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下的宋太宗

　　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既是亲兄弟，也先后是帝国掌舵人，但二人的性格、思维、施政方针却不尽相同。作为接替其兄皇位的太宗，尤在历史中充满争议。

　　宋代所注重的“祖宗之法”，其中宋太宗的贡献有哪些？相传他谋害宋太祖取得权力，是否有确凿证据？史家又为何评价他造成宋代的“积贫积弱”？历史学家张其凡教授的经典之作《宋太宗》，或可解答太宗身上的这些疑团。

《宋太宗：阴影下的帝王》 张其凡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弟继兄位的夺权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只有50岁，在当年（开宝九年，976年）历史记录中，可以推断他身体健康。待到10月19日，太祖、太宗密会，左右皆避，烛影下有柱斧戳地状，太祖说道“好为之”，随后暴毙的消息便传出万岁殿。

　　从描述看，太祖之死，充满疑点。民谚说“利大者疑”，接替皇位的太宗赵光义，很难摆脱全部嫌疑。对于此事，议论众多，张其凡认为，此事最值得信任的史料是《资治通鉴长编》，根据记载，结论清晰：首先，太祖并无传位遗诏，宋皇后在其猝死后，第一时间召儿子德芳，而非小叔太宗；其次，太宗似乎预知太祖死期，其手下程德玄已在府上等候，很可能是太宗计划好一切；最后，太宗入宫一日得以即位，反映出他的运作需要时间。

　　太祖喜饮酒，参考太宗随后害死李煜等人的手段，太宗很可能是在酒中下毒，造成太祖暴毙，而道医程德玄正是参与者。

　　凡事且看前因后果。太宗担任开封府尹的15年间，韬光养晦，非常注重培植自己的势力，在继承人尚未明确前，太宗党羽，已是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掌握权力后，太宗更把拉拢人才、树立威望，作为重中之重。他急迫地将年号变为“太平兴国”，同时开科取士，规模空前，首次科举便相当于太祖时期全部进士的60%。

　　巩固权力当然不能成为政治谋杀的充分条件，但是，太宗对权力的珍视，无疑反映出他内心的不安与急切。他掌握权力六年后，即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曾经是太祖左膀右臂的赵普复出担任宰相，随之而来的便是颇多争议的“金匮之盟”——太宗宣称母亲杜太后有遗命，提出“国有长君”，让太祖传位于其弟。

　　直到太祖去世，太宗所担任的开封府尹，一般约定俗成被认为是“继承人”，但并不代表皇位一定就传至太宗。所以，若不发生“烛影斧声”，太祖亦有传位于子的可能。此外，若杜皇后真有此诏，作为孝子的太祖，何必距其母死后多年才封弟弟为开封府尹，确立其“潜在继承人”的地位，并长期在“传子”或“传弟”问题上犹豫？

　　得位不正的太宗，本已谨慎，可在与辽军作战的高梁河惨败中，军中竟发生拥立太祖之子德昭之事。太宗回朝不久，时年29岁的德昭自杀身亡，两年以后，德昭之弟德芳又在23岁的年纪不明不白死去。史料对二人死因阙如，可前因后果的联系，已经把矛头指向太宗。

　　太宗将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最后威胁是赵廷美，亦即他和太祖共同的弟弟。待赵普搬出“金匮之盟”，廷美出封房州，终在雍熙元年暴病去世，享年38岁。这一事件甚至引起太宗长子元佐的非议——元佐本是太宗选定的继承人，却在廷美被迫害后，主动退出皇储之列，逐渐发狂，以致被幽禁。

　　次子元僖对皇位觊觎已久，然而在与赵普交好、太宗钟爱的情况下，却不料侍妾下毒欲谋害夫人，元僖反被毒死，27岁便撒手人寰，令人唏嘘。

　　最终，太宗三子继位，是为宋真宗。一番波折之后，结局终于如太宗所愿，而这一路以来血淋淋的斗争，却让人不得不感叹政治夺权的残酷。

　　文官政治与君臣关系

　　太宗费尽心机，得偿所愿，势必注重巩固权力。太宗执政时，裁抑宰相权势、削夺中书事权，加强枢密院地位。凡此种种，都说明太宗力图打造独裁的环境，过往学者也有观点认为他是宋代第一位独裁君主。

　　就古代政治体制而言，专制或言独裁，乃是皇权制度之底色。关键问题在于，这种体制能否吸纳更多人才参与，以致决策相对合理。

　　宋代历来被认为是“士大夫之世界”，而“重文轻武”的氛围，实则在太宗朝确立。太宗时期的科举考试，具备两个显著特征：取士多、擢升速，共取进士1478人，是太祖朝14倍多。

　　从历史意义看，唐末五代以来，武人当政已成积习，太宗在太祖削弱兵权的基础上，扩大取士数量，在二十年间，几乎让宋代县以上的官员都由科举选拔而出，文官统治完全确立。虽然这一制度在后期导致宋朝武力不振，但就统治水准和效率而言，“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应当是封建社会时期比较良好的政治模式。

　　当然，文官体制只是辅助皇权。皇帝依然有不受节制的权力，而太宗更是一位不愿放权的皇帝。

　　自古以来，民间有所谓“明君昏君”之说，而所谓“昏君”，大致又分两类，一则不理朝政、沉溺享乐，对政事不闻不问；一则是胸有壮志、好大喜功，但政绩不佳。从各种方面看，太宗算是后者：他勤于政事、处理公务；注重法律刑狱，要求公正，提高处理效率；打击贪官污吏，整肃农田水利。但太宗事必躬亲的背后，是他工于心计、维护权力的谋算。这一点由他和宰相的关系最能说明。

　　太宗和赵普的关系最为复杂：太宗初期，赵普因不赞同太宗继位，备受敌视；而后赵普献“金匮之盟”，帮助打击赵廷美，冰释前嫌；再次为相，二人互相提防，表明尊敬。不难发现，政治人物的合作，全然以利益为导向，时而敌人，时而盟友，无非是形势下的转圜。

　　其后，吕蒙正格外受太宗垂青，他也是宋代第一位状元宰相。太宗曾经因为用人之事，与吕蒙正争执，退朝后太宗感慨“是翁气量我不如”。吕蒙正是太宗刻意培养的亲信，短短七年自状元到宰相，虽其后坎坷，但三度入相。

　　不过，最终受到托孤重任的是吕端。太宗评价其“大事不糊涂”，这源自吕端在贬官和遇险时，能够泰然自若，他曾戴枷步行却毫不为意，再加上二人共同推崇黄老思想，最终受到太宗莫大的信任。

　　张其凡将太宗朝的宰相分为五个阶段，而结论是：“太宗与其宰相，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也没有任何一位宰相，能够像太祖朝的赵普一样，以天下事为己任，建功立业。”这固然与太宗对权力的把持密切相关。

　　显然，封建皇权时代，人才的任用升降，取决于君王与臣下的关系。相比于现代政治制度，宋代社会在封建时代中的进步，不在于改变了这层君臣关系，而是让更多依附于此关系的士大夫“人尽其才”。即便仍有皇权之窠臼，但毕竟是趋优的演进。

　　留给宋朝的顽疾

　　宋初，太祖实行“先南后北”战略，到太宗朝终于完成统一大业：南方政权中的漳泉和吴越分别纳土归降，又通过剿灭使北汉灭亡。由此，宋太宗结束连年割据分裂的局面，使大部分疆土处于和平统一的状态。

　　然而，太宗执政的最大失误，也正是太执着于北伐的军事行动。太平兴国四年至雍熙三年，太宗两次大规模北征失败，先后有高梁河、莫州、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五大败仗，死伤约30万，精兵强将损失殆尽，更引起有宋一代的“恐辽症”。晚年，西夏李继捧复叛，直接威胁宋朝西北边防，造成无穷后患。

　　实际上，在最初与辽国作战时，宋军通过多年选汰教阅，战斗力有所提升，在石岭关击败辽军，便是有力证明。在辽国不稳定的情况下，太宗收复“幽云十六州”，已属可能。但是，太宗在大好形势下，未能把握时机，急于建立个人威望，太平兴国四年，在攻灭北汉后，以疲惫之师继续仓促北征幽州，导致高梁河之败。在这次战役中，宋军围困幽州半月之久，太宗亲往督战，依然难克，士卒劳顿，粮草不足。其后，辽国耶律休哥支援，双方发生激战，宋军撤围应战。太宗腿部中两箭，狼狈南逃，最终导致宋军群龙无首，四散奔逃。

　　晚年，这次箭伤给太宗带来很大折磨，几乎每年发作，甚至到威胁生命的地步，由此也让他产生心理的扭曲。张其凡认为，太宗的忧惧多疑和迷信怪行，都与这种异常心态有关。

　　这次北征失败的原因，在于战略的轻敌，军纪不肃，指挥不灵，连番作战，难以用命。其后，辽国反击雁门关，被杨业和潘美击败，可见宋军虽元气大伤，但并未全然弱于辽国。

　　雍熙年间，太宗再次计划北征，但高梁河的败绩仍让他心有余悸，不敢亲往，部署了三路大军齐攻幽州。东路曹彬先赢后输，兵锋强劲但碍于粮草，退守雄州，后被援军击溃。中、西路相继回撤，名将杨业被监军逼迫应战，战死于陈家谷。最终，宋军无功而返，损失惨重。

　　究其原因，有太宗偏听偏信、用人不当，曹彬、潘美等人应敌无方，此外边民不甚支持，时机不当。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太宗严防边地将帅，出征颁发阵图，不以战场形势判断，而以皇帝意念为重，此举焉能不败？从深层看，太宗对将帅权力大加削夺，兵将分离，收回“回图贸易”之权，使得边将财政捉襟见肘，既无力派斥候远探战报，又无力重赏士卒，武备废弛。

　　一败再败的太宗，急欲建立战功，抹平得位不正的阴翳。然而，兵事不可不慎，连年征战使军队人数猛增，最高时可达百万之众，军费开支已成为宋朝最沉重的负担。失去实际战斗力又徒耗钱粮，酿成冗兵问题；加之太宗广施恩泽，有意笼络士人，造成官员数量膨胀，又形成冗官现象。钱穆先生指出宋代的“冗官冗兵”问题，实则都源自太宗朝，随之而来的“积贫积弱”，便成为北宋统治的“顽疾”。

　　赵冬梅教授认为，王朝政治长治久安，国家制度要遵循三点：尽可能防止地方专权，实行分权制衡；政策避免对社会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皇帝的政治运作，保持超越性，克制私欲，具有良好判断力。

　　纵观太宗朝，他的确加强了对地方、臣属的控制，形成中央集权，同时有意识发展经济；但是，太宗对权力的执迷和把控，也导致这些举措过甚，形成系统性危机。回到张其凡教授对太宗的描述——阴影下的帝王，可谓精到，这一“阴影”既可遮避风霜，亦能遮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