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城记 北京

当我们讨论古城，或者历史城区的保护时，不可不谈到的例子就是北京，一个富于正面和负面意义的例子。

从正面看，直到今天，北京仍然是历史街区保留面积最大的中国城市，也是历史建筑遗存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举个例子，北京共有12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运城有102处，郑州81处，南京55处）。

从负面看，北京留存下来的历史城区面积不到明清时期的一半，传统的城市肌理被严重破坏（举个例子，1949年时北京共有3250条胡同，到2003年仅剩1571条），大量民居也处于缺乏修缮和管理的状态。这期文章我们将详细介绍北京百年来旧城保护的历程，进而讨论其得与失之处。

（本期约4000字，多图，注意流量）

北京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除了1928-1949这二十年间）一直是中国的首都，首善之区的地位使得北京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比其他古城如西安、苏州、杭州快得多，也为了改善交通拆除了不少古建筑。

1916年，北京环城铁路建成，利用城墙与护城河间的空地铺设路轨，因为挡路拆除了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的瓮城和闸门。许多其他的城门和城楼也在民国时期为了交通建设陆续拆除。图中即为从安定门城楼上拍摄的箭楼，可以看到其两侧的瓮城被拆除，箭楼和城楼城墙不再相连，铁路从中间穿过。

民国年间为了改善交通和铺设电车轨道，陆续拆除了皇城墙（上图中包围深黄色区域的红线），今天只在天安门两侧和皇城根遗址公园内有部分遗迹。

但是真正对北京城市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工程则要等到五十、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的建设围绕着重塑国家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的空间与形象展开。

1959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和修建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对天安门广场进行大扩建，使其面积增加数倍，光为了人民大会堂的用地就拆除了两千余间民宅。

1959年天安门广场扩建时拍摄，还可以看到广场两侧被拆除的民居。注意此时广场仅仅比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略宽。

五十年代中期，为了更顺利地举行阅兵式，大规模拓宽了长安街。原西单路口附近的庆寿寺双塔为金代所建，为拉直马路而被拆除。西单路口以西旧刑部街、报子街等胡同同期拆除。

正在拓宽的长安街，背景为庆寿寺双塔

1957年长安街初步拓宽后从西单路口处向西拍摄。画面左侧可见正在建造的电报大楼。长安街在电报大楼前的弯曲处附近即为庆寿寺双塔原址。

1965年，北京地铁开工，环线（今2号线）埋设在北京内城城墙的位置。由于当时技术所限，只能采用明挖回填法修建，地铁所经路线上方的建筑必须全部拆除。于是北京城墙基本被全部拆除。

正阳门前正在施工的地铁

被拆除的西直门城楼

除了拆城修路、修地铁，在旧城范围内修建体量庞大的高层建筑也对城市风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北京饭店新东楼，1974年完工，高60米，作为一个巨大的现代主义钢筋混凝土方块，体量完全突破了常规，显得极突兀。直至今天它仍然是长安街上最高的建筑物。

八十年代，北京开始推进“旧城改造”，但和其他城市一样，由于高度依靠政府资金投入，导致推进速度缓慢，也没有造成大范围的拆迁重建。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项目是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由吴良镛院士设计，通过“居民住宅合作社”这一形式，在减少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对危旧住房进行更新、让居民住上新房子，在建筑体量、风貌上和老城区也比较协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模式没有继续推广下去。总体来说，直到八十年代末，除了少数几个区域（如长安街沿线），北京的古都风貌还保存得比较完好。

对菊儿胡同新四合院项目的批评是多方面的：由于容积率限制和外销房（指可以向外国人和华侨销售的商品住宅）的存在，实际能够回迁的居民不足一半；建筑风格过于南方化、和胡同风貌并不匹配；合院式设计实用度低、私密性差，等等。但总体上看这个项目在当时还是很有创新性的。

真正的大拆大建则发生在九十年代。1992年北京市出台了国有土地出让与转让政策，非国有企业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从而引来了第一波房地产投资热潮。北京市在这一时期积极与外资（主要为香港地产商）接洽，以十分优惠的条件将大幅地块出让并进行整体拆除改建。比较典型的例子有：

金宝街，开发商为香港富华集团（陈丽华）。为了打通王府井和东二环之间的交通，由富华集团出资建设金宝街和两侧的商业建筑，也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励骏酒店、金宝购物中心、北京香港马会会所等高端场所。在兴建过程中拆除了大量的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四合院建筑，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蔡元培故居也险被拆除，后经多方协商得以保留。滑动查看历史地图←：

新世界中心，开发商为香港新世界发展（郑裕彤）。这一项目的规模在北京是空前绝后的，拆除了崇文门外大街两侧各约500米内的全部建筑，建设包含商品房、回迁房、商场、酒店、写字楼等等一系列设施的超大型综合体。时至今日磁器口路口东南角新世界持有的一块地皮仍未开发，也足以看出这个项目的规模有多大。滑动查看历史地图←：

东方广场，开发商原为东方海外（董建华），后转让给长江实业（李嘉诚）。被称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一建筑综合体项目，占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横跨王府井、东单两座地铁站，斥资超过20亿美元。为此项目，拆除了东单头条、二条两条胡同，搬迁1800余户居民。东单-王府井区域是北京近代建筑遗产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大量清末民国建设的别墅、洋楼被拆除，当时开业刚刚不久的麦当劳王府井餐厅（时为全球最大的麦当劳餐厅）也被一起拆除。滑动查看图片←：

五十年代的王府井与长安街路口，画面右侧的三层洋楼大概位于今天东方广场最西端的位置；

除了外商投资项目，市政府和国企利用土地出让带来的大笔资金也在快速推进旧城改造。北京的旧城改造地段大多位于老城边缘区域、临近二环路，对历史城区形成了一种“包围”态势。为了提高容积率和降低成本，新建的回迁房放弃了和历史街区相协调的尝试，采用了纯粹的现代风格。比较典型的区域有西城的新街口、东城的海运仓、南新仓、朝阳门内。滑动查看历史地图←：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后，城市更新建设的速度更是大大加快，也上马了一系列规模更大、在今天看来对历史文物伤害更大的项目。

金融街，1993年提出概念，即将西至西二环、东至太平桥大街、北至阜成门内大街、南至长安街的约1平方公里老城区建设为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不同于之前的旧改项目，金融街完全为金融办公区，基本不会有居民回迁。由于面积巨大、拆迁任务紧，在2000年代初产生了一系列强拆丑闻、极大震动了文物界。从今天看，在历史城区建造这种高密度金融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滑动查看历史地图←：

中关村商务区，原址为海淀镇。海淀镇不是个普通的镇子，清代皇帝驻跸颐和园、圆明园时，大量随行王公官员都居住在临近皇家苑囿的海淀镇，因此在此建设了许多深宅大院，文物价值很高，但由于不在北京城内，其保护鲜少受到关注。今天只有少数几处被列为文保单位的历史建筑点缀在写字楼间的草坪上。

前门大街改造项目，原计划为不拆迁、原样修复，但由于政府缺乏资金，不得不引入潘石屹的SOHO中国地产进行商业开发，从而爆发了文物保护界和地产商之间的长期拉锯战。最终前门大街两侧未被列入文保名单的建筑大多被拆除重建，整条大街统一为“不中不洋，不古不新”的风格。前门大街改造尽管在北京臭名昭著，但在许多其他城市却成为了学习借鉴的样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上期提到的“影视城化”的先驱之一。滑动查看图片←：

注意民国时期前门大街两侧风格繁杂、非常多样化的店铺门面，再看改造后统一沉闷的灰砖立面。

北京在这一时期的大拆大建引起了舆论界的关注。之前的“旧城改造“无论如何其出发点是让市民住上新房子，现在则完全变成了资本的逐利游戏。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知识分子、文保专家和广义上的”文化人“群体最密集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搞大拆大建、破坏历史文物，自然不可能不被谴责。

短片《百花深处》，陈凯歌导演，2002年，作为电影项目《十分钟年华老去：小号篇》（Ten Minutes Older: The Trumpet）的一部分获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Un Certain Regard）提名。故事里的疯子冯先生（冯远征饰演）请搬家工人搬他“两进的大宅子”里的家什，工人到了后发现其实胡同里只剩下一片废墟。北京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保护古城足够关注，也能在国际层面制造舆论、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其他城市则少有这样的条件。

到了2005年前后，随着城建热潮的降温和舆论谴责的升温，北京市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旧城改造的步伐。

今天，北京旧城范围内官方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共有33片，总面积20.6平方公里，占老城总面积62.5平方公里的33%。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旧城改造“由外到内”的顺序：东、西二环、长安街、两广路等干道沿线是开发重点，而远离大马路的内城核心与北部区域则保存较为完好。尽管经历了前文我们所说的种种磨难，北京的历史街区面积仍然是全国最大的，三分之一的留存比例也是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最高的之一。

北京相比其他几乎被拆平的古城，如杭州、福州、成都，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幸运呢？

首先，我们不能否定历代政府在保护古城上做的努力。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古城，历史古迹异常丰富，因此早在民国初年，市政机构就对保存修缮历史建筑做了深入的研究。在百余年间，“三朝古都”、“文化高地”一直是北京在文化领域的主要形象，因此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日伪政府，还是新中国政府，都对保护历史古迹、维护古都风貌十分上心，因此在大拆大建、破坏古都形象的行为，除了在少数特殊时期，总体上是被负面看待的。

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强大的民间力量。上文说过，北京长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使得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都会在舆论界被放大，而“拆城”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自然会一波激起千层浪。持续不断的国内和国际舆论批评，以及民间文保人士的反抗，毫无疑问都对大拆大建模式的停止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他城市，即使是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很难受到北京这样的关注，更别说其他更小、更偏远的城市了。

最后，经济原因也是不可或缺的。北京旧城内的地价之昂贵，即使是在二十年前也是人人皆知的，而这样的高成本无疑劝退了许多本钱不够的开发商。同时，北京旧城也是医疗、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一点与许多其他城市不同），也是房价上涨最为坚挺的区域，因此居民很难同意拿一笔拆迁款便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区域：房子对他们而言变成了理财产品，就像一支会永远涨下去的股票，有什么理由要提前卖掉呢？强拆在北京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开发商不敢，那房子就只好留着不拆了。这就是北京的旧城改造相比其他城市推进得十分缓慢的原因。与上面所讲的两个原因一起，大家也能看出在北京拆一座房子有多么困难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如此“幸运”。

我把拆城记的第二期献给了北京而非其他城市，一方面是由于对北京的情况比较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的旧城改造历经了多个阶段、尝试了国内能看到的几乎所有模式，是比较“集大成”的案例。接下来的几篇，我们则要分析一些更加小众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一下在舆论焦点之外的地方，古城的保护与重建是怎样冲突、怎样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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