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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民国建筑史 Part 5 完结篇

2022-5-28 10:18| 发布者: 掌柜 |原作者: XTY|来自: 城市奇想

摘要: 复古主义与民族形式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建筑师的首要任务都不是考虑怎么把房子“建”起来。这是土木工程师的职责。建筑师的任务是为这座建筑包上一座美观、适宜的“外衣”,或者说立面(Façade)。面对着不断 ...
复古主义与民族形式

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建筑师的首要任务都不是考虑怎么把房子“建”起来。这是土木工程师的职责。建筑师的任务是为这座建筑包上一座美观、适宜的“外衣”,或者说立面(Façade)。面对着不断进步的建筑科技与现代化的建筑结构,一些建筑师选择放弃用立面“包装”的做法,而是随着结构的逻辑来做设计,他们是现代主义者;还有一些建筑师选择用西方古典建筑的立面手法来包装现代建筑的结构,这些人是折衷主义者;在中国则还有一批建筑师,选择用中国古典建筑的外观来包装现代建筑的结构,这些人就是我们本期要讲的复古主义者,这种风格则被称为“宫殿式”、“大屋顶式”、“中国古典式”、“中国固有形式”、“民族形式”… 之类。

本期约5000字,阅读时间较长。

复古主义的创始者和最大的提倡者,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基督教会。一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结构局限使其无法适应教会建筑如教堂、学校、医院的功能要求,因此采用西方现代建筑结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教会的任务是吸引广大中国民众皈依,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教会都是外来者、不受欢迎者,因此教会必须采取许多“中国化”的策略来弱化这种排斥心理,那么建筑上的“中国化”自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见到很多中西合璧的教堂,它们大多是由传教士自己动手设计建造的,既反映了当地的乡土建筑特色,又处处体现出西式建筑的模式。


贵阳主教座堂(北天主堂),1876年。

贵阳北天主堂是现存最早的“中式”教堂之一,由耶稣会传教士设计,采用了非常多的西南地区建筑特色,比如繁复的雕花、高高挑起的飞檐。左图是教堂的正立面,右侧则是Sebastiano Serlio于16世纪出版的《建筑七书》(I Sette Libri dell’Architettura)中的一幅教堂立面图。两者的三开间划分、圆形花窗位置、门楣非常相似,只不过是把西方的三角楣、涡卷等元素替换成了中国的飞檐和雕花而已。

北京,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教堂,1905年。右划图片→

这是英国圣公会在北京的主教座堂,右图是英国本土的萨利斯伯里主教座堂。可以看到整体布局的相似之处,都有双十字耳堂结构和在耳堂与主堂交叉处的用于采光的尖塔(lantern tower)。北京版本采用了本地的青砖和民居建筑常用的硬山顶,采光塔也换成了中式亭子。本建筑位于宣武门附近的佟麟阁路,现在被改造成模范书局诗空间。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8172236

山东潍县(今潍坊),广文学堂礼堂,1906年。右划图片→

一座典型的集中型教堂,平面呈八边形或不规则多边形,而不是常见的十字布局的巴西利卡式教堂。顶部的罩住穹顶的采光塔(tiburium)模仿了中式的八角亭。比较类似的例子是右侧米兰的圣老楞佐圣殿(Basilica S. Lorenzo),建于5世纪。广文学堂现在只有部分残留(潍县乐道院暨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这座礼堂应该是不存在了。

右图图源

https://www.wikiwand.com/en/Basilica_of_San_Lorenzo,_Milan

不同于普通的教堂,教会大学出现得较晚且规模往往颇为庞大,因此必须有专业的建筑师参与。在实践过程中,西方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不断深入,逐渐地摆脱了简单的“拼接”和元素替换的方法,更加认真地尝试把中国古典风格与现代建筑结构结合起来。

上海,圣约翰大学怀施堂,1894年。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正式开办的教会大学,在中西合璧形式上的探索也很早开始。怀施堂的设计手法比较类似于前面看到的教堂建筑,比较拙劣,只是简单地把中式屋顶盖在西式的屋子上,拱廊结构也完全未加变通,使其被讥笑为“穿西服戴瓜皮帽”。现称为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楼,保存完好。

图源 

https://new.qq.com/omn/20191210/20191210A0SP7B00.html

南京,金陵大学,司斐罗(A. G. Small)设计,1906-1916年。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各大教会在全国各地迅速兴建了一批大学,金陵大学是其中规模最大、资金最充足、校园最宏伟的之一。美国建筑师司斐罗抛弃了过去教会建筑常常模仿的民居和乡土建筑,而采用清代官式建筑形制,并且在比例和立面各部分衔接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显得更加和谐美观。但是他和大部分西方建筑师一样并没有理解中式建筑的内在结构逻辑,屋顶下既无斗拱、也无柱子承接,只有光秃秃的墙面。现为南京大学鼓楼校区。

图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cn/D2kkLHMBiuFnsJQVZf_V.html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荣杜易(Fred Rowntree)设计,1914-1928年。

由于处在较为闭塞、落后的西南地区,华西协合大学采用的是巴蜀地区的本地建筑风格来尽可能地使人们易于接受。可以看到和金陵大学较为相似的处理方法,同样没有添加斗拱与柱子,屋顶与墙体仍然有较明显的脱节。现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

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1921年,何士(Harry William Hassey)设计。右划图片→

协和医学院处于繁华的王府井区域,原址为豫王府,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大学采用小体量的单体建筑分散布局,本建筑群尽力模仿原有的王府建筑的外观和布局,把现代化的功能塞进古典式的外观内。建筑师何士非常热爱中国古代建筑,因此对模仿王府建筑很较真,使用的瓦片全部是产自门头沟清代皇家窑厂的琉璃瓦,台基和栏杆也是明清皇室使用的房山产汉白玉。何士已经意识到了墙面与屋顶脱节的问题,并在二层加设一层屋檐来模仿皇家建筑的重檐,但是由于忽视了斗拱,仍然不太成功。

北京,辅仁大学,1928-1930年,格里森(Dom Adelbert Gresnigt)设计。右划图片→

不同于之前的两所天主教大学(上海震旦大学与天津津沽大学),受到五四运动后反基督教运动和“建立中国本色的教会”的倾向影响,辅仁大学采取了中式风格而非西式。和协和医学院一样,辅仁大学位于建筑密集、用地狭窄的后海附近。建筑师格里森以中式城堡为原型设计了这座十分庞大的建筑来尽可能高效地利用土地,同时也不破坏古都的天际线。他的另一个重要作品是开封的河南总修院,也是使用了城堡式的四面建筑环绕庭院的布局,但在建筑风格上则更多地借鉴河南本地特色。

左图图源 http://wap.sciencenet.cn/blog-2687371-1087854.html?mobile=1

北京,燕京大学,1919-1926年,亨利墨菲(Henry. K. Morphy)设计。右划图片→

亨利墨菲是第一个初步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结构逻辑的西方建筑师,也第一次在设计中加入了斗拱和承载斗拱的柱子(仅仅是装饰作用,建筑完全采用钢混框架或砖墙承重)。燕京大学十分考究的复古主义风格和优美的校园环境使得他在中国大获成功,不仅继续设计了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等教会建筑,还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受宠爱,负责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和城市规划。

右图图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2220782

中国政府从清末新政之后到国民政府之前对西方建筑的接受程度颇高,甚至视西式建筑为文明开化的象征,因此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都是按照折衷主义风格来修建的,自然没有复古的需要。但是也有少数的例外:

北京,颐和园外务部公所,1908年,詹美生设计。

院落中央的大堂乍一看像是普普通通的中式厅堂建筑,实际上丈量一下就可发现它的尺寸明显超过了传统的抬梁式结构所能达到的。其实这座建筑使用了西式的三角桁架来营造宽阔的室内空间,但是为了避免对颐和园整体风貌的影响而将它伪装成中式建筑。现为颐和园管理处做办公用房使用。

图源

https://freewechat.com/a/MjM5ODY4MjgzOQ==/2652571527/1

(左图为抬梁式结构,右图为三角桁架结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提倡“弘扬中国固有文化”,反对全盘西化,在建筑上也掀起了复古主义的高潮期。讽刺的是,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衰落,而他们创造的原本用来吸引中国人的“不伦不类”的复古主义却反过来被中国人所喜爱和采用,甚至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


首都计划,1929年,亨利墨菲。

因其优秀的复古设计而受到欣赏的亨利墨菲制定了这份把南京打造成国民政府的辉煌现代化首都的宏伟计划。规划在紫金山麓的行政建筑都仿佛是美国国会大厦与天坛的结合体,显得颇为古怪。

南京,中山陵, 1929年,吕彦直设计。右划图片→

吕彦直被称为中国建筑五宗师之一,也是这一时期复古主义的大师,设计了“中山”系列建筑。他的建筑不仅仅满足于机械的模仿,而能够达到灵活运用中国古代建筑的各种形式来适应多变的功能要求而不失其古典美感的水平。中山陵一方面借鉴了华盛顿的泛美联盟大厦(Pan American Union Building)的正立面设计,另一方面把中国传统的无梁殿形制(最右图为五台山显通寺无梁殿)与之结合,创造出了宏伟而庄重的陵墓建筑。

广州,中山纪念堂,1930年,吕彦直设计。右划图片→

采取了上文中提到过的集中式布局,将跨度达到71米的巨大钢桁架隐藏在中式屋顶之下,外观没有丝毫笨重感的同时内部却有宽敞明亮的巨大空间,长期以来被视为“大屋顶”建筑的典范之作。

左图图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52233696

右图图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4716584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1930年,范文照、赵深设计。

在现代,钢混结构的大屋顶不仅不能为建筑遮风挡雨,反而因其沉重的重量和巨大的体积成为了结构上的负担。国民政府在南京建设的一系列政府建筑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图源

https://www.newton.com.tw/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E8%A1%8C%E6%94%BF%E9%99%A2%E8%88%8A%E5%9D%80/380142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1934年,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

交通部大楼于1930年奠基,由于大屋顶复杂的结构带来的漫长工期一直拖到1934年才完工,预算也翻倍。纵观整个3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大屋顶官署建筑没有一个能按时在预算要求内完工的,残酷的现实使得“弘扬中国固有文化”不得不靠边站、让位给更经济、简单的风格。交通部大楼在1937年南京会战时遭到炮击,大屋顶被毁,战后还都南京时则选择不予修复、直接改造成平顶,此时政府对复古建筑的态度昭然若揭。

图源 http://yun.zfancy.net/a/difangtese/laonanjing/2015/0403/2324.html​

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1936-1947年,徐敬直、李惠伯、梁思成、刘敦桢等人共同设计。

民国时期南京建造的最后一座复古主义大屋顶建筑,也是最为宏大的之一。1930年代随着梁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深入,唐宋辽金建筑被认为是比明清官式建筑艺术上更高级、形式上更雄壮的类型,因此1936年才开工的中央博物院采取了辽金风格,有着硕大的斗拱、和缓的屋顶曲线和巨大的屋檐出挑。同样地,用钢筋混凝土打造这个巨型屋顶和无数的仿木构件十分费时费钱,该建筑于1947年主体完工,许多建筑细部直到建国后才完成。现为南京博物院。

图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001704

这一时期除了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也相继出台了新的都市规划,其中以上海的大上海计划最为宏大、也最为集中地使用复古建筑。

大上海计划,1929年。

上海的工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租界。为了改变中国人管理的闸北、南市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缺乏竞争力的状况,上海市政府决定在租界以北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图中右下角可见五角场路口)建设新市区,包括行政中心、体育中心、文化中心、医疗中心等,大部分重要的公共建筑都采取复古主义或简化的中国古典风格。1937年抗战爆发后项目永久停工,只完成了五角场地区的路网和江湾体育场、市政府大楼、市立图书馆、博物馆、医院等少数建筑,但是今天保存相当完好。

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1933年,董大酉。

一个体量宏大的大屋顶建筑,为了塞下大量的办公室和功能性空间,建筑师煞费苦心,在建筑的“台基”和“屋顶”里都布置了储藏库、档案室、食堂等设施,并且用内天井弥补采光不足的问题,但是整体使用效果依然很差。这样一个耗资巨大、工期漫长、设计繁琐的项目让设计方和业主都从此丧失了对大屋顶建筑的信心。现为上海体育学院办公楼。

图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1430436

上海市立图书馆与博物馆,1936年,董大酉。

吃了市政府大楼的亏后,董大酉在江湾新市区的其他建筑,比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游泳馆上都采取了高度的简化措施,比如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两栋大楼都只在中部保留了一个面积有限的大屋顶,两翼完全是平顶。现为杨浦区图书馆和长海医院使用。

与大屋顶式复古建筑不同,受到装饰艺术风和现代主义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一批建筑师开始在商业建筑上探索一种“简朴使用略带中国色彩”的形式,又称为“新民族形式”或“中国式现代主义”。商业建筑对造价和工期的严苛要求使得中国特色只能体现在高度简化的中式屋顶、立面上的中式装饰元素等方面,其他的方面完全是现代化、没有民族色彩的。

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大楼,1931年,范文照、赵深、李锦沛设计。

基督教青年会虽然是基督教背景,但是并没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主要是一个社交和教育机构,况且位于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的9层高的大楼也没有任何采用复古形式的可能与需求。大楼除了顶部的中式飞檐、红柱、额枋彩画之外几乎没有明显的中式装饰,墙身更是使用上海装饰艺术风建筑常用的棕色耐火砖贴面,有着强烈的混搭风格。现为锦江都城青年会经典酒店。

图源 

http://www.heritage-architectures.com/index.php/archives/architectures/1a011

交通银行北平支行,1932年,杨廷宝设计。

正立面使用白色石材贴面,除了在上部设置了仿中式的螭头吐水嘴和雕花、大门上方有中式飞檐之外没有多余的装饰元素,非常简洁。背对街道的一面则是红砖墙面,没有任何装饰。位于前门北京坊区域,现仍为交通银行使用。

北平仁立地毯公司改造,1932年,梁思成设计。

梁思成对简化中式风格的一次尝试,在立面上混杂了不同时期的元素,比如橱窗上方唐式斗拱、二层窗额处的宋式彩画、屋顶的清式琉璃瓦。整体上异质的元素混合得颇为和谐,也显得比较简洁、没有过度装饰。现已拆除。

上海,中国银行总行大楼,1937年,公和洋行设计。

民国时期最高的采取中式元素的建筑,为了高度不超过隔壁的沙逊大厦而设计了一个被“压扁”的大屋顶。和交通银行北平支行类似,立面非常干净,只能通过窗棂图案和顶部装饰看出中式风格来。

图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5032227

从30年代中期开始,国民政府也逐步受到这股现代主义潮流的影响,倾向于抛弃大屋顶来降低造价,同时让建筑显得更加简朴实用。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1934年,华盖事务所设计。

中式装饰被压缩到檐口处,平屋顶在四角做成了微微出挑的形式,配合檐口处的斗拱装饰来致敬古典建筑,别的中式元素就很少了。这栋大楼是建国后很多政府建筑的参考范例之一。

图源 https://kuaibao.qq.com/s/20181207A0ICIQ00?refer=spider

南京,国民大会堂,1936年,奚福泉设计。

和外交部大楼的处理手法类似,屋顶轻微出挑、檐口处有中式装饰。中央的大窗用比较繁复的中式窗棂点缀,中国味更浓一些。现为南京人民大会堂。

图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0836468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约30年时间里,在国内从事建筑设计的建筑师基本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师与他们的学生,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国民政府时期相比也没有太大转变,因此在建筑风格上并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变化。特别是复古主义建筑和“中国式现代主义”建筑,成为了三十年里大型公共建筑的主导风格,在不断的斗争中一直延续到70年代才被现代主义所代替。

极简民国建筑史系列这里基本就结束了。通过五篇文章,我非常简略地带大家浏览了1912-1949年间一部分比较重要和有深远影响的建筑(远不是全部,比如非常重要的汉口和香港都没有挑选例子),并且通过介绍四种主要风格的演变来尝试让大家对民国时期的建筑样式有更清晰的理解。与其说是“建筑史”,这更像是一部打卡指南,可以让大家在旅游时找到更多冷门的观赏点。



接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能会再写一篇关于东北地区日本建筑师主导的现代主义风潮的文章。然后民国建筑相关的东西我大概差不多也写烦了-_- 大概会整点别的。

感谢大家能有耐心看到这里... 



参考书目:

穿墙透壁-剖视中国经典古建筑, ISBN 9787563390939;

中国近代建筑史第三卷-民族国家-中国城市建筑的现代化与历史遗产, ISBN 97871121294834;

从折衷主义到复古主义-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演变,董黎,杨文滢 华中建筑2005年第4期;

近代南京城市转型与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李百浩,熊浩, 规划历史研究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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