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承办殡葬业务的铺号统称“杠房”,这个行业叫“杠业”,它属于特殊的服务行业。每逢哪家宅门出大殡,杠房字号的标志,便是在棺罩的四角,用长竹杆各挑着一块宽约40公分、长约60公分的蓝布幌子,幌子上涂四个有规则的大白圆图形,图形中写着“××杠房”字样。那大换班的六十四杠,以及相当于现在一间小活动房子大小的棺罩,加上各色执事仪仗队,足有二百多号人,它既显示了出殡人家的阔绰排场,同时也告诉人们是哪家杠房承揽的白事。这在一般人认为,能承办这么大规模白事的杠房,怎么也得有一百多号职工,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先祖父王德山,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和平门外梁家园开设永安杠房,直至先父王荣成接续经营,到公私合营并人杠业工会。永安杠房是仅有一间门面的纵向长筒子房,就是杠房的柜房。当时凡是杠业的门面大都是这种模式。这是因为那几份又粗又长的杠,得在柜房的一侧架着,在杠的两头各有一个木雕的凹槽的杠架,外涂金漆,行话叫“金墩子”。一般的房屋是不够长度的,所以杠房的业务室都是筒子房。杠业的从业人员仅有一两个人,负责承揽殡葬业务,按照客户提出的规格大小,相应收费。同样是死了一个人,但对于后事的料理规模却有天壤之分,这从殡葬仪式的规模看得十分清楚。 最贫穷的孤寡老人死后,无人料理,地面上就用一领芦席将尸体一卷,装车拉到乱葬岗子刨个坑一埋完事。经济稍好的人家,只能用薄木板给死人钉个“匣子”,根本不是棺材模样,也就是个可容身的木盒子,也是装车拉走一埋。条件再好一些,去棺材铺买一口最低档的棺材,更谈不上出殡,有两个人就办了。就是在棺材的前后横着各打一道绳扣,再顺着棺材前后方向,用一根长杉木杠子,穿过两个绳扣,前后一抬,到城外一埋,这叫做“穿心杠”。或用两条杠横穿绳扣,前后各两个人。再高些的叫“八个人小抬”,前后两根横杠,横杠两头各一根小抬杠,用绳扣拴紧,每根杠头各一人,共八人,这在当时是普遍的殡葬仪式。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钱家的大少死后,就是“八个人小抬”,也只有“摔盆”、“烧枕头”等简单的殡葬仪式,这对于稍体面点的人家,也算说得过去了,根本谈不上什么杠。直至“十六杠”、“二十四杠”、“三十二杠”才说得上多少杠。在民间最高档次的是“六十四杠”大换班,这里的数字是指抬杠的人数而言,其执事仪仗也相应由简到繁。所谓“六十四杠”大换班,是指抬杠人的换班。棺罩和杠相当沉重,离坟地又远,中途必须换班。一班人抬,一班人歇,定时换班,所以说“六十四杠”大换班是当时殡葬仪式中最讲究、最有气派的规模了。所有这些业务,都由杠房承办。那六十四杠也不是从家门原封不动地抬到坟地,灵柩要是一出城,本家送殡人坐的车就加速往坟地走下去了。这边杠夫将罩去掉,装在家伙车上,执事人等也扛着仪仗用物,大步地往坟地走,杠夫也因肩上的分量减轻,相应地速度也快起来。走到离坟地不远的地点,聚齐后,再全部收拾整齐,和出家门时一样,吹打着到坟地算是交差了。 那时,我家的两位长辈,都从事这项业务。叔祖王玉山是“打响尺”的[1],是抬杠的总指挥。“响尺”是一根二尺余长、一寸厚、二寸宽的紫檀木棍,左手横握;另一根是约一尺长、一寸直径的黄檀木圆棍,右手直握。由打响尺的打出脆而亮的不同点子,指挥棺罩的起落和左右移动方向等。叔父王荣海就是抬杠的杠夫。 杠房承揽了殡葬业务后,立即找“杠头”,他是杠夫的召集人。杠房向他将业务规格交代清楚,杠夫的事情完全由杠头出面联络。杠房的财产仅是杠、罩、罩片、架衣以及执事仪仗的用具等等。而抬杠的杠夫对杠房来说,仅是一次性的临时工而已,双方根本没有固定的雇佣关系,而且杠夫流动性较大,经常更换,但必须是个个熟悉业务,生虎子是绝对不允许上肩的。杠头则是沟通杠房与杠夫的业务联系人、召集人。据我所知,杠夫中有人兼在戏班里跑龙套,晚间没事,多挣一份钱贴补生活。 永安杠房在当时的杠业中,相当于中等偏下的规模,而东同顺、西同顺杠房,在城里可以说是一流的杠房了。南城还有几家,其规模与永安不相上下。崇文三里河有永和杠房,西柳树井给孤寺有恒升杠房,粉房琉璃街有福源杠房,以及宣武门外达智桥的天源杠房等。 老北京的风俗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办白事较喜庆婚寿等红事的仪式更为隆重,因此北京的杠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很兴旺的。当时一般人家办白事,只要力所能及,哪怕是求亲告友摘借,也得把白事尽量办得风光些,故而北京有一句谚语:“哭死人是给活人看的”。细想想,确实是那么回事。 先祖父和先父经营的永安杠房,社交面较宽,尤其是与梨园界有深厚的交往。京剧名宿萧长华老先生的老伴故去后,便派人到永安杠房研究办理后事。萧老说:“到梁家园永安找小王(指先父)去吧,有他给办就全齐了”。那次的殡不算小,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次是三十二杠。京剧老生名家贯大元家的一位老人故去,也是由永安杠房承办的白事,同样是三十二杠。这两档子白事在当时就够有气派了,是完全说得过去的。 按照出大殡的规模,应该具备的棺罩、全份执事仪仗、撒纸钱等,才算够标准了。 棺罩:罩在棺材外面的一个竹制的长方形的大骨架,外披罩片,罩片分布料、缎面两种。那大红缎子的罩片,上面绣有精美的各色图案,龙、凤、八仙百寿字等。罩顶上正中镶一个木制的金漆火焰。其实那棺材的木料再好,也没有多么重的份量,重在那几根直径约一尺,长约两丈的实心木杠上了。那大杠是上好的整根木料,外涂油腻子、血料,用好麻线缠绕,做法与古建筑的柱子工艺完全一样,外刷大红油漆,这一根杠的份量有百十来斤重。 架衣:抬杠人每人一身蓝、绿、白三种颜色的对门的袍子,术语叫“架衣”,任本家挑选一种颜色,架衣是布料所作,上面画有规则的圆形,中间一个大的杏黄色圆花图案,外围有八个白色小圆点儿,为一组。青套裤、青靴子,那靴子和戏台上演员穿的薄底靴的样式相仿佛。头戴一顶黑色粗毡子做的“荷帽”,帽顶正中有一个插座,孔内插一根缠有染红的硬鸡翎的木棍儿,换肩时得先摘翎,立即倒肩,再插鸡翎,六十四个人的动作,随“响尺”的指挥一齐摘翎、换肩、插翎,速度之快,动作协调一致,堪称一绝。 执事仪仗:队中有雪柳,这是约一米五长的木棍,外缠白纸剪成的、十数层叠式的细纸条,全部由几十人组成的仪仗队举着,走在棺罩前面,一片白花花,那细纸丝随风飘摇,真像是一片茫茫雪景。片幡是一根木棍挑着布制的数幅莲花座相连的布幡。另外,还有旗、锣、伞、扇等。这些都由打执事的人举着,组成棺罩前的仪仗队伍。再讲究的人家,要一堂“金执事”,那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在街面上一走,甚是排场。此时,便道上站满了行人,看出大殡的,是当时老北京人的一项时尚。假如办白事的人家住在梁家园,出殡时用全份执事,打头的开路鬼已经出去半里多地了,那棺罩还没起动哪!您说得有多大规模吧! 金执事:就是木制的一种外刷金漆象征古代人地位的用器。有金瓜、钺、斧、朝天镫、神笔等等。这种执事在出大殡时才看得着。20世纪50年代初京剧名家谭小培逝世,用了三十二杠。恐影响交通,执事队伍未能出全,这是殡葬业在北京最后一次承办的大规模白事。打执事人多开支自然大,很明显地告诉人们办事人家的排场和铺张。在执事队伍最前面是用松树枝扎的“开路鬼”,据说他能领着死人安全地走上西方之路,不受干扰,有他开路,畅行无阻。 撒纸钱:那时北京殡葬业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撒纸钱高手,绰号“一撮毛”。有人说他的眉毛长得特别长,也有人说他嘴的右下角长着一小撮黑毛,因而得名,他的真名实姓反而鲜为人知。“一撮毛”撒的纸钱,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的手法中有一手叫“朝天一柱香”,一把纸钱拿在手上,撒时塌腰,手放在两膝下,然后猛地往上空一抛,那一迭纸钱不散不乱,到一定高度,纸钱哗地向四外散开后徐徐摇曳而下。当时老北京人有这么一项老习惯,就是爱凑热闹,遇到出大殡的,一传十十传百,在殡仪队伍两边排成长长的两三层人墙看出殡的,交通要道的值班巡警也要出面维持秩序,大有万人空巷之势。“一撮毛”手中的纸钱撒出去,真有喊好的,像是欣赏什么艺术表演。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最后一场中,常四爷说:“照咱们老年间的规矩喊喊!给咱们自己喊喊!”然后把纸钱往上抛,嘴里喊着“大老爷赏钱二百吊!”这一场景,再现了出大殡的一个侧面。这纸钱在阴间、阳间各一个说法。一说是沿路给那些孤魂怨鬼的钱,让他们不要骚扰仪式,这叫“买路钱”;一说是有人捡着飘在空中的纸钱,用它擦脸上的癣,可治癒,尤其是钱儿癣更灵。 棺材:棺材的用料,可以看出死者的家道如何,比较讲究的要属杉木十三圆的。就是用十三根杉木整料的内心做成的棺材,其实这种木料的棺材,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高贵,实际是为了排场铺张,徒有虚名而已,要的是这个名堂。另外还有用黄柏、红柏、金丝楠木等,要比杉木高贵得多。《红楼梦》中秦可卿死后,在棺材的选料上,着实写了一笔,最后选的是上好的四块整板,做了一口棺材。可见大户人家对白事是多么的重视了。 我祖父原备下一口寿材,是黄柏“四五六”的,可是祖母却先故去了,就用了祖父的材,当时用黄柏棺材装殓很可观了。 棺材的尺寸有一定的规格,除本家有特殊要求外,“三五”、“四六”、“五七”这三种是通常的尺寸。最次的棺材用料是标皮材,也就是整料的下脚料,好木料去掉外面的糙皮后,还要去掉一层,就是标皮,实际用的是木料的内心。那时还有一项习俗,老人到了一定年龄,把棺材做好,一是防止临时措手不及,二是为了冲阴寿。在棺材外面要上几道大漆,传说涂了好漆的棺材,埋在地下能和土隔开,因而减少腐蚀程度,不知此说是真是假。 打响尺:是抬杠人的总指挥,打出不同的点子,告诉抬杠人起落、动止、左右方向等。抬杠人配合默契,行动与响尺的点子之间协调一致。说句老北京的话,“神啦!”自灵堂起灵到院中、上街,直到入罩,抬杠人与打响尺的是非常紧张的,可以说是诚惶诚恐,不能有一点闪失,否则本家不答应。说句生意话,杠房的字号就砸了,会大大影响今后的业务。 如果灵柩停在屋内,只要门框与棺材一般宽,抬杠的就能不拴绳不用杠,稳稳当当不倾不斜地把棺材抬到院内。棺材出门时,前面有人背抄手抠着前帮底,后面有人抬着,棺材下面还有人披着一块油布,用后背往前拱,严丝合缝地一步一步把棺材起到屋外。根据大门的宽度,在棺材上拴绳上杠,街上若没有大的空场,还得把棺材抬到亮杠的地方。“亮杠”就是把棺罩和执事等全堂仪仗停放在较大的空场上,等候棺材上罩。永安杠房亮杠的地方,固定在虎坊桥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京华印书局门前那块斜三角地面上。大棺罩在这里一亮,人们就知道附近有人家要大办白事了。 棺材上罩:杠绳紧扣,盖罩固定,打执事人等齐备。到时辰,打响尺的手拿响尺,面冲棺罩,向四外看一眼,问:“四角齐了没有?”六十四个人低声齐呼:“齐了!”就听得脆亮的一声“当!”刹那时大棺罩忽地一下,就离开了金墩子,不晃不歪,平平稳稳地上肩了,随着执事仪仗慢慢地挪动。棺罩前面是家属,打幡的、抱罐的,老的、少的、小的、送殡的坐在棺罩后面的马车里,这支殡葬队伍,直奔城外坟地而去。死者若是商界、政界名人,沿路还要高搭祭棚路祭,那气派就更可观了。京剧宗师杨小楼出殡时,就是用六十四杠大换班,全份执事,由“一撮毛”撒纸钱,情景甚是壮观。 那时杠房还承办预约业务,有的人家老人“落炕”了,家里人提前来杠房商办后事。谈妥后,杠房专门派人给送去“吉祥床”(停死人用品)和“交木”(架棺材用的条凳)、床围子等用物。还帮助把病人抬到“吉祥床”上,还得问明放在屋内哪个方位。然后,送床人照例找本家要几个酒钱,没有固定的数目,本家给多少是多少,杠房并不因为送床而另外加钱,这是杠业的行规。 杠房还有另一项业务,是代租孝衣,如果办白事的人家亲友多,孝衣需要量大,又来不及赶做,便采取租赁的办法,孝衣有新有旧,租金不一,按天、按件计价收租金。 与杠房关系较密切的有一种人,俗称“杆儿上”的,实际是一种特殊的行会。他们专门给人家张罗红白事,替本家想得周到,办得圆满,各方的礼仪他都清楚。办完事本家给他一定数量的酒钱,因而有人误以为他能包办红白事,所以有的办白事人家,就找他出头料理,于是他便大包大揽,与杠房谈业务则在公认的价格上,另外加一笔,是他的纯收入,杠房不另给他回扣,无非是本家多花一笔钱而已。 喊加钱:老北京人办白事有相当严重的攀比风习,是自家兄弟姐妹之间的攀比,姐妹之间更加突出。某家的老人故去了,她的女儿、女婿前来吊唁,为了表明自己的孝心,便在钱上下功夫,“加钱”就是给杠夫们的赏钱。起灵时,杠头很会来事,主动张罗“大姑奶奶,喊喊加钱吧!”几位姑奶奶要是叫上劲,抬杠的多来俩钱,也有热闹看了。杠头喊:“本家大姑奶奶赏钱××吊!”众杠夫齐声喊“噢!”。接着二姑奶奶也要喊“加钱”。就这样比着喊叫,如同拍卖行那样,甚是热闹。记得我祖母去世时,这就是杠房给自己办白事。杠头问祖父:“掌柜的,喊喊加钱吧!”祖父风趣地说:“喊吧,可不给钱!”于是此时的喊“加钱”,便成了一项例行仪式了。 说到这里,我记起了永安杠房有一件东西现在下落不明,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当时杠房将“亮杠”的执事及全份葬礼用物与棺罩等缩小了,做了一套模型。记得那小抬杆是用铅笔代替的,大罩、火焰、金墩子、绳、杠等是用实料仿制的,还有旗、锣、伞、扇,均是仿制而成。原来就放在杠房的财神板上,后来公私合营,这一份“亮杠”的全套模型竟不知去向。多年来我一直想着这件事,如果落在哪位手里,可要好好保存。现在看来那不仅仅是杠业实物微缩模型,还应该是有收藏价值的文物了,它是研究北京殡葬业历史以及民俗礼仪的实物资料。 永安杠房于1955年底,并入前门区杠业工会,仍在原址办公。后来推行火葬,杠业人员才转入八宝山殡葬服务管理处工作了。 1996年7月于海王邨 [1] 这里的“响”字,就是一般所说的“香”谐音,直接说“打香尺”,实际是“响”尺。 作者:翟鸿起,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师大附中退休语文教师。 《宣武文史》 第12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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