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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版画中最早的北京城(上)

2021-11-26 18:24|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秦风|来自: 旧京图说

摘要: 在摄影术未发明之前,纪实绘画实际上具备了今日照相的功能,又因印刷传播的需要,图画刻版的技术一日千里。165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向中国派出使节团,西方人第一次有组织地来到中国。荷兰使节由广州登陆,经福州,北 ...

在摄影术未发明之前,纪实绘画实际上具备了今日照相的功能,又因印刷传播的需要,图画刻版的技术一日千里。

165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向中国派出使节团,西方人第一次有组织地来到中国。荷兰使节由广州登陆,经福州,北上南京,穿越山东、河北,再由天津进入北京城。时值明清交替之际,他们不仅饱览中华风光,会见明清两代的官员,纪录了民间社会的情形,也听闻了十年前清军在扬州屠城的悲剧。随团画师约翰·尼尔霍夫(John Nieuhof)一路走一路画,纪录下西方人眼中最早的中国形象。

17世纪荷兰版画家根据荷兰画师尼尔霍夫的画,制作的版画北京城远看图。图中描绘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取道通州向北京城进发时看到的情景。恢弘的城墙、城门、城中的宝塔、远处的西山和蜿蜒在山上的长城,这些都是典型的北京元素。这幅版画后来不断地被欧洲其他画师翻刻,它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最早的北京形象。但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原首图副馆长韩朴告诉记者,在尼尔霍夫画作原稿中并没有此图。这幅版画很可能是版画家根据尼尔霍夫的诸多北京写生图综合而成。

1665年,荷兰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出访大清帝国记闻》正式出版。书中版画家根据尼尔霍夫所画的300余幅图画,创作了版画。其中一幅北京城远看图,给西方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它也成为三个半世纪前欧洲人心目中的北京城,被多次翻刻,着上美丽的色彩。

1792年9月,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勋爵展开了为时两年的远东之行,希望打开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大门。中国皇帝将英使节团当成传统的朝贡团,与一般周边小国贡使团并列,予以接见,随后即勒令他们三天内离开北京。

尼尔霍夫著作中的首页,以大清皇帝的威仪展开中国见闻的纪录,下方的囚犯哀求着皇帝赦免他们的罪。整幅画反映的是大清王朝皇权强大无比,这也是西方人对当时中国国力的敬畏表现。不过从画中人物的服饰、五官来看都有明显的西方色彩,特别是囚徒脖子上戴的枷锁,更为夸张,带有创作者很多主观想象的色彩。

虽然马戛尔尼使节团并没有完成使命,但他们发现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马戛尔尼团的不同成员后来在英国所发表的中国见闻图文纪录,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其中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的铜版画几乎是19世纪初中国图像的“样板”,备受推崇。威廉·亚历山大作为马戛尔尼团的绘图员,随团由天津进入北京,但没有被安排赴热河晋见乾隆皇帝。尽管如此,他凭着亲眼目睹和同行者的描述,画出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水彩画,并陆续被精选刻成单色和彩色铜版画。其中最著名的是1797年使团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出版的三册巨著《大不列颠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书中采用了威廉·亚历山大44幅单色铜版画。接着,1805年出版的《中国的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采用了威廉·亚历山大48幅手工上色的铜版画。这些精美的画作较之繁琐的文字描述,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

图中的场景为尼尔霍夫随荷兰使节团在午门等待顺治皇帝接见的场景。画中午门的建筑形式很不准确,明显带有西方审美标准。图中的方砖地上甚至还写着从1到11的阿拉伯数字。韩朴告诉记者,尼尔霍夫在附图的文字中提到,荷兰使节在等待接见时站在第11排。为了能在画面中表示出这个信息,他在地上标上了阿拉伯数字。尼尔霍夫不知道他所说的“站在第11排”乃是“品级山”,即皇帝朝会时官员排班行礼之位标。由此可见,清政府对这个荷兰使节团并不怎么重视,只把它和前来朝贡的属国排在一起。

此图是19世纪英国画家绘制的圆明园铜版画,画中描绘了清朝皇帝在圆明园招待各国来使的盛况。园中摆设西方机械工具,同时有射箭表演,十分生动。图中转轮的杂技表演曾经出现在许多版画中,被人反复抄袭。

关于北京城及其周边亚历山大有7幅作品,最常被后来西方画师翻刻的是西直门和圆明园等。它们取代尼尔霍夫的图画,成为西方人眼中北京的典型形象。此后约半个世纪,另外一位英国画师汤玛斯·阿罗姆(Thomas Alom)延续了欧洲人两百多年来对遥远中国的美好想象。

不过,他们画作中北京的形象带有明显的主观想象成分。此时的北京在西方人眼中,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城市。

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北京城门,根据图中瓮城的形状、城门的方向和城内露出的护国寺白塔的塔尖,许多学者认为这应该是阜成门。从北京城里前往圆明园通常是经西直门,使团应该没有经过南边的阜成门,但亚历山大笔下的这座北京城门却被后人无数次翻刻,成为西方人眼里北京城门的标准像。不过,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韩朴向记者指出了图中明显的不合理之处:“阜成门瓮城的门洞朝北,图中光线照到门洞上,但太阳光是不可能从北边照来的。”也就是说,画家至少是搞错了城门的方向。韩朴说,这也不奇怪,画家随大队人马从城门下匆匆经过,不可能记得那么准确。

阿罗姆绘制的长城图,这张画大致上仿照了威廉·亚历山大的作品,再添上官员的马车和队伍。威廉·亚历山大是最早绘制长城图的西方画师,阿罗姆则仿照威廉·亚历山大的作品描绘长城。有趣的是,他们两个都没有亲自去过长城,不过绘画的内容与真实的长城场景,却相去不远。

图文/秦风西洋版画馆

本文原载于2012.4.17《北京日报》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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