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亚东的卖书生涯

从左至右依次为章学楷、钱亚东、吴光辉、徐德亮

　　　最近整理藏书，我发现其中的“旧书”实在是不少。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常去的“集贤承韵”子弟八角鼓票房的“把儿头”钱亚东先生，他一辈子都是做旧书生意的，常去他家的票友都听他讲过一段旧事。

　　那是抗日战争后期，一个老太太来到钱亚东的“亚东书局”，声称要卖“周树人的藏书”。钱亚东一惊，知道这是鲁迅的遗产，当即给了这个老太太（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二十块钱定金。可等到钱亚东去她家取书时，发现她家来了许多文化人，反复劝说她不要出售藏书，百般无奈之下，她只得听从。老太太的生活很穷苦，已经把定金给花完了，钱亚东只能自认倒霉。

　　朱安出售鲁迅藏书是民国文化界的一段公案，但我没想到从小就认识的这位后来活了一百岁的老人，竟然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钱老一生有好多故事，我曾在2002年夏天帮他写传记，很可惜没有完成，不妨从里面摘录一些有意思的旧事，以飨读者。

　　钱亚东是北京人，1910年出生，学历不高，“初小”毕业，也就相当于现在三四年级的水平。当时，德胜门内的石虎胡同有一所平民大学，校长是汪大燮，著名记者邵飘萍就在平民大学的新闻系任教。平民大学在新街口的重阳观办了一所平民小学，钱亚东就是在那儿上的小学，他的父亲则在西直门经营着一家德胜轩茶馆。

　　约1921年，老舍在重阳观的南边办了一个儿童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借用的是“刘善人”的房子。“刘善人”的真名叫刘寿绵，他的父亲曾在海关任职，所以他家的钱多得数不过来。图书馆有两座四合房，老舍在西房的东南角住，钱亚东经常能看见他：“当时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就管他叫老师。”

　　德胜轩茶馆的生意很清苦。每天清晨，一批遛鸟儿的来茶馆喝茶，下午两点多他们还过来下棋；中午十二点来一批“打鼓儿”的（收古玩珍宝的），晚上有一批茶客是拉纤的。那会儿的穷人大清早头一件事就是去茶馆，到中午回家吃饭时把茶碗一扣，那意思是下午我还来，这样花一小子儿能喝上一整天。忙前跑后，茶馆开一天才收三四吊钱。

　　到晚上，钱亚东还得卖馒头补贴家用，馒头是他的父亲蒸的，一个馒头卖一小子儿；除了馒头还有糖三角，一笸箩干粮也就卖个一吊来钱。

　　茶馆经营困难，找个学徒连饭都管不起，钱亚东干脆就不上学了，一心帮家里做事。后来茶馆实在是干不下去，一家人只好关店搬家——搬家还是连夜跑的，因为给不起房钱。房东知不知道？住前后院怎么能不知道？装作不知道罢了。

　　就这样，钱亚东一年搬了三四次家。他的父亲春秋天卖扒糕，夏天卖西瓜，他自然也不能闲着，父亲给他找了个小塔模样的东西，四边是斜面，面上钉着不少钉子——拿小球从顶端滑下，底端有一排格子，滑到中间的格子里可以得十块糖，得糖数由中间向两边依次递减，花一小子儿可以玩儿四回。

　　几十年后，钱老回忆道：“那是骗人的玩意儿，我从来没滑到中间过。”

　　1924年，钱亚东就到书铺去学徒了，他说：“这是我最大的出头之日！”

　　书铺在西长安街的西边，挨着日升杠房，叫“集成书局”。掌柜的是“黄带子”，汉名金桂懋。金桂懋是举人出身，成立书业工会后曾被推举为会长，他藏书万卷，是有名的藏书家。

　　钱亚东学徒时没少下苦功夫，到了年限，“摆厂甸”也跟着。“我还真给掌柜的露脸，买了两本乾隆时期的金写经七卷《妙法莲华经》。我拿到古玩铺问是不是真金，人家也实在，告诉我是真金。我买才花了几个钱？竟然卖了一百块钱，掌柜的给我做了一身棉袄棉裤。”

　　当学徒那会儿，掌柜的一个月才给五毛钱点心费，钱亚东愣是攒了二十多块钱，全都交给母亲。

　　1928年，出徒的钱亚东自己开买卖了。

　　一天，有个厨子找了过来，他说本家出国，来信让他把家里收拾一下。厨子提着一个网篮，里面都是《达夫物理》《卖佛孙爱得森的化学》这一类的外国书，他说：“您给五块钱。”钱亚东回答：“五块钱可就不少了，您帮我提着，咱爷儿俩把它搭进去。”网篮里有大大小小一百本书，结果光《达夫物理》《卖佛孙爱得森的化学》这两本，钱亚东就卖了五十块钱。

　　刚开买卖，钱亚东就赚了大钱。没过两个月，他花一百三十块钱把租的房子的地皮买下来了，地皮属于一个有名的摔跤的，叫熊万泰。虽然买了地皮，可地皮上的房子房东不卖，而且房东不许报营业，在门口摆书摊行，自己住也行，就是不能营业。“可地皮是我的啊，那我也不给你房钱。”两边正闹着呢，赶上当时的北平市长袁良要整理市容，门面房都可以开买卖，而且不用报营业，就这样，“亚东书局藏书处”才办起来。

　　钱亚东刚出徒，本领不太纯熟，只好四处买书，再卖给各行各业。后来礼王府、定亲王府都卖给他书，当铺收了书也找他……他的买卖跟气儿吹的似的蒸蒸日上。就这样，他又盖了间房，有四十多平方米，还把父母接过来住。

　　大概是1935年，正月开庙会，钱亚东要在厂甸摆书摊。当时派出所划地用扁担量，钱亚东才分到两扁担的地方，他不干，就去找巡官（相当于现在的“所长”）。他坐上车，提着酒、点心和鸭子就去了……等出来的时候，巡官站在门口和钱亚东说：“你甭管了，有你的地方，天棚这一大片都是你的。”

　　天棚对着海王村公园，夏天用来搭凉棚，到冬天谁也不让占，这回钱亚东能占了：“中间是派出所的走道儿，两边都是我的摊！”他一连摆了七个摊、十四个箱子，十五天卖了七百五十块钱。到银行把这七百五十块钱兑换成现洋，全部存在第七支局里，也就是邮政局带储蓄部：“当时不敢存银行，因为银行闹了回风潮。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回别人跟我说：‘您都有两千多块钱了。’我说：‘利钱我做衣服，本钱我不取。’”

　　1932年，钱亚东结婚了，他的弟弟九岁，也上学去了。钱亚东说：“如果我还能念书，非要念到大学不可。既然选择了做买卖，就得把我弟弟供到大学，他的吃喝穿戴都是我供着……可谁知道他刚念到六年级，竟然不念了！他也要做买卖。”

　　钱亚东给了弟弟三百块钱，让他在西斜街租了房，垒墙打书格子，开后檐墙做门脸。房东是李鸿章的侄子，两间大东房一个月要十五块钱，不便宜了。

　　开书铺跟开古玩铺一样，就指着眼力赚钱。钱亚东的弟弟没眼力，收书的时候即使有好书他也开低价，把卖主给吓跑了。买卖开了两年多便关了门，赔了不少钱。

　　日寇侵占北京那些年，钱亚东的买卖就不行了，和《茶馆》里的老掌柜不断“改良”一样，他添上了碑帖字画，又添上了图章砚台墨，这都是他自学的。当时，琉璃厂有一百六十多家经营古玩书画的店铺，有大量学习的机会。

　　关于书画，他说的不多：“书画这行很深。张大千住内宫监，老号是八号，那是陈宝琛的住宅。西北有三间带廊子的房，张大千就住那里。还有王雪涛，王雪涛是保定府的人物，画花鸟，他老上我这儿买笔墨砚、买书画，也买自己的，他出高价买自己的能把行市给买起来……齐白石住在跨车胡同，十五号，我也上家里去过，买了一张画，卖到当时的松竹斋，也就是荣宝斋的前身……”

　　钱亚东还回忆，日元那会儿叫日本老头票，可日本人在中国不用日元，而是用“军票”，俗称“大被卧”，挺大张，绿色的。一开始花两块钱就能买一袋面，到后来变毛了，十块钱买一袋面还得排队。看来钱亚东给朱安的二十块钱定金，就是这种“大被卧”。

　　他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件事。原来钱亚东有一套《文苑英华》，1955年的一天因为血压高没去柜上，他弟弟为交杂项税，将它作价九十五块钱，卖给一个常姓摆书摊的了。这个价格在那会儿能买一两金子。当时他也没理会，卖就卖了吧！1992年他去琉璃厂的古籍书店，看见那套书了，标价一百万！他心说：“这价卖给谁呀？胡写！”

　　1998年中央电视台要录节目，请钱亚东带着他们看一看讲一讲，顺便拍一些镜头。到古籍书店之后，他没看见那套《文苑英华》，一问店员，说是卖给日本人了。人家还跟他说：“当初您要是卖给中国书店，我们还能补您一部分钱，但是卖给私人，我们就没办法了。”

　　我清楚地记得钱老说过：“我是穷里逃生出来的，原来可以说有三百万块钱，现在连三万块钱也没有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九十多岁了，不过精气神尚佳，还能踩着小凳子往门上贴挂钱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