乞求回乡养母，章宗特意赐给他“体玄大师”的称号。王处一竭力宣扬全真玄风，常与太宗、将军、巡检、县令、押司等文武官员，以及各阶层人士馈赠互答，凡劝人，皆以归玄修道、出家修仙为劝诫。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四月二十三日，王处一羽化升仙于天宝观。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追封为“玉阳体玄广度真人”，元武宗加封为“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

 丘处机（1148年至1227年）,号长春子。元代山东登州栖霞人。10岁出家，19岁入道，20岁于昆崙山栖霞洞拜王重阳为师。当全真道已成为北方大教，上显于朝廷，下示于民间时，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诏丘处机居住天长观，问他保身养命的方术，丘处机回答说：“抑情寡欲，养气熙神。”世宗十分喜悦，让他主持万春节醮事，并在宫中建庵供他修行，进一步巩固了全真道在北京的发展。金章宗继位后，山东发生反金起义，金廷为了抵御蒙古势力进入中原，无力平定，又重新起用丘处机前去招安，“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此后金哀帝多次下诏书请他，南宋朝廷也派人来请，他都予以拒绝。

 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远在万里之外的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札八儿持诏相请。丘处机带着为民请愿的决心，欣然同意，于次年（1220年）携尹志平等18人自山东莱州启程西行，旅途万余里，终于在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年）到达印度大雪山阳坡（今阿富汗境内），历时3年。见到成吉思汗后，丘处机劝谏说：“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听后，深有感慨，从而放弃了对异族百姓的大肆杀伐。1224年，成吉思汗命令丘处机居住燕京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在燕京全面发展全真道。不久，丘处机在燕京建立了八个教会，广招弟子，开坛演教。于是，燕京名豪富绅争相捐赠，修建宫观，使太极宫焕然一新。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皇帝下旨改“太极宫”为“长春宫”，丘处机在宫中演教，玄风大振。是年，丘处机羽化于北京，葬在白云观的处顺堂（今白云观的邱祖殿），前来朝拜的四方弟子多达万余人。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追赠他为“长春主道演教真人”，元武宗加封他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清乾隆皇帝称赞他：“万古长春，不用餐徴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丘处机羽化后，弟子尹志平居住长春宫，继续在北京弘传全真道。尹志平在长春宫东侧置地，建处顺堂，安葬丘处机。元太宗四年（1232年），太宗南征回京，命令尹志平入中宫，代祀于长春宫，皇后赐《道藏》一部。六年（1234年），太宗赐道经一帙。八年（1236年），尹志平前往终南山修葺祖庭，课受信徒。十年（1338年），传衣体于李志常。元宪宗元年（1251年）尹志平羽化，享年83岁。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追赠“清和妙道广化真人”。

 李志常（1193年志1256年），金元时开州观城（今属山东）人。字浩然，号真常子。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于莱州师事丘处机。二十二年（1227年）诏受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力承师志，在北京继续传扬全真道。太宗五年（1233年）敕命为燕京玄学总管，教蒙古贵族子弟十八人。七年（1235 年），奉诏筑道院于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十年（ 1238年），太宗赐封“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任全真掌教，成为全真道第七代掌门。宪宗即位，赐予宝诰金符，奉诏行使岳渎祭祀，举行金箓斋、普天大醮祀事。元宪宗六年（1256年）以教事付张志敬后羽化。

 经过尹志平和李志常掌管的全真道，逐渐在燕京长春宫完善了十方丛林制度。十方丛林也叫十方常住，从林意谓茂密的山林。十方常住道众荟萃，故常住有从林之称。十方丛林制度缘于王重阳创立全真教之初，王重阳著《立教十五论》，要求出家道上必须投庵，居处以茅庵草舍为足，不可求大殿高堂，道伴须详择明心、有意、有志之人，相与修学，并云游访道，参究性命；读诵道经当穷其本意，不贵记多念广；修炼从调心打坐入手，以性命混合为要诀等。至丘处机时，制定了一套系统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方法。据丘长春真人《律坛执事行为榜》记载，管理体制为民主选举制和分工负责制，任何人不得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管理方法采取执事制，分为：首领执事一方丈、监院；常住执爭一“三都五主十八头”、客寮、库账、经典堂号“八大执事”。另外根据不同情况设立专职执事和极个别小的执事。后来尹志平与李志常又辑成《三乘集要》，对方丈、监院、执事、道众严格要求不许收徒认义子或与俗人结拜为弟兄，违者，察情革除。并对客堂、寮房、罔堂、养症堂、老人堂、十方堂、号房、账房、经堂和道众的言行举止等作出了严肃详细的规定，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十方丛林制度。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遣使征诏正一道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到北京，设宴招待他，并赏赐冠服，封为嗣汉天师，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玄静真君”，主领江南道教事务，使正一道正式在北京传播。张宗演（1245年至1292年），信州贵溪（今属江西）人。字世传，号简齐，曾两次在元大都（北京）设醮。忽必烈在北京建崇真万寿宫（今宣武区盆儿胡同东），任命张宗演及随行弟子张留孙任该宫观的住持。崇真万寿宫是正一道在北京的重要道观。张留孙随张宗演到北京后，一直留在京城，在元武帝（1308年一至1311年）时，当上了集贤院主管。

 张留孙（ 1248年一1321年），字师汉，元初正一派著名道士。信州贵溪（今江西贵溪）人。至元十三年（1276年）随师赴大都朝觐元世祖，世祖十分赏识他“七分神仙，三分宰辅”的美好形象，留侍身边。元世祖经常诏问，张留孙教以“虚心正身、崇俭爱民以保天下”之法，深合皇上的意思。曾为真金太子、昭睿顺圣皇后祈禳治病，疗效显著，世祖想要任命他为天师，他坚决不同意，只好称他为上卿，赐给宝剑，敕建崇真宫于两京，让他居住，掌管祠事，并赐给他良田栗园若千顷，他的高弟门人全给住处和马车。至元十五年（1278年）授给他“玄教宗师、道教都提点”，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佩银印。大德中，加号“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追封其祖上三代为魏国公。元武宗即位，升他为“大真人知集贤院大学士”。元仁宗即位后，加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刻玉印赐给他。他门下高徒75人，其中吴全节、夏文泳、 王寿衍、孙益谦等七人敕赐真人号，分别任江南各地道教提点，何恩荣、李奕芳等九人以玺书命为道教提点。张留孙羽化后，被封为“道祖神应真君”，翰林学士赵孟顺为他撰写纪念碑文。

 张留孙以羽士的身份留在皇帝身边50余年, 历事八帝，在北京德高望重。他曾为元世祖敷演“黄老清静无为、圣人在宥天下”的旨意，十分契合皇帝的宗旨。世祖想要任命鄂勒哲为相时，事先就与他商议，曾为太子取名。元武宗时曾进讲《老子》推明谦让的道理。元仁宗当太子时，留孙曾经为其主讲《南华经》，仁宗即位后，还常常涌读他话。当时朝中大臣故老、名儒耆旧，没有不与张留孙有交情的。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张留孙的弟子吴全节來到北京，拜见元世祖，于元成宗大德二年 （1298年）任崇真万寿宫提点，协助张留孙设醮。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授给吴全节“玄教嗣师”的称号，赐银印，秩视二品。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武宗赐“七宝金冠织文”的法服给吴全节。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张留孙羽化后，英宗制授“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给吴全节，命令他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务，赐玉印一枚、银印二枚。吴全节雅好结交上大夫，当时大臣硕儒多与之交游，曾举荐陆贽、吴澄等人给皇上。至正六年（1346年）吴全节羽化，张留孙弟子夏文泳掌教。在集贤院里，正一道与全真道，均有高道名列其中。

 金元统治者对全真道、太一道和正一道一视同仁。成吉思汗曾编定了成文法典，法典规定必须无区别地対待一切宗教。各教派的掌教和代表人物都曾奉诏至北京，有的入住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有的在大都另建宫观。如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于今复兴门内成方街建成的大都城隍庙；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道士在朝阳门外建成的九天宫。延祐六年（1319年），张留孙在朝阳门外自资兴建的东岳庙。另据《顺天府志》记载，还有潘德冲建的固本观，宋道安建的长生观，宋德芳建的清都观，王志明建的洞神观，王慧舒建的清远观，何志邈建的兴真观，何守夷建的清真观，李志方建的真元观, 霍志融建的崇元观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宫观大都已不复存在，但这些都可以说明北京道教发展到了最为鼎盛的时期，堪为全国道教的中心。

 五 明清时期的道教

 明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约朿，使北京道教逐渐走向衰落。

 明代，北京道教的发展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直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年一1424年），成祖朱棣特许在北京建造规模宏大的都城隍庙，成为祭祀城隍最高庙宇，并敕命北京全真道士以白云观“处顺堂”为中心扩建长春宫，从此“白云观”代替原“长春宫”的地位。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继位，张宇初到北京参加祝贺，成祖赐给他缗钱修葺大上清宫，并让他陪祀北京天坛。张宇初，字子璿, 别号耆山。父亲为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嗣教为第四十三代天师。永乐四年（1406年）夏天，成祖又命令张宇初“编修道教书”，通类刊板。明《道藏》正式开始修编。永乐五年（1407年）曾经三次建斋箓于朝廷，成祖厚赐珍物, 并给驿券还山。六年、七年两次奉旨在武当山寻访三丰真人。从永乐四年至八年（1406年至 1410年）间，撰成《道门十规》，分别叙述了道教宫观执爭, 游方参访，住观修行，修造宫观，度支钱粮之规章，进一步稳定了正一派宫观的管理基础。永乐八年羽化，弟弟宇清嗣教。

 同时，明成祖朱棣称帝以后，为了酬谢真武神功，还在北京城的东北修建武当庙宇，每年派人前去祭祀。成祖还为道教斋醮谱曲、撰词，即今存于《道藏》中的《大明御制玄教斋醮乐章》。继成祖之后各朝，基本贯彻了前两代所制定的宗教政策。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元年（1426年）晋封张宇清为大真人，管理大下道教事务。宣德三年（1428年）又封继任者张懋丞为真人，四年，进大真人。

 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年），在皇城西北（今西城区阜成门西大街）修葺创建于元代的天师府，并改称朝天宫。宣德八年（1433年）建成，成为明代最大的皇家道观。

 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正式赐白云观匾额称“敕建白云观”，同时英宗不但封继承张懋丞的张元吉大真人号，还组织道士于正统十年（1445年） 完成《正统道藏》的编纂刊印，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颁赐天下道观。由此，北京白云观得《正统道藏》一部，并于天顺元年（1457年）复诏道士蒋守约到北京，提拔为礼部尚书。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授给顺天宛平（今北京）人崔志端太常寺赞礼郎。十七年（1481年）补寺丞。十八年（1482年）补少卿。明宪宗还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首开传升道官制度，诏第四十七代天师张玄庆入北京，授给他“正一嗣教保素继祖守道大真人”，管理道教事务。并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重修朝天宫。

 明孝宗时，升迁崔志端为尚书，成为明代第三个道上尚书。崔志端，初由神乐观道上充当乐舞生。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年）迁卿。十七年（1504 年）进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

 及至明世宗朱厚熜时，北京崇道活动达到了高潮。明世宗一方面崇尚道教斋醮，一方面任用道士与方士，笃信方药。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诏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令“专司祷祀”，祈祷雨雪，“有验”，世宗封他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领朝天、显灵、灵济三宫事务，并赐给他金、玉、银、象牙印各一枚，管理全国道教事务。邵元节（？至1539年），江西贵溪人。嘉靖六年（1527年），邵元节曾从北京回到龙虎山，后又被诏回北京，献风云雷雨坛。后又建醮祷告，三年后皇子出生，世宗非常欢喜，封元节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随后邵元节又举荐陶仲文给世宗，得世宗宠幸。

陶仲文（? 至1560年），初名典真，湖北黄冈人。嘉靖十八年（1539年），陶仲文继邵元节总领道教，曾经随世宗南巡有功，世宗授给他“神霄保国宣教士”，又封他“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称号。世宗生病，陶仲文为他祈祷，世宗痊愈后，授“少保”、“礼部尚书”的职位给陶仲文，又加授“少傅”、“少师”。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 陶仲文又轻典入狱，平息北京灾异，世宗以平狱有功，封他为恭诚伯。他的徒弟弘经、永宁也被封为真人。此后，世宗还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为其皇考和皇妣上道教尊号，又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俨然以道教教主自尊，使明代前中期北京道教发展达到了极为鼎盛的局面。

 明神宗时，神宗诏正一道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到北京朝觐，神宗亲自书写“宗传”字额赐给张国祥，并赐给张国祥玉刻“宗传之印”，即元坛印。敕命重新修理位于朝天宫内的府第供其居住，御书真人府额，下旨聘驸马都尉谢公诏之女为婚配。凡六礼之费，悉出于内帑。张国祥在北京13年，宠赍甚渥。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上元节，张国祥奉旨校梓《万历续道藏》，编辑了《续道藏》杜字号至缨字号，刊印流行。后来，习惯上把正统版《道藏》叫做正藏，张国祥续修的叫做续藏。正藏与续藏合起來就是今日的《道藏》。张国祥还续《汉天师世家》至四十九代真君，辑《龙虎山志》两卷。

 虽然明代严格限制道教私建宫观，但在北京仍建有妙峰山娘娘庙、前门关帝庙、护国洪慈宫、崇元观、白马关帝庙、东坝娘娘庙、崇文门外火德真君庙、和平门火神庙、广安门外六里桥西南五显财神庙、旧鼓楼大街北药王庙、德胜门外玉虚观、门头沟大村乡娘娘庙、房山良乡西吕祖庙、通县城内西大街伏魔大帝宫等十多处道观。

 清代以后，北京道教发展缓慢。清朝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笼络汉人，对道教尚加保护。顺治六年（1649年）六月，清世祖封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赐敕印，管理天下道教事务。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世祖召第五十三代天师张洪任到北京，命令他驱除外藩妖害，劾治立应，奖励丰盛。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月，世祖谕礼部曰：“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

 同时，清世祖还支持王常月在北京的阐教活动。王常月号昆阳子，山西潞安府长冶县人。明末清初，正值兵荒马乱，北京白云观道士几乎全部遁隐山林，王常月来到白云观，率领余众毅然居住了下来，不久便被道众推举为白云观住持。顺治十三年（1656年），王常月被封为国师，得赐紫衣，三次奉旨在白云观主讲经论。不久便在白云观开坛传戒，传授道徒1000多人，使道教在北京曾一度中兴。后來他又到南京隐仙庵，在江浙一带授受道徒；又到湖北武当山传授道戒。王常月所传戒法分为三等，即“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称为“三堂大戒”，后成为全真道的授戒法规。由于王常月的努力，使久衰不兴的全真道龙门派得到了恢复发展，成为清代最大的道教派别，历史上将此称之为“龙门中兴”。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常月以其衣钵传授给弟子谭守诚，在北京白云观羽化，世行 159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追赠他为“抱一高士”，并在白云观西院建飨堂，塑法像，岁时祭祀，道教内部尊称为昆阳王真人。

 同时道教正一派于康熙年间（1662年至1722年）在北京正阳门外修建了天师府。康熙二十年（1681年），圣祖召第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到北京，命令他祷雨，颇有灵验，赐御书“碧城”以为号。雍正年间（1723年至1735年），改建京师天师府至地安门外。雍正皇帝倡导三教合一，对道教较为重视。雍正元年（1723年），世宗皇帝授给第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为光禄大夫，并于雍正四年（1727年）诏见张锡麟。

 同时对龙虎山道士娄近垣大加宠信。娄近垣（1689年至1776年），清代松江娄县（今上海）人。字三臣，号朗斋，又号上清外史。雍正五年（1727年）随第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入北京。雍正八年（1730年）， 娄近垣以法箓符水治愈雍正的病，被封为龙虎山钦安殿主持，四品位。雍正十一年（1733年），世宗修大光明殿，赐给他居住，封他为“妙正真人”。乾隆即位后，封他为通议大夫，三品位，掌管道录司印，主持北京东岳庙。

 乾隆以后，逐渐忽视道教。例如：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到北京时，顺治皇帝只赏给一品印，而到乾隆皇帝（1736年至1795年）时，降为正五品。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规定：“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廷宴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年），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停其朝觐，不得来京”。禁止天师出入皇宫，取消正一真人封号。清末道教在北京仍有一定基础，田产收入亦相当多，仅白云观在清末民初就有土地 5800余亩，但道士中道行著称者越来越少，理论教义发展停滞，教团力量日渐衰弱，社会影响力量减弱，北京道教日趋衰微。

 晚清时，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来自北京房山县城隍庙的道上在北京白云观同众公议，重续马祖遇山派八十字。光绪皇帝（1875年至1908年）的二总管太监刘诚印，带领宫中太监集体加入了道教，并创立了道教霍山派。自此很多太监便将自己在宫中的收入用于修建道教的宫观，有些是几个太监合资。收入少的小太监也将积蓄资助某个道教宫观，以备年老离宫后，作栖身之所。清亡，太监随皇系离宫，一些有资财的太监便以所建道观为家，买地买房出租或经商，这类道观在北京有二十多处，主要有：

立马关帝庙。在海淀区蓝靛厂，有土地16顷，并开德全久、德元兴、德 元成三处油盐店。

 金山宝藏寺。在西郊颐和园北。太监小德张送地一顷，负责人张静轩，后离寺经营东安市场的会贤球社及王府井大街的宝荣斋食品店。

 黑山护国寺（现八宝山革命公墓）。有土地四顷。

 北长街兴隆寺。在西城北长街内。是穷苦太监集体的养老处。

 光绪壬午年（1882年），高云溪方丈传戒于北京白云观，白云观道士陈明霦才华出众，深得高云溪方丈的喜爱，高云溪方丈传给他授戒大法，当时监戒大师张明治也将所学全部传授给他。光绪十年（1884年）高云溪方丈再次开坛传戒，陈明霍于是被推举为演礼大师。同年，又被道众推举为总理，都管各执事，创修白云观后花园工程，襄办永久会务，置买田地等。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被道众选举为监戒大师，后又任证盟大师。他肩负重任，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誓守庙土，毅然与联军长官接洽，签订保护居民条约，使乡民财产转危为安。后又将庙产香火余资竭力捐赠，在京城创办小学校，招邻里子弟人校读书，功德无量。宣统元年（1909年），担任白云观监院。

 此间，北京道教还有南无派从第二十代宗师刘明瑞起主要活动于北京一带。刘明瑞（1839年至1931年），字秀峰，号盼瞻子，又号敲斫道人，顺天 府宛平县齐家司桑峪社灵水村人。他平时不喜欢功名利禄，爱好名山大川，曾经表演道法于龙门（派）、授受道法于南无（派）。晚年隐居在千峰山桃源观（今北京西山凤凰岭桃源观），潜心著述，著《敲斫洞章》（《盐铁录》）、《盤熻易考》、《道源精微歌》三部丹经，阐发道教内丹思想，在民间影响很大。刘明瑞后來传道法于赵大悟。赵大悟（I860年至?），名避尘，道号顺一子, 又号千峰老人，北京昌平县阳坊镇人。光绪初年，赵大悟得便血之病，祖母带他到千峰山桃源观，求庙内刘明瑞道长看病，痊愈后，拜刘明瑞为师，得名赵大悟。后四处云游遍访明师，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在北京三 官庙内得广四爷真理。

 六 民国时期的道教

民国初年，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只剩9名道士，道观的一部分改为小学校，还有一部分被警察局占用。民国年间，白云观里还供有菩萨像，有全真和正一两派的道士居住，甚至还有佛教的僧侣在白云观修行。

 民国时期，为了振兴道教，北京白云观方丈陈明霦于1912年发起成立“中央道教会”，争取生存，力图发展。陈明霭，法名至霦，字钟乾，号毓坤，道号玉峰子。曾于辛亥年（1911年）被道众推举任方丈。他阅历精深，待人治事素以慈善为怀，于民国三年（1914年）开坛传戒，宣演大法，得皈依弟子320余人。民国九年（1920年），又开坛说戒百日，得皈依弟子400余人, 为全真龙门宏扬教义作出了榜样。虽然如此，道教组织失去了经济基础，国民政府対道教没有财政支持。但在北京等地举行的传戒活动，却得到了上至大总统黎元洪、下至省长、商会会长等人以私人名义的赞助。

 民国九年（1920年），南无派第二十一代宗师赵避尘，在北京文昌阁受谭至明法诀，传金山派，赐名赵一子。同年5月，因故受狱刑，绝食九日，得释。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复入狱，四月出狱后，开始度道结缘，度弟子800余人，创千峰先天派。

 1928年，民国政府公布了神祠存废标准，作为对宗教的政策。其中与道教有关部分，规定应保留祀奉的神是伏羲、神农、黄帝、仓颉、禹、孔子、孟子、岳飞、关帝、土地神、灶神、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三官、天师、吕祖、风雨雷电等；应废除祀奉的神是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文昌、送子娘娘、财神、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画符念咒都是不善道教，故应废除。这种规定，在当时没取得实际效果，有些废存的内容还自相矛盾。清代和民国年间，道教虽不景气，但民间仍一如既往地崇拜诸神，赶庙会的活动却日益兴盛起来。

 日本侵华期间，道教界在政治立场上发生了分裂。1941年，日寇加强对华人宗教的控制，企图利用道教笼络人心，为其侵略、奴役华人服务，成立伪华北道教总会，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为会长，以火神庙主持田子久为副会长，受到北京地区广大道教徒的反对。

 七 新中国成立后的道教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和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妥善解决了人民群众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矛盾。政府保护公民个人宗教信仰自由，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从而也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作为五大传统宗教之一的道教，其宗教活动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0年，北京市尚有道教宫观67处，乾坤道士近200人。在爱国道教界人士倡导下，宫观中的封建制度被废除。并成立抗美援朝分会，组织生产劳动，支持抗美援朝。1953年6月，成立学习委员会。1954年，在政府支持下，又成立了北京市佛道教寺庙管理组，前门关帝庙的刘之维道长任副组长,对寺庙财产进行了清点造册，各城区组织互助组，对寺庙危旧房募款修缮，妥善安排道众生活。1956年，为了管理好全市的庙观，提高道众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觉悟，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刘之维把全市的道众组织起来，并与北京佛教界联络，共同成立学习班，实行自教自学，共同提高。他还与北京市佛教界协同管理佛道寺庙管理小组，抓好庙观管理，历任佛道学习班副主任和道教寺庙管理组组长。同年，全真派第一从林白云观由政府出资重新修复。刘之维在担任中国道教协会筹委会委员的同时，还担负维修白云观的工作。1957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会址设在北京白云观，刘之维当选为常务理事。1959年，刘之维与佛教界联合办起北京嘉兴寺塑料厂，担任副厂长兼统计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多数道教宫观被拆毁、占用；道士被遣散；道教经书、法器、珍贵文物受到破坏。此间，刘之维等被“红卫兵”批斗，但仍坚持保护白云观的文物。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落实。1979年, 中国道教协会恢复工作，道教界领袖又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刘之维担任白云观监院，重新主持宫观事务。1980年，政府拨款再次修缮北京白云观，刘之维第二次主持白云观的修缮工作，使白云观修葺一新。1982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宫观之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北京市风景名胜。1983年，白云观修缮竣工。1984年，白云观陆续从外地请來老道长和來观参访的年轻全真道士常住，加上中国道教协会的全真、正一两派道士,当时在观中的道士有60多人。同年，白云观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 实行十方丛林管理制度，推选了监院、知客、都管等执事，并开办劳动自养的“白云观服务社”，包括旅馆、餐厅、停车场、道家书屋等。

1986年，刘之维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主持教务工作。同年，黄信阳当选为白云观监院。1987年，为适应民俗节、活跃人民节日文化生活与满足信众迎祥祈福的需要，在西城区文化局和中国道教协会的协同下，白云观恢复了春节庙会，更名为“白云观民俗迎春会。” 1989年1月，刘之维在北京仙逝，享年75岁。1989年，白云观制定了《北京白云观接纳道教居士办法》，恢复了北京道教居士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宫观管理体制，由监院与执事管理教务，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同年，白云观举行了方丈升座和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开坛传戒活动，王理仙当选为白云观第二十二代方丈。1990年，中国道教学院在白云观成立。1993年，北京白云观与香港青松观、台北指南宫在白云观联合举行了祈福纳祥、消灾度厄、护国佑民的“罗天大醮”活动。同年，白云观还举办了道教音乐研讨会。1994年，中国道教协会在白云观召开第五届二次理来会。1995 年，中国道教学院在白云观举行第一届进修班、第二届专修班毕业典礼。到 1995年底，除白云观外又有东岳庙、妙峰山娘娘庙、丫髻山碧霞山元君庙等道教庙会作为民俗庙会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