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民国建筑史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折衷主义时代

早在191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钢材、水泥产量的提高和地价的上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开始替代砖混结构，在各大都市兴建更高的建筑时广泛应用。

（上海先施公司大楼，1917年，德和洋行设计）

（上海老永安公司大楼，1918年，公和洋行）

（北京饭店新楼，1918年，Brossard Mopin & Cie Co.）

1920年代起，以上海和天津为首的大城市开始大量兴建6、7层的公寓、办公和商场大楼。较为复杂的结构与地产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聘用专门的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变得非常必要。建筑专业人员在这一时期的广泛参与使得欧美“正统”风格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大增强。这些大楼普遍采用折衷主义风格。所谓折衷主义（eclectism），指的是将西方古典建筑的三段式立面、柱式等经典元素与一些其他风格，比如巴洛克、哥特式、新艺术运动相融合的一种“混合”形式。广义上讲，它们仍然是古典主义建筑，但是由于建筑材料、结构、高度、采光等方面与古典时代的建筑已经有了天上地下的差别，所以在比例、立面装饰等方面会显得有些“走形”。

折衷主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主流风格。在中国，这一时期兴建的建筑，尤其是街角处的大型商场建筑，普遍流行竖立一座高耸的尖塔，来彰显其地位（上文的先施和永安公司大楼早已采取这一手法）。而办公建筑，由于大多处于上海外滩、天津解放北路等租界核心景观区，一般不在天际线上争高低，而是在立面上采用更加细致传统的古典主义手法来增其威严。

（天津和平道与滨江道路口；右侧为天津劝业场，1928年，保罗·慕乐设计；左侧为惠中饭店，1930年，华中营造公司设计）

（天津开滦矿务局，1920年，Edickson & Dallas co. 天津解放北路上的大型建筑普遍采用巨柱式 (colossal order)，即在建筑前部设一条两、三层高的巨柱组成的柱廊，建筑虽不很高，但是威严感毫不逊色）

（天津麦加利银行，1924年，Hemming & Berkley co.）

为了更好地解释清楚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我们做个对比：

（巴黎波旁宫）

（天津横滨正金银行）

我们可以发现：1. 柱廊从外凸变成内凹的，且深度减小了很多；2. 开窗显著增大，波旁宫在柱廊内侧的二层位置根本没开窗户，横滨正金银行的窗户大得上下两层几乎连起来形成竖条窗带了；3. 因为柱廊变成内缩的所以取消了三角楣（波旁宫屋顶正面三角形有浮雕的那个部分），横滨正金银行却在同样位置添加了莫名其妙的山墙装饰（某种变形的涡卷，巴洛克建筑常见，而且被中国民间建筑吸收后广泛使用）；4. 增加了一个位置和样式都有些奇怪的大门，同样带有涡卷装饰。这些变化普遍是为了迎合商业地产对造价、采光、地皮利用度的重视以及客户审美需求而产生的。

同期的上海：

（上海怡和洋行，1920年，马海洋行。解放后楼顶被加建了两层，风格更加奇怪了。）

（上海字林大楼，1923年，德和洋行。面宽太窄、高度太高，顶部还加上了像教堂一样的两座钟楼，显得头重脚轻。）

（上海金城银行，1924年，庄俊，二十年代前期少有的中国建筑师作品。立面高度简化，装饰少，且立体感变弱了；由于楼层太多，檐口(第四层处突出的部分)以上还加了两层。传统上檐口就在屋顶位置，上面至多加一层，金城银行的处理使得大楼好像被“切断”成了上下两部分。）

（上海汇丰银行，1923年，公和洋行。面宽够大、楼层不多，比例比较协调；立面也花了大价钱做装饰，风格十分纯正。）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经济繁荣与地价增长，建筑越长越高，折衷主义手法显得越来越笨拙与不合时宜。1925年后，折衷主义在不断简化与变形当中走向衰落。

（上海华安大楼，1926年，哈沙德洋行）

（上海江海关大楼，1927年，公和洋行）

这两栋大楼可以称为是折衷主义的遗作。

钢筋混凝土被立面上这些花哨的柱式、檐口、线脚束缚得够久了。这些属于砖石建筑的厚重装饰现在不过是给高大的混凝土框架徒增负担。折衷主义把新技术的影响局限在建筑内部，努力地保留古典的外观，但是折衷本身就在走向末路。装饰的开销巨大，成效却可怜：行人根本不可能看清楚十几层楼高处的精美雕刻。建筑师、地产商们都打算抛弃它了。华安大楼顶部的尖塔仍然是折衷主义的繁复造型，一年后的江海关钟塔则变成了简约的方形；华安大楼的底层和转角处仍然有粗石饰面，江海关大楼则统统取消；三段式的比例还在，细节则要么消失、要么简化了。

江海关大楼是上海最后一栋大型的折衷主义建筑和第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简约的花岗岩外墙、高度简化的檐口分割线、顶部的层层退台，无不在昭示着现代建筑的影响。窗户和墙面色差形成的竖向窗带线条加上钟楼，带给人一种宛如哥特式教堂的高耸、挺拔与崇高感。钢筋混凝土终于摆脱了地心引力和古典形式的负担，自由自在地一飞冲天。

接下来就是属于摩天大楼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