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古渡与蓟城地理位置变迁探讨

卢沟古渡与蓟城地理位置的变迁

卢沟运伐图，元

探寻北京古驿道和古桥，首先要知道北京古城或中心在哪里。

元明清的北京古城是很清楚的，就是今日的北京市中心。各条古道的起点不一，以前通常以当地县衙为起算点，如北京东部就在大兴县衙所在地——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路东的大兴胡同，北京的西部在宛平县衙所在地——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大兴县和宛平县，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建立，为顺天府两个附郭县，以中轴线为界，城东部及郊区属大兴县，城西部及郊区属宛平县。今天东城区公安分局大院就是当年大兴县衙所在地，县衙对面，就是大兴城隍庙。后来，各条古道或国道的起点简化为各个城门关口，简称城关。

2006年9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正阳门下设立了中国公路零公里点标志，成为中国也是北京公路起点的象征。标志安放在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地面上，在正阳门、毛主席纪念堂、国旗杆、天安门一线的中轴线上，范围是1.6平方米，用青铜合金铸造，以古代表现方位的四方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放射线为条幅的车轮代表以首都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中国公路网，造型古朴庄重。

在元代以前，北京的辽金故城以至于可以上溯到东汉以后至隋唐幽州（涿郡）时期，经考古证明其位置大致在今广安门内外。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在广安门南、外城西护城河滨河公园西侧，特意竖立了蓟城纪念柱和北京建都纪念阙。纪念柱正面最上方雕刻着侯仁之先生撰写、书法家康雍书写的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柱前立有石碑，石碑的正面镌刻着侯仁之先生所撰写的《北京建城记》。此碑一立，似成定论，实则引发了更深入的探讨。因为长期以来对于东汉以前的古蓟城和最早的蓟城、最早的燕都在哪里？还是一头雾水。

根据史书记载，北京最早分为燕（匽）、蓟两个方国，西周初期的古燕都和古蓟都都在现在的北京市范围内，“蓟、燕俱武王立，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1]“燕都迁到蓟城，大致在西周中晚期。大约从燕昭王时起，燕同时有上、中、下三都（燕上都为古蓟城，燕中都为汉良乡故城，燕下都为易县武阳故城），而以上都蓟城为首都。”[2]因为燕国屡被北方山戎侵掠，国家档案被毁弃了，以至于燕国的早期历史记载非常模糊。除了立国受封，西周时期的燕国史，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一句带过：“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虽然古蓟国和古蓟城的位置至今难以确定，同样一直处于茫昧中的最早的燕都倒首先被发现了，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的房山董家林西周燕都遗址，正好处于通往古蓟城的太行山东麓大道上。那么这条大道的顶点就应该是古蓟城所在。根据古代文献和考古信息，有些专家学者如赵其昌先生认为应该在石景山古城一带，如民间学者王春通过研读《水经注》和实地调研，做了大量考证，论证石景山古城就是最早的蓟城。笔者基本上赞同这个推断，许多论证亦指向北京城西，当然还需要更多的文献考证和考古证明。

京杭道里图，卢沟桥

由此，对于北京古代卢沟河渡口河桥梁的变迁，可以做出下述几点推测：

1）远古时期，即新石器时期至夏商以前，北京还没有出现城市的时候，最早的聚落也是星罗棋布，但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及西山、燕山山前低矮丘陵台地一带，如上宅、东湖林、北埝头等古人类遗址，少量的深入到平原沼泽地区，如王府井古人类遗址。那时的道路处于草昧状态，多为依循兽迹狩猎或取水拾柴的径迹。

2）夏商之后，特别在商周交替之前，北京已经出现了固定的居民点，农业也在发展。如武王伐纣后能够封黄帝之后或帝尧之后于蓟，[3]说明此处早已有了近于“方国”的城邦，或具有建立方国的条件了。比照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与其近在咫尺（相距仅30公里）的蓟国国都，且出于相互防备的推测，当在大河（㶟水）之北、背靠大山的有利位置。此前的永定河自石景山南的麻峪向东北流，且呈现散漫乱流状态。[4]其北至清河，南岸为老山、八宝山北麓向东至积水潭，造就了古高梁河和“三海大河”。[5]7000年前，沿老山、八宝山南侧的古㶟水形成，成为古永定河的主河道，直至东汉以后尚在此位置向东偏南、经北京城西南、白纸坊南侧向东流去。[6]这样，在这条古㶟水北侧至石景山东北的四平山、黑头山之间就让出了一片洪积平地，足以供古国蓟城的建设。而且其北有山，西南两面临河，非常有利于军事防御。那时，卢沟古渡的“第一代”前身当在今鹰山至衙门口西侧一线，可称为鹰山古渡。

3）自燕并蓟起，作为燕都历春秋战国及至秦汉古蓟城时期，虽然都城未动，但也有可能古㶟水再次或往复威胁古蓟城的安全，加之秦始皇堕六国城郭，也致使燕国的地面上的历史遗产被反复摧毁湮没，使得后人无从了解古燕国和古蓟城的面貌。此时期的蓟城古道的关键节点可能就在鹰山古渡北岸，向北可进入古蓟城，向东则沿古㶟水北岸通向今广安门及迤东方向，可称其为广安门古道。若向北穿过古蓟城可沿古高梁河北岸和山前地带向东北至昌平。处于秦汉之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评价燕都蓟城：“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可理解为燕都居于碣石（石景山或北京西山）之前，向东以至于海。战国时期的古蓟城，“它的第一身份，首先是中原王朝分封于北方的最大方国燕国的首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支中心；同时也是中原王朝为抵御北方戎狄南侵构筑的前沿军事堡垒，和向北方胡狄地区开疆拓土的前哨据点要塞。”[7]

4）东汉以后至北魏，北京道路的零起点从古蓟城移到了广安门附近的新蓟城，具体时间难以确指，当在西晋永嘉元年（307年）之前。[8]《水经注》说㶟水（清泉水）：“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作者郦道元（446或472—527）提到了蓟故城，相应则有新蓟城。估计是古蓟城经不住古㶟水的泛滥冲击，还有地震、战争的影响。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此处土地空间狭小，连城外驻军的地方都非常窘迫，缺少回旋余地。随着东边直到“三海大河”周边广大农田的扩展，北京小平原获得了很大的开发。如三国魏镇北将军刘靖造戾陵堰、开车厢渠就在此前（250年）。[9]而且东汉至唐代，古㶟水也逐渐向南移动，[10]将今西便门至右安门之间的广阔区域“让出来”了，而且通航到此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加之自鹰山古渡经今广安门古道向东的日益“发达”，推测这条古道才是北京最早的秦汉驰道。最终在一次致命的大洪水之后，人们彻底废弃了古蓟城，在广安门地区建起了新蓟城，这就是隋涿郡、唐幽州、辽南京和金中都的前身。之后，漕运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辟真正来到了蓟城门前，进一步增强了一座大城发展的条件。此时，卢沟古渡的“第二代”前身可能出现在今六里桥至右安门之间，以利于南来北往的商旅走上广安门古道和径直进入新蓟城。

5）隋唐时期，最近有学者在一方新出土的唐“云麾将军李神德墓志”中却看到了目前关于卢沟河名称最早的实物依据，李神德墓志刻于唐玄宗开元廿六年（738年），距金代建卢沟桥要上溯400年。志文中刻有李神德与夫人张氏合葬于“幽府城西南叁拾里福禄乡泸沟河西鹿村西北百步平原”的记载，明确提到了至少在开元年间已有卢沟河的名称了——写作泸沟河。[11]此碑于2002年11月在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乡高佃村北（大宁水库下游）的永定河河床中出土，唐代为福禄乡西鹿村西北，且西鹿村位于泸沟河西侧，西鹿可能就是泸沟之西的意思。说明泸沟河此时已经流到今西南五环路位置，墓地刚好距离唐幽州（蓟城）西门30里地（15千米）。不排除西鹿村还与大兴的芦城可能有关，芦城村有汉代闾城古城，至今仅残余一小段古墙，号为“土龙”。明《北平图经志书》载：“闾城在（北平）城西南三十五里，相传呼为闾城，而莫知置废之由，其南门外旧有二石兽。”闾读为芦，芦与鹿音同。芦城今为东芦城、西芦城村，已经位于永定河东岸2.8千米。考虑上述信息，卢沟河可能在唐贞观之后自鹰山古渡以下分为两汊，一汊东南流至蓟城南侧白纸坊，名为桑干河；一汊南流至芦城，名为泸沟河。蓟城外有一古渡过桑干河，今卢沟桥附近有一古渡过泸沟河。

6）自唐以后，古㶟水继续向南“分脉漂移”，其主河道最终在金代明昌三年（1192年）被卢沟桥锁住，虽然其间和其后多次发生决堤改道，但都被回归到卢沟桥下。此后的永定河的漂移运动都发生在卢沟桥下游了。卢沟古渡的“第三代”前身才是后来卢沟桥的真身。

上述分析仅是根据历史趋势的合理推测，关于卢沟古渡的具体位置不一定准确，但它一定是随着永定河的迁徙而流变的，其变化则是肯定的。这样，卢沟古渡与蓟城的关系，就不是古城在迁移，而是卢沟古渡在迁移，特别是卢沟古渡向着远离蓟城的方向，随着河床向西南一带移动，最终固定到了现今的位置。当得起北京历史第一桥地位的当属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30华里的永定河畔宛平城西关之外。卢沟桥的前身为一悠久的渡口，作为渡口这一点在宋及辽金时代的历史文献中记载得清清楚楚，但一定晓得这个古渡口不是最早的。

北京城是在古永定河渡口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从蓟城沿太行山东麓南行，可直达中原腹地；向东北穿燕山峡谷沿大凌河道前行，可与东北各族联系；向西北出居庸关和永定河官厅山峡及两侧山道，可达内蒙古草原和晋北陕北地区。永定河上的渡口历史和北京的文明史、建设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京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次指出卢沟古渡在北京城变迁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是侯仁之先生。1949年夏初，侯仁之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是中国学者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规范，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研究北京的城市历史地理专著。他从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水源问题入手，揭开了北京原始聚落的产生和城址变迁的轨迹，全面论述了自西周直至明清北京城的演进轨迹及其地理特色。[12]侯仁之先生指出北京城是从永定河畔的卢沟古渡口的原始居民点生发的，随着永定河的泛滥，居民点逐渐向地势高处迁徙，直到广安门附近才稳定下来，这就是北京燕都古蓟城、汉蓟城、唐幽州城，直到辽南京、金中都的由来。

笔者非常钦佩侯老的开创性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从总体规律上也赞同侯老提出的北京从原始居民点到辽金北京甚至元明清北京城随永定河迁移的观点。但在具体的迁徙机制和迁移方向上，特提出与侯老的推断有所不同的认知。

首先，卢沟古渡口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一点相信侯老也是这样看的。我们可将“卢沟古渡”这一名称当做历史上从石景山至大兴芦城东西南北范围内存在过的永定河古渡的代称，而且卢沟桥古渡口相对来说不是最久远的，而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渡口。随着永定河的泛滥，不仅原始居民点在逐渐移动，卢沟古渡也在迁移流变，而且比居民点的移动速度可能还要快。

其次，原始居民点与古永定河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进我追”的状态，基于中国人民治水的坚韧和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古永定河的自北而南的迁徙也有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也是迫于劳动人民的阻截而向南移动的，当然中间充满了你进我退的拉锯战。

最后，北京原始居民点在古永定河的洪积冲积扇的广大区域，伴随着众多古河道和其间间杂的农田发展、凝聚和增长，最终在石景山古城地区、卢沟古渡之鹰山古渡北侧聚集成为燕蓟古都，在当时国人的奋斗下，阻住了洪水的反复冲击，迫使古永定河向东南发展。这应该是北京最早的治河壮观画面。大约历经800年，燕国人将都城从石景山下的古蓟城搬迁到了今北京西南部的广安门附近，可以说是迫于古永定河的泛滥，但更大的可能是为了国家与国都的发展，需要开辟更大的空间而采取的行动。这个行动的最终结果，古永定河被迫向西南移动。其间古永定河可能在唐贞观至开元年间，自鹰山古渡以下分为两汊或多汊漫流，其中最北的一汊东南流至蓟城南侧白纸坊，名为桑干河；最南的一汊则南流至卢沟桥和芦城方向，名为泸沟河。[11]宋以后逐渐合脉于向南流的泸沟河，经过金章宗座定卢沟桥，再到清康熙稳定下游河道，更名为永定河。

本文关于古蓟城位置的观点与博友王春的观点不谋而合。本文亦征求并得到王春的帮助，特此感谢！

[1]【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蓟、燕俱武王立，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

[2]《水经注•易水注》："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北宋《太平寰宇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明《永乐大典•顺天府志》："良乡县，春秋、战国时，在燕为中都，西汉置良乡县。"

[3]《礼记·乐记》：“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4]景爱，北京石景山、八角山、老山与古永定河的走向，历史地理。

[5]岳升阳，苗水，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6]岳升阳，苗水，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7]陈平，北京初为王都———燕昭王以蓟为燕上都，2014年3月，郑严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engyan0828。

[8]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今岁荒民饥，未得南还。辄权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依高山显敞，以即安神柩。假瘗燕都，寄情山冈。永嘉元年（307年）四月十九日己亥造。”1965年7月，因北京地下铁道施工时出土于地铁八宝山站东侧，东距八宝山革命公墓约500米。其地在蓟城以西二十里，如此向东位于今海淀区会城门附近，是为东汉之后蓟城北门。

[9]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镇守蓟城，派军工造戾陵堰，拦截湿水（永定河），经过人工开凿的车箱渠，下游利用古高梁河道，向东到潞县(今通县境内)入鲍丘河。晋元康五年(295年)戾陵堰被洪水冲毁，水门（水闸）也被冲坏。刘靖之子刘弘派一千多军工修复。北魏神龟二年(519年)幽州刺史裴延派卢文伟主持修复督亢渠（位于今河北省）和戾陵堰，共灌田百余万亩。北齐开统元年(519年)幽州刺史斛律羡，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水（今温榆河支流）灌田，将灌区发展到温榆河地区。

[10]岳升阳，苗水，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1] 李神德墓志铭，紫气堂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9d1f000102yd0b.html

[12]朱祖希《北京城——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正阳书局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4月。

[13]王春《北京地区的汉代古驿道粗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