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街坊，远去的记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华信，笔名北方、荀皓，北京市104中学初68届毕业，曾赴延安插队，上过大学，教过书，做过行政管理，现退休。

原题

胡同，街坊，

远去的记忆

作者：姜华信

现在的北京，除了城市中心的东西城，还保留着一些旧时的老胡同外，放眼望去，从二三环到五环之间，则到处是近二十年来兴建的，多层或高层楼房组团形成的社区。

在这些社区里，不论是老北京，还是新移民，各家各户，不管住的是多大面积，装修是否简单还是华丽，也不管是年轻人朝五晚九早出晚归，还是老年人买菜做饭居家料理，但共同的起居规律是，很少与邻居过多交集，甚至不知对门住户姓啥名谁，一天繁忙过后，大多把自己困在家里，自成一统，享受着各自的小天地。

住在小区凡20余年，一个单元十来户邻居，老的迁出，新的进来，面孔生熟，见面互不搭理，有几户也算老邻居，见面也只是点个头而已，二层住着位84岁大姐，这两年才从点头变成问候，一次她说：“孩子不在身边，就我们老两口，想着万一有个事儿找个人帮助，可楼道空空如也，房门紧闭，无人可求……”

听了这话，我忙说：“我们退休在家，大忙帮不了，小事儿没问题，有事儿您言语，都是北京人，千万别客气。”

前些年家里养狗要每天早晚遛，在狗狗们玩耍时，也认识了几个同道，自打不再养狗，和这些“狗友”也渐行渐远，再没有机会在草地花园晤谈问候。

说起现在的邻里关系，相处时彬彬有礼，避免了那时胡同街坊之间偶尔的吵架拌嘴，看似井水不犯河水，两不相碍，却少了邻里之间本不应该缺少的，邻里守望，互相帮助的亲密关系，更缺失了老北京市井文化的历史延续。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少年时，居住在胡同里，和老街坊邻居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亲身经历。

拆迁前的琉璃井，目前正在建望坛新苑，作者摄于2017年

街坊来自哪里

偌大的北京，人从哪儿来？有人开始刨根问底。前段时间，单位发通知，要请每个人将个人籍贯反馈一下，因组织人事部门在整理档案中，缺乏这方面的详实信息，需要核实重新登记。

我们这些退休之人，参加工作三四十年，各类登记表不知填了多少回，其中大多有“籍贯”一栏，当时只是觉得这栏不太重要，填的比较随意，有填出生地，有填父亲祖籍，好在无人追究，任随他去。

作为我们这些老北京，不用说也知道，目前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各阶层人群，上朔两三代，乃至四五代，绝大多数不是北京土著居民。我们的祖上，或是水灾天旱；或是瘟疫泛滥；或是随军转战；或是谋职发展，总之是乘着生命之舟，漂泊来到燕山之脉，永定河畔这块地方定居下来，七百余年历史的变迁，造成了从元大都时，人口的十几万发展到如今的上千万，如此形成了在中国版图上，不是数一也是数二的大都市。

5岁以前，我家住在哈德门外，离天坛东墙不远的东四块玉，一个长方形大院子，南北房10来间，东西有门，此院原为南城蔡姓富人所有，新社会被政府收回。1955年，国家兴建体育设施，院子旁边修了一条东西大马路，院子被拆，街坊邻居四处迁移。近几年去天坛，路过当年的地方，虽60多年过去，还有着深刻记忆，如今体育馆路的路西，面朝北，体育局家属院儿这块地皮，就是当年我的所居之地。

院子被拆给人家腾地，我家和一众老邻居由外城里搬到外城外，落户到永定门城楼之南，离护城河不远，政府兴建的住宅区，这片区域原是农田，夹杂着庙宇坟岗及臭沟小溪，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这些景象有的还存在。这片住宅区面积可不小，分别组团，按原有地名称为：杨家园、郭公庄、琉璃井、安乐林、木樨园、蒲黄榆等，大体容纳了七八千户人家还有余。 

拆迁前的琉璃井，目前正在建望坛新苑，作者摄于2017年

家在胡同

我家被安置在琉璃井，位置在住宅区中心地带。琉璃井分南井北井，以一条马路为界，除住宅区边沿为东西房，其他均为北房，每排房大约10间，形成一个个院落，院子之外即是胡同，这样的胡同在琉璃井有10条左右，它们不像老城区胡同的曲折和深幽，而是笔直透亮，一览无余。

进到房里，每间房约十多平米，红砖铺地，玻璃门窗，白灰挑顶，房外均有一方平地，可供日常饭后沏茶休息。我家分到三间房，按当时家庭成员构成，基本上卧榻有余。

来自东西南北旧城的拆迁户，很快携家带口来到永外这片地区，那时搬家很简单，有辆平板车拉上两三回就够了，你想！两只箱子一两个大柜，几个大包袱皮儿包衣服被褥，外加几块床板、火炉及零碎，谁家也没太多余的东西。隔壁西房尤大姐搬来后，床板缺两块儿，家父二话不说张口就给，让她一时救了急，新街坊的互帮由此而起。

来到生环境，住进新房子，老习俗没改，大人们和左邻右舍碰上就打招呼，渐渐的熟悉，连上公共厕所的机会都不想失去，“吃了吗？您呐”，一时成为笑趣。

院子不大，胡同也短，大人们上班家务之后，闲下来大多走出家门，胳膊肘夹着报纸端着茶叼着烟，夹着小板凳，在院子外胡同口，聊着大天。

这时各家的二当家们，大多还是家庭妇女，没有走上社会参加工作，闲了也是抱着孩子去相熟的各家，张家长李家短，不忘拿着针线四处串。夏天夜晚，邻家二叔光着脊梁摇着芭蕉扇，聊开“狸猫换太子”，街坊们围坐一片。

孩子们适应环境最快，前后院的孩子们没几天就玩儿在了一块儿，我咬一口你家馅饼，你给我一块糖；女孩儿跳房间，男孩儿推铁环。到了夜晚，“藏谜歌，点蝴蝶，谁不玩儿小王八儿”，的呼唤声，让各家的孩子，慌忙几口扒了晚饭，借口上茅房的机会，出门就加入了游戏，很快消失在夜色中，玩儿的好不尽兴，直到听见父母的喊声，才抹着额头的汗水依依不舍，颠儿回家去。

这一胡同里头街坊邻居的市井百象，如风俗旧画，真实的反映在这一刚刚形成的居民区的日常生活里。

和我家同时搬来的几家老街坊，在新的居住地，依旧延续着旧日的情谊，虽然现在老人们早都不在，过眼云烟，再无人提起，可一想到当年，老街坊的身影仍然残存在我的记忆。

两位老街坊

先说李大娘。

说起李大娘，身高近1米7，板直的身材，面容干瘦，半头白发，头后挽着一个发髻，裤腿裹着青布带，穿着一双小鞋，“三寸金莲”，走路虽颤步伐却健，是个身体健康的小脚老太太。

李大娘长家父几岁，既是当年老街坊又是河北邻县半个同乡，所以经常关系往来，大嫂才从老家嫁到北京没两年，乡音未改，同样操着老家口音的李大娘视大嫂如同干闺女，大嫂也常干娘干娘的叫。

李大娘年轻时，先夫早殁，留一子，抗战刚一爆发，幼子便别母离乡，参加了八路军，再无联系。她后又改嫁，生一女，后夫在兵荒马乱中，做生意常不归家，以后音讯皆无。无奈，她拖着女儿来到北京，给人帮佣为生。解放后女儿巧珍找了婆家，夫婿国良将她接到小家带外孙，过上了安稳生活。

李大娘过惯了苦日子，除料理家务外，还常常到垃圾站捡未燃烧尽的煤核儿，连带房管所木工房倾倒的刨花碎木块儿，都成了篮中物，拾回家中代替煤球取暖做饭。

别看她外表看起来贫苦，实际生活并不发愁，解放军刚一进城，女婿又登报又找政府，终于很快替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如今已是机关里的局级大干部。

亲娘找到儿子，没有早年电影《探亲记》描述的那么曲折，儿子见了亲娘，很高兴，经常把她接回家住，可没过两天她又跑回女儿家，大嫂问她：“一人住一间屋子，有保姆侍候，吃香喝辣，还能天天洗澡，在那儿多享福？”她说：“儿子家规矩太多，我这脏老婆子不习惯在那儿住。”大嫂笑着说：“您就是舍不得那点煤核儿。”

说是说，其实李大娘有个当官儿子的事儿，当时没几个街坊知道，直到有一天却轰动了整个院子几条胡同。

这里先说段故事：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巴西政府对我示好，派副总统访华，开始了两国经贸和文化的联系，我方先后派出9名人员到巴西为建立两国合作开展工作。

可风云突变，1964年3月，巴西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主张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合法政府。军人政府一上台便逮捕了我方这9名工作人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国九人案”。

在美国的策动及蒋帮的参与下，巴西当局将9名人员关进监狱，先以金钱美女诱惑进行策反，不成之后，又以“政治顾问”“间谍活动”“煽动叛乱”的“罪名”进行栽赃，还对他们施以拷打酷刑。我方人员对此反迫害，抗高压，不屈服，与他们在各种场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事件发生后，国家领导人异常气愤：“岂有此理！要跟他们针锋相对的斗”，我外交部先后两次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在中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联系不畅通的情况下，我国借助有关友好国家与巴西官方接触，进行抗议，转达正义要求，从而在国际上形成有利的舆论，取得了广泛同情和支持。巴西各界的有识之士也纷纷表态，反对当局的无理行动，以平托大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为9名人员申张正义，做无罪辩护。

在强大的政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巴西当局理屈词穷，最后只好宣布将9名人员驱逐出境。我9名人员当即发表无罪声明，在关押一年之久后，于1965年4月20号，顺利返回祖国。

这个事件前后长达一年多时间，是我国当时在对外关系中的一次重要涉外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如放到现在也可能只是小事一桩。我当时正上小学四五年级，从报纸和收音机上也常看到听到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有理有利有节”这个名词，就是在这片抗议声中留下了印象，还有料想不到的是，这个事件还引起了街坊们的广泛巷议。

邻居街坊们从抗美援朝和“三五反”运动起，就把小家个人的命运和国家大事儿连在了一起，北京人关于国家大事这个习惯自此养成。这回，我国人员在巴西的遭遇更是成了邻居街坊们茶余饭后的中心话题，因为这个事件和附近的一个人有着密切联系。

李大娘在人们视角中，本是无人关注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小脚老太太，突然一下成了聊天的中心话题，不为其他，只因为9名中国人员中，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总会赴巴西贸易工作小组组长，9名人员中排在第一位的这个人，就是李大娘的亲儿子。

街坊邻居们的关心和议论，虽丝毫不影响李大娘的生活习惯，该捡煤核儿捡煤核儿，但毕竟打乱了她的正常生活规律，时常不短胡同里开进来小汽车，提着物品进了李大娘的院子，有的街坊出于关心，也常挡着李大娘问长问短。

直到突然有一天，收音机传出消息，在巴西工作的9名中国人员已顺利返回首都北京，第二天，报纸上也刊登消息和欢迎照片，李大娘的形象上了大报的头版头条。那天的欢迎场面可称隆重，中央领导，上千群众，还有不可缺少的9名人员的亲属，在鲜花的簇拥下，汇集在机场跑道边。从报纸照片中，李先念副总理和李大娘亲切握手，身边还有随行工作人员搀扶，这回可真令李大娘在街坊邻居中的印象旧貌变新颜，一时间成了名人。

她和儿子欢聚之后又回闺女家中，那几天，无论在胡同还是在院子里，只要有人提起她儿子回来的事儿，她虽没文化不会用官方用语表达，但他那通俗的言语，街坊们更爱听，她描述着机场欢迎的场面，说，第一次见到地上落的大飞机，头一次和大官儿走的那么近，这回可真是开了眼，俺都有点眼晕……

我大嫂和她开惯了玩笑，便冒了一句：“您和那么大的官儿握手，没激动得尿湿了裤子？”说的旁边街坊忍俊不禁，而李太娘只是神情略带点羞涩，拍着大嫂说：“闺女！这回干娘可见了大世面”，说着自豪地笑出声，还不由自主顺手把免裆裤往上提了提，紧了紧红裤腰带…，李大娘真是一位可爱透顶的老太太。

拆迁前的琉璃井，目前正在建望坛新苑，作者摄于2017年

再说六叔一家。

六叔姓袁，因长辈身份，故名字从不好过问，当年他和我家一起从南城迁来，住在我家的隔壁胡同。和家父膀大腰圆相比，六叔身体削瘦，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冬天总是一袭棉长袍，头上戴着一顶翻开能遮耳的，棕色毛毡瓜皮帽。

六叔解放前靠赶大车为生，初时的大车，板条做底，长长辕头上包着铁皮，木制车轱辘套着一圈胶皮。北京人称大车，实际就是马车，马是车主的最大物质财富，几千块钱一匹的马，是当时最平常的价格。六叔视牲口为家中最爱，饲养着一匹马，一匹骡，个个滚壮腰圆，拉车绝对硬棒。他家紧邻街道，在院子的最边上，出车方便，房子旁边搭了一座临时牲口棚，成了马的居所。

随着六叔年龄增大，腿脚不方便，便将大车交给儿子掌鞭吆喝，而他只负责出车回来，给牲口卸下鞍鞯，拉到院门口，让大汗淋漓的牲口打上几个滚，撒上一阵欢儿，然后牵回牲口棚饮水喂料。说到牲口料，不像插队陕北时，当地牛驴吃的玉米杆和糠秕，这两匹马和骡子吃的可是细料，上等的豆饼和麸皮，外加铡碎的干草，我曾钻进牲口棚，看到麻袋里装的豆饼，油乎乎一片，闻着豆香，偷偷的抓了一把放进口袋，让发小们尝，无一赞不绝口，赛饼干，好吃！好香！

六叔有两个儿子，长子本会，膝下五子一女，五子依次：大黑、二黑、三黑、顺星、小和尚，一女芳名小玉子位列老三；次子大名不知，人称老二，有一子一女，因交集不多，知之甚少，从略不提。

六叔长媳，我称大嫂子，已记不清名姓，大嫂子娘家就她一女，更兼那时家里富裕，出嫁时，把家里的细软和清代花瓶、檀木桌子、条案、太师椅一起陪嫁了过去，所以在袁家有地位，在家里说了算的六叔也对儿媳很抬举。

大嫂子人面善，脾气好，对外人非常和气，对到家玩儿的小孩儿也很慈爱，几十年之后她还和我提起，小时候我吃过她的奶。但对家里的孩子们，由于太多也管不过来，偶尔生气也是拿鸡毛掸子追，有一次我眼见抄起纳鞋底的锥子，要往二黑屁股上锥，吓得二黑吱哇乱叫唤，实际动作很张扬，就是不见真下手。大嫂子大跃进时参加了工作，在工厂积极上进，担任班组长，经常见她把《支部生活》带回家阅读，一准是负责组织职工班后学习。

六叔长子，我叫大哥，长我约二十岁，56年公私合营，把大车和牲口交了出去，参加了马车社，成了企业职工，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马车落伍，马车社转成了汽车厂，改做厨师进了职工食堂。大哥平时工作忙，顾不上管孩子，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下班进屋眼睛一扫，几个孩子跟老鼠见了猫一样，立马悄声无息。

家里孩子多，大哥大嫂子又上班，六叔老伴六嫂是个聋子，人善良，只是看得见，却听不见外面的世界，孙子有时调皮，她只能大声叫唤，干着急没办法，只好埋头扫地做饭。因此长子长媳不在家的时候，六叔就包揽了家中一切，成了大家长，他性情生冷硬倔，操着山东口音，眼一瞪，山羊胡子一撅，几个孙子都怕他，除了六叔外出时，这几个孩子在家还能折腾一下，六叔在时从不敢上房揭瓦。

那时各家孩子多，如果大人不在，孩子中的老大就代理了家长职权，学着大人管弟妹。大黑也不例外，把爸妈的权威发挥得淋漓尽致，弟弟们没有一个不怕他，只因他说打就打，好在唯一的妹妹自小在姥姥家，躲过了这一劫。

按长辈之间的辈分，我比大黑兄弟们大一辈儿，却比他们哥俩小一两岁，他们除了管我三哥叫三叔儿，对四哥和我都是直呼小名，主要是常在一块儿玩儿，抹泥之交把辈分扔在了一边。有一回，四哥把家里的大案板搬到院里，用凳子支起来，我和二黑立两边充当王朝马汉，大黑扮陈士美，四哥坐案板前，演起了包公审美案，演着演着，四哥猛的站起，案板一拍，大叫一声：“当堂立斩”！我和二黑正要冲上前，没想四哥动作过大，把案子弄翻，这时大黑冲向四哥说：“我冤枉，我不服”！说着两人扭打在一起，整个一个街头活报剧。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先后都上了中学，天下大乱前，四哥进了工厂，运动中，大黑哥俩去山西插队，我去了陕北，小玉子去了东北，袁大哥六个儿女一下走了仨，我插队之后，家里也搬离了居住十年之久的胡同，从此各奔东西。

这以后的家中，没有了这些孩子们的整天乱哄哄，自然清静了不少，可大人们下班回到家中，却又有了门庭冷落的感觉，孩子们在外常给家里来信诉艰难，平添了家中老人对儿女们的思念。

胡同，街坊，无尽的思绪，遥远的过去，旧日的时光如同泼出去的水，再也不能收回，只能在文字中咀嚼回味，在睡梦中反复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