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城记

今天，古城往往是我们旅游的常见目的地，如北京、西安、南京、苏州、福州… 但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的建筑，真的是古建筑吗？我们经常在市中心见到这样的“仿古一条街”：

南京

天津

襄阳

走进小巷，除了几处重要的景点、寺庙和古街，大部分“古城”的城区，都被拥挤的六七层高的住宅楼占满：

这样的住宅楼自然不可能是古迹。事实上它们大多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距今不超过四十年。那么古建筑都去哪里了？

当然是被拆了。

本期文章的主题便是“拆城记”。让我们回顾历史，来看看这些辉煌的中国古城们是如何衰落、破败、被拆除的。

众所皆知，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数是木结构的。而木结构与砖石结构相比更容易朽坏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在持续的修缮和保养下，木构建筑同样可以屹立很长时间，比如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公元782年，距今1239年）、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公元982年，距今1039年）、应县木塔（公元11世纪，距今约1000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建筑大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宗教和官府建筑，建筑质量高且能长期持续地受到修缮。一般的民居建筑，一方面限于经济水平，建筑质量较差；另一方面由于主人更替较为频繁，经常会根据其需求进行拆改，很难长期保持原貌。因此民居建筑的保存毫无疑问地比大型建筑更困难。举个例子，今天北京城内留存有许多明代大型建筑，比如太庙、大高玄殿、文庙、故宫保和殿，而明代民居建筑则几乎没有，甚至清代中叶前的民居都很少见。根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统计，北京市约50%的建筑为民国时期（1912-1949年，共37年）建成，另50%则为清代（主要为清末）建成。这个数据也可以为从侧面反应中国传统城市民居的重建、翻建速度。

然而传统民居本身的问题并不是导致最终拆迁的主要原因。历史与社会问题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1937年是改变中国城市，特别是中国东部城市的命运的一年。抗日战争不同于之前的军阀混战，其烈度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城乡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一方面，由于战争导致的时局动荡和交通中断，支撑城市经济的制造业和商贸业陷入停顿，在东部大城市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外资企业大举撤离，导致了严重的失业与经济凋敝；另一方面，大量破产的农民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寻求庇护与工作，导致居民人口暴增。例如北平市的人口由1937年的150万暴增至1941年的180万，而城市建成区面积基本没有增长。租界由于在战争初期成为未被入侵的“孤岛”，人口增长更为吓人：上海公共租界原本人口约110万人，已颇为拥挤，在淞沪会战期间又接受了超过40万难民，人口飙升至150万人；汉口法租界居民由两万余人飙升至近五万人，全部房屋都挤满了难民。

上海大世界游乐场成为临时难民营

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住房短缺共同导致了居住质量的恶化。北平大量原本为一家人居住的独门独户的四合院被迫分别出租给几家人，成为日后的大杂院的雏形；上海的石库门也类似，一栋住宅被分给三家、四家甚至更多人居住，并在晒台和天井处加盖棚屋以扩大面积。一些高档住宅甚至是办公楼由于外资机构和外侨的撤离，也被难民占领。1937-1949年连绵不断的动荡时期中，政府对此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改善。因此解放之后，新政府面临的是住宅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以北京为例，超过20%的住房已沦为危旧房屋。

上海，元芳弄原沪宁铁路局与安顺洋行大楼，距离外滩不足百米，自抗战爆发后沦为贫民窟至今

正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传统民居的建筑质量本就一般，也缺乏现代设施（上下水、卫生间、煤电…），因此居住质量不尽如意。倘若经过不断的修缮与改造，引入现代设施，居住质量还是能够大大提高的，而这样居住质量令人满意的建筑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没有被拆除的必要。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在欧洲各国如意大利、法国、德国见到。但在国内，这些民居并没有享受到类似的待遇。修缮和现代化改造的缺位、居住空间的极度拥挤使他们从原本的“可被拯救”的地位恶化到了“贫民窟”，从而不得不被拆除。

热那亚的中世纪城区。可以看到整体环境差强人意，街道狭窄潮湿、采光很差，两侧的建筑看上去也颇为简陋。然而通过不断的更新、修缮、改造，大部分老旧房屋都进行了加固、引入了现代厨卫设施，对当代人来说居住体验还是可以接受的

195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城市人口进一步增长。这一时期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建设上，住宅兴建的数量虽多，但也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此外，住房也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行列之中：1956年引入了“经租房”政策，即“对城市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符合改造起点的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也就是说，除了原业主用于自住的房屋，剩下的所有私有房屋的使用与管理权都划归国家。但事实上国家并没有经营维护如此多的房屋的能力：大部分情况下，只不过是把更多的居民塞进“经租房“里，而很少进行管理与修缮。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人均居住面积为4.75平米，到了1960年已下降到3.24平米；上海在1970年代则下降到夸张的不足3平米，相当于全家三口只能住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默许，甚至是鼓励居民加建、扩建房屋，即使是以破坏原有建筑结构为代价。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北京下发大量建筑材料给居民搭建”地震棚“，并鼓励居民“接建、改建、扩建”原有房屋。总而言之，由于拥挤和缺乏管理，无论是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广州还是其他的大小城市，传统民居都在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导致了引入市场经济后的大规模拆迁。

电影《没事偷着乐》（1998年，杨亚洲导演），冯巩饰演的张大民一家住在大杂院里，卧室是自己搭建的棚户，把原来院子里的一棵树包在了房间里

一处大杂院，黄色标出部分为加建

除此之外，复杂的产权问题也是老城破败的原因之一。上文提到了，大部分私有房屋被收为“经租房”，但事实上一直没有政策明确过这些房屋的产权。对国家而言，经租房是一种从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手段，即在一段时间的国家经管后，房屋的产权已经收归国有了。1982年新宪法中也明确了城市土地为国有。然而，私房主认为国家从没有说明过在多长时间后房屋所有权就能发生变化，自始至终也没有过任何正式的产权移交和征收手续，因此在拨乱反正后应予发回。经租房产权问题的长期争执使得双方都不愿意承担修缮管理房屋的责任，而且也造成了房屋的产权被分割得极度细碎：比如一个四合院中，正房是私房（业主自住的房屋，产权在文革后发还私有），其他房屋是经租房且为三四户人家共同居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统一修缮、改造都变得极为困难，买卖则是更不可能了。更有趣的是，根据法律，全部的城市土地都为国有，然而无论是私房还是有争议的经租房所占的土地实际上都不是国有，甚至不能适用一般房屋的七十年产权规则（七十年产权指将国有土地出让给私人七十年，而私房则根本不是国有土地，所以理论上拥有永久产权）。为了消灭这种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和改善糟糕的居住环境，很多时候政府与其选择花费大力气与居民谈判、理清产权问题并对原房屋进行修缮改造，不如选择直接对业主和租户发下一大笔经济补偿然后整体拆除建新楼，一了百了，皆大欢喜。

各地经租房讨房团

八十年代开始，除了建设新城区、疏解过密的旧城人口，大规模拆除老城区、建设新楼的“旧城改造”，也就是俗称的“旧改”也全面开始。但是八十年代由于尚未全面引入市场经济，“旧改”资金大部分需要由地方政府支出，资金压力使得其推进得不可能很快。事实上，直到八十年代末，大部分中国城市依然保留着相当大面积的老城区与传统的城市风貌。八十年代初的北京西长安街一带，还可以看到大片的胡同平房

真正的大拆大建发生在九十年代，引入商业化房地产开发之后。老城区由于人口密集、商业活动密集，往往是一座城市地价最高、开发潜力最大的区域，也是房地产商所垂涎的对象。房地产商往往与政府签订“旧改”协议，出钱搬迁居民、拆除旧房，建设新的办公楼、商业综合体、商品房，有时也将地块划出一部分用于建设回迁房。传统民居一般只有一两层高，拆迁后可以建六七层或更高的建筑，容积率（地上总建筑面积与净用地面积的比率）大大提高，可用于出租和出售的建筑面积相应提高，开发商即使付出了拆迁补偿款也能赚得盆满钵满。居民住上了宽敞的回迁房，重建促进了老城区的市容改善和商业发展，有了政绩，地方政府也觉得很满意。总之在这档双赢买卖的推进下，许多城市都将老城区大面积地出让给开发商进行重建。以杭州为例，从 1993年起，每年拆除近100万平方米旧建筑，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将老城区全部重建，传统民居基本完全被居民楼代替，最黄金的西湖湖滨地段则出让给银泰地产建商场。

2000年的杭州，可以看到湖滨区域已基本重建完成，还剩下部分地块刚被拆平。

二十一世纪之后，又有了一种新的“大拆大建”模式，我称之为“影视城化”。这类模式的特点是拆除老城之后，不盖现代风格的住宅楼和商场，而是大量建设仿古建筑：一般围绕着主要景点和沿着主要街道建设仿古商业街吸引游客，此外大量的土地则用于建设仿古式的高端住宅，希望能够吸引高消费力人口购买入住。这样的再开发本质上与更早的旧城改造模式一脉相承，只不过是将重点转移到了发展旅游业，而非一般的商业上。这些仿古建筑往往做得不伦不类，只不过是现代建筑套了层古建筑的装饰，没有任何的建筑艺术价值，但使城市的整体风貌仿佛“古典”了起来，对游客也似乎造成了很强的吸引力，使他们沉浸在了一个人为营造的、虚幻的“古代中国”当中。它和影视城一样，都旨在营造一个符合当代人对古代的刻板印象的氛围，而非保留真正的古代氛围。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山东聊城的东昌古城，是北方少见的坐落在湖中岛上的“水城”，到二十一世纪初历史城区都保存得比较完好。2009年起当地政府对古城进行全面重建，传统建筑几乎全部被拆除，代之以仿古合院式住宅，被称为是“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典型案例。

东昌古城，2007年，2011年，2017年。滑动观看←

东昌古城新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仿古宅院。

感谢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全国各地被认证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大多能逃过拆除重建的劫难。然而，“旧城改造”却使这些文物成为了现代建筑间的“孤岛”，反而显得与环境极不协调。看到一片现代居民楼里突然出现一座中式寺庙，该是多么突兀的景观！然而这就是历史街区积弊已久、终被拆除的后果，也是全国各地面临的现状。

南京总统府旧址

杭州凤凰寺

福州华林寺大殿

大拆大建的另一个后果是城市文脉的断绝。文脉一词听起来抽象，但其实是十分现实而贴近生活的东西：它是市民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记忆、印象、传承。历史街区的居民对城市历史的认识是立体的，不光来源于书本和口传，也来源于亲眼所见的身边的许许多历史建筑；改造后的街区的居民对城市历史文化的认识则只能来自于书本和口传，而没有可见、可触摸的东西，因为他们身边不再有过去留下来的遗物。试想一下，一座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市中心却难以找到一座历史超过五十年的建筑，那这上千年的历史文化又怎能使人感到惊叹与信服，进而产生了解与传承它的欲望呢？我们往往指责今天中国的城市发展同质化严重，却不知同质化的背后正是“旧城改造”背后带来的千篇一律的建设模式和城市文脉的断绝。

今天，许多城市已经意识到了大拆大建的局限性，而致力于保护、修复历史街区。通过这期文章，我给大家介绍了“拆城”的历史进程，而接下来的几期我将聚焦于几个比较有典型性的城市案例，来更好地展现近几十年来中国传统城市街区保护的状况。

图片来源：

https://zhuanlan.zhihu.com/p/23244733

https://bnn.co/news/gb/china/2009/05/200905120821.shtml

http://www.obj.cc/thread-49078-1-1.html

http://chinajzf.weebly.com/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https://map.baidu.com/

https://www.virtualshanghai.net/

http://www.xf.gov.cn/sq/xyyx/202006/t20200615_2148600.shtml

https://cn.tripadvisor.com/Hotel_Review-g294220-d17689768-Reviews-SSAW_Boutique_Hotel_Confucius_Temple-Nanjing_Jiangsu.html

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Zx411j7QM

Google Earth

参考书目：

[1]单霁翔.从“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到“历史城区整体保护”——探讨历史城区保护的科学途径与有机秩序(中)[J].文物,2006,{4}(06):36-48.

[2]单霁翔.从“大规模危旧房改造”到“循序渐进,有机更新”———探讨历史城区保护的科学途径与有机秩序(下)[J].文物,2006,{4}(07):26-40.

[3]张玉晟. 历史街区中经租房的空间演变与利用对策[D].东南大学,2019.

[4]刘立早.北京旧城四合院产权演变探析[J].北京规划建设,2011,{4}(04):21-24.

[5]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市地方志·市政卷·房地产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