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城记 大同 下篇

说完了建筑，我们不要忘了人的因素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很重要。

大同市民们住在哪里？“毫无价值”的破旧民房和棚户区。老城拆完了，他们大都搬到郊区的回迁房里，问题来了：现在谁住在大同城里？城里保留了一些状况较好的民房没有拆除，因此有一些原居民，但很多区域，除了用来复建历史建筑和建设仿古商业街，都用来建设四合院式的商品房出售给买得起的人。

这对大同的地方文化传承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承载本地文化的本地人让位于对当地历史文化毫无了解的外来者。举个例子，古城内的服务业者，导游、门卫、小摊老板，往往谙熟本地历史掌故，随口就能讲出一两个关于华严寺或善化寺的传说，因为他们生长在这里、对这里的一切足够熟悉，这些传统也会被同样生长在古城里的下一代所传承。重建之后，这些人都搬到了郊区去，或许有几个人会每天坐着公交回来上班，但随着他们的老去，老城内的工作岗位必然被不熟悉本地历史文化的年轻人或外来者接替。很容易想象有多少没有被记录在导游词里的鲜活记忆将会丢失，毕竟它所基于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我们不谈文化传统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仅仅从民生角度看，这样的举措也问题多多。相关调查显示，老城居民中，各类弱势群体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老人、失业者、低收入人群等，毕竟有钱人谁会住破烂房子呢）。这些人文化水平低、社会关系薄弱，其维生高度依赖老城内的一些低端服务业工作（摆摊，当门卫、检票员，蹬三轮车等）。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搬到郊区，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他们的生活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街坊邻居找不到了、原来的住处找不到了，原来的工作也没有了（从郊区到老城的通勤对他们可能是十分困难的）。他们的居住条件确实大大改善了，但这是以牺牲其他的一系列条件为代价的。所谓的“改善民生”，某种程度上正是以牺牲最为脆弱的一部分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

大同鼓楼西街、鼓楼东街历史街区居民调查，2015年

归根到底，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造城运动”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对文物工作者来说，第一要务是保护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对“造城派”来说，第一要务是发展产业，特别是旅游业。

事实上，大同在2008-2013年这五年间的一系列工程证明了，“历史名城”、“文化遗产”都只是发展经济的工具，因而当文物保护的要求威胁到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时，文物保护不得不让路。这也是“影视城化”的核心：他们根本不在乎古建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只在乎在游客眼中这些东西是不是显得是真的，能不能让他们陶醉其中、玩得开心、下次再来。对他们来说，一座真正的古城和一座平地上新建的“古城”没有任何差别，甚至后者还更好些，因为成本上更划算。

从旅游业角度讲，古北水镇和乌镇没有高下之分，即使前者是完全新建的、后者是真的古镇。

（是的，古北水镇不是古镇，是2010年中青旅、乌镇旅游公司和龙湖地产合作开发的商业地产项目，里面基本没有真正的古建筑，但能让大家玩得很开心。）

耿市长甘冒无数骂名大力推进“造城运动”，绝不只是因为他个人的喜好或者政绩工程。在纪录片中他这样坦白道：

因为是口语，中文字幕有些语序颠倒，请根据英文字幕的意思理解。意思大致是：他在大同的任职时间有限，很快要调离了，因此一定要雷厉风行、大干快上。如果不能在他走前把古城的拆迁工作完成，那整个工程之后就会陷入停滞、成为政绩工程。他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利用“历史文化名城复兴”为大同的未来发展打通道路，未来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结合这样两条新闻，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1. 

011年4月2日，银监会下发《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控制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各类所谓的“城投公司”）无节制地发行地方债的情况。2008年著名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大量热钱流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地方政府在金融市场上大举借债，引发了困扰我国至今的地方债问题。以大同为例，建设资金需要500亿元人民币，政府投资仅有150亿元，剩下的都要通过融资平台和各种”经营手段”实现。而大同2009年的财政收入不过190亿元。虽然许多媒体认为大同的负债率尚属“健康”，但耿市长毫无疑问担心中央接下来的严控地方债政策会影响城建资金来源。这也是他大干快上、在进一步管控到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的原因。

2. 

2011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在此之前，无论是大同、还是别处，强拆是城市建设中经常使用的手段：不靠强拆，在几年内拆平大同老城，想想也不可能。在纪录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位来访大同的外地官员炫耀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发通知之前就强行完成了拆迁工作，并说要是留到现在就麻烦了。耿市长着急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进行拆迁重建，也是因为发布通知后，拆迁政策一定会改变，之后再拆就不这么容易了。

这是纪录片里一位市民对拆迁政策的异议，可见拆迁手续并不规范

摊子铺得太大，必然产生资金周转的困难。我们可以找到当时大同市拖欠建筑队工程款的新闻，在国家治理相关问题后，大同也不能用这种方法“省钱”了

当然了，耿市长的任期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之前的大同市长平均任期不过2年左右，他2008年上任，干到2011、12年时，已经是超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调走。整个大同的“造城运动”几乎完全是靠他的铁腕手段推动的，离了他，整个工程必然陷入停滞。事实证明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截图出自电影《江湖儿女》，2018年，贾樟柯导演。作为山西人，贾导常常在大同取景。这段在荒废体育场里散步的镜头就是在停工的大同体育场拍摄的。大同体育场并不在老城里，但和老城内的很多项目一样在耿彦波走后处于停工状态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理解耿市长的苦衷：他确实是想为大同市民做些实事、切实地改善经济和民生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地方官，他所能想到、做到的改善经济民生的最好最快方法就是大拆大建、改善基建、发展旅游业。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这个目标，他除了采取铁腕政策、大举举债，也没有别的方法。这个问题的矛盾之处在于：想要实实在在地保护好大同老城，所需时间将是10年、20年，但耿没有这个时间，他需要在5年内完成所有任务、尽量不留下烂摊子。

可惜时间和质量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五年的赶工，带来的缺憾可能需要五十年来弥补。

我写这篇关于大同的文章，是因为2018年我去过这里，对这里有着切身的印象。大同的街道宽敞干净，食物便宜好吃，是一个颇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大同的几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状态不错，华严寺和善化寺大殿作为少见的辽金巨构尤其值得参观。但我也记得华严寺前萧条的仿古商业街，以及我登上复建的华严宝塔时，看到的古城内半成废墟、毫无生气的胡同小巷，大片大片的荒地以及正在兴建的仿古建筑的钢筋混凝土框架。无论从理性还是感性的角度，我都不认为这是一种可接受的“复兴”历史文化名城的方式。

我拍摄的大同，2018年

大同告别耿彦波已经8年了。这8年里，在旅游业的发展推动下，大同的经济确实颇有起色，我也必须承认没有耿市长的铁腕治理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经常在互联网上看到大同市民对耿彦波的称赞，我认为这是十分自然且应该的，毕竟他在五年之内让大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还是要泼泼冷水：

我们不能只看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却看不到背后的债务，这债务的每一份每一毫，将来都是要大同人自己还的。

我们要看到，本来大同可以保留下来多少漂亮的明清四合院，而今都化成了平地和粗劣的仿古建筑。

我们也要看到，在粗暴的拆迁过程中，多少居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多少底层市民被迫离开他们赖以维生的老房子。

大同未来将获得更加发达的旅游业，但几乎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本来是有这个机会的，但是为了“复兴历史文化名城”，为了发展旅游业，这个机会浪费掉了。

某种意义上，大同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缩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狂飙猛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历史与现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与保护的冲突中徘徊而不知所措的人们。

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更加追求质而非量的今天，我希望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主政者，都能在建设“理想城市”的诱惑前三思一下，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从文物保护角度、从弱势群体的角度想一想这样的工程是否真的有想象中的美好。

到这里拆城记大同篇就完结了。我之后可能会继续写这个系列，讲一些其它的故事，比如天津、西安，但感觉比较重要的内容其实到目前为止差不多写完了，我也没有什么灵感了。总之感谢大家耗费这么多时间读到这里，也感谢读者们的点赞关注转发！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