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运河故事丨康乾盛世兴漕运

“关河百二历梯航，玉食从来统万方。但愿太仓禾粟满，遥看锦缆引牙樯。”这是清代大兴县令张茂节在《漕艘午渡》中，对漕运重要性的生动表述。清代定都北京后，每年所需的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要从南方通过运河运抵北京。为振兴漕运，康熙、雍正至乾隆三朝接续施策，再次呈现了历史上京城漕运的繁荣景象。

康熙疏浚通惠河

康熙皇帝亲政之初，外有三藩尾大不掉，内有运河舟楫难行。面对这些挑战，这位素有雄才大略的少年天子，心里早已有了自己的盘算。

这一日，紫禁城乾清宫中，“你来看！”康熙帝指着墨迹未干的宣纸对近臣说道，“这是朕方才写的几个字——好不好？”近臣凑到跟前一看，纸上赫然写着六个大字：三藩、河务、漕运。未等近臣回答，康熙皇帝继续说：“快去找人把它挂到柱子上。没有朕的旨意，谁都不许摘下来。朕要让它时时刻刻提醒朕。”就这样，在“柱右铭”的鞭策下，他日夜惦念，时刻不忘。

漕运为国家要务。随着三藩平定，这一难题成为皇帝心头之虑。当时，北运河浅涩难行。为表明治河兴漕决心，清康熙十九年（1680）十二月，康熙皇帝颁布谕旨，明确指出北运河河道狭窄淤浅，恐怕会耽误漕粮运输，需要派遣一名大臣，实地考察通州以南的浅滩，并主持疏浚，令工部加以落实。

与此同时，通惠河因水源渐少，时断时续。当时，沿大运河北上的漕船在张家湾卸载，然后装上适合狭浅河道的驳船转运至通州。这些漕粮或入通仓，或在石坝换载到通惠河驳船中，逐闸转运至东便门外大通桥，再由车户负责将漕粮运至朝阳门一带的京仓。舟楫车马频繁倒换，损耗很大。

眼看京城漕运举步维艰，深知治水关键在用人的康熙皇帝想到了原河道总督靳辅。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将靳辅召回，嘱托其贡献治水良方。为解决水困难题，靳辅等人实地察看了昌平南沙河、北沙河水势。归来后，他建议在昌平吕各庄、土沟，通州葛渠及两河汇流处，建蓄水闸。同时，由通州城向南，东岳庙等地水势散漫，南营房等地河中淤高，河水到此便分道而行。不如在散漫分流的地方筑建小堤，将水拦截蓄积，枯水季节，放泄水流，便可补给漕运。靳辅的奏请得到了康熙皇帝认可，并很快落实到位。

设法扩充水源的同时，因大通桥地势比通州高40尺，康熙三十五年（1696），皇帝下令疏浚通惠河河道，加固运河堤岸，并在大通桥下建一闸，以调控水位。经过这次治理，通惠河水势见涨，漕运能力增加。康熙亲临巡视，碧波荡漾、百舸争流的美景尽收眼底，遂赋诗赞道：“千帆争溯白苹风，飞挽东南泽国同。已见灵长资水德，也应辛苦念田功。”

考虑要与民方便，他又下旨：“通州至大通桥闸河向无民船往来，今应令小舟泛载，于民殊有利济。”旨意传到地方，有的官员担心运河之上，官民船只互相干扰，会影响漕粮运输。但他们很快发现，皇帝的旨意确实有利经济。同年，总督仓场侍郎德珠等人奏报，如今通惠河上，漕船与民间商船互相帮助，百姓也制造小船，将通州货物运到京城。雨季来临，行人也可借助漕河之便，乘船往来。

康熙三十六年（1697），皇帝再下令挑浚挖深北京城东护城河，在朝阳门、东直门增设水关。这样一来，入朝阳门一带的裕丰仓、太平仓、禄米仓等粮仓的漕粮，可由大通桥循东护城河，由驳船直接浮运入仓，足足节省了3里多陆路。

雍正修路辅漕运

“蟠桃宫里看烧香，玩耍沿河日更长。童冠归来天尚早，大通桥上望漕粮。”每年正月，京城各家粮仓空虚，须购置较多粮食，名曰“填仓”。这时进城的运粮车最多，但是疏浚后的通惠河河面仍显狭窄，容量有限，只能浮运部分漕粮，其他漕粮则由通州陆路转运到朝阳门，存入粮仓。为增加漕粮运力，着手修筑京通石道已刻不容缓。

京城与通州城间的陆路古已有之，原本是土道，但走得久了，碾轧时间长了，很多地方凹陷。每年遇到下雨或雪化，土道就变得越发泥泞，不能走大车。即使勉强行驶，也往往耽搁运输时间。一趟下来，人畜都是一身泥污、筋疲力尽。如果赶上干旱刮风，则是烟尘滚滚，让人睁不开眼睛、困苦不堪。为保障京城供应，朝廷曾多次修治，但始终是个老大难问题。

雍正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常以“关于利济民物者，莫不因地制宜以修举”自勉。雍正六年（1728），他将目光投向这条已通行数百年的京通路。

在他看来，自朝阳门至通州城东门通运门的40里路，是国都东部的重要通道，外地进京、漕粮运输都离不开这条道路。通州位于大运河北端，地位重要，各地百货漕船云集，商贾行旅相望，水路发达，通往京城。现在这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情况，显然与国门孔道不相配。于是，雍正皇帝下令修筑朝阳门至通仓及运河漕运码头的石道，改善京通间道路交通。雍正七年（1729）八月京通石道开工，次年五月竣工，花费库银 343484两。

通州石道碑（通州区史志办 供图）

石道修成，漕粮、百货可以通过大道转运京城，有效缓解了通惠河运力不足的问题。石道上从通州运载各种货物进京的大车，或是京城中八旗官兵和各位王爷来通州粮仓支领俸银的大车夜以继日、络绎不绝，不再受雨雪制约。“方其盛时，由通州西门至京师朝阳门一带石路，昼夜行人不绝。”车轮碾过颠簸不平的青石板，铁石碰撞发出的声响，逐渐成为清代这条京通路上的寻常音律。

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下令在八里桥东建御制通州石道碑，全面记载了兴建朝阳门至通州石道的情况，描绘了商贾云集，陆路、水路运输的繁忙景象。这一重要的运河文物，被通州人珍视着、保护着。

2005年初，通州新城建设热火朝天，位于通州北苑高架桥北侧辅路项目与石道碑原址保护发生冲突。为保护这一古迹，市区两级政府决定：碑不迁移，原址不动；调整设计，路绕碑行，且为碑建亭，原汁原味保持历史面貌。

乾隆引流解水困

通惠河长期水量不足始终困扰着朝廷，重开永定河引水几不可能，远导白浮泉水也很困难。于是，乾隆皇帝选择尽收西山玉泉诸水，细大不捐，有效解决了通惠河漕运水源问题。

昆明湖，元称瓮山泊，明称西湖，西山诸泉夏季雨水潴（zhū）积于此。明末清初，这里成为皇家和贵族的园林区。清乾隆十四年（1749），太后钮祜禄氏将迎来60寿辰，一向标榜“以孝治天下”的乾隆皇帝借机在西湖兴建清漪园，整治西山湖、河、泉。在他看来：“夫河渠，国家之大事也，浮漕利涉灌田，使涨有受而旱无虞，其在导泄有方而潴蓄不匮乎！”

朝廷大力开浚西湖，以扩展东部为重点，深挖筑堤，拦蓄玉泉水。此举使得西湖湖面大为拓宽，蓄水量为原来的两倍。为便于补给漕河，乾隆皇帝下令在西湖南端与长河相接处建绣漪桥，桥下设三孔闸门，每孔宽五尺四寸。一旦城内需要用水，就提起绣漪桥闸，将湖水放入长河，向东南流入北京城。

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皇帝颁布谕旨，将瓮山改名万寿山，西湖更名为昆明湖。这一更名，大有讲究。相传汉武帝为南征昆明国做足军事准备，在长安开凿一处水泊，取名“昆明池”，以操练水军。乾隆皇帝效仿汉武帝，将西湖改名为昆明湖，设战船，令八旗军在昆明湖演武。

偌大的北京城，主要靠西山的泉水维持城市水源，西郊的点线泉水，都显得十分珍贵。汇入昆明湖的除玉泉山诸泉外，乾隆皇帝还看上了再往西的卧佛寺、碧云寺附近的山泉。为导引这些泉水，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下令在西山铺设引水石槽，汇集更多泉水。卧佛寺、碧云寺附近泉水，通过石槽导引至四王府广润庙内的方池中，再沿引水槽东去，与玉泉山诸水合流后汇入昆明湖。广润庙以下地势逐渐降低，于是部分石槽修建在土山或寺庙的墙垣之上，墙下留出门洞以方便行人通过。西山引水石槽，长14里有余，山泉水涓滴引聚，皆汇于昆明湖中。

不过，引水石槽沿山麓铺设，很容易被山洪冲毁。于是，清廷在卧佛寺与碧云寺间又开挖了排洪水道。乾隆年间，在广润庙西侧和北侧分别修建泄水河道。一支向东北行，在青龙桥注入清河上游，叫北旱河；另一支向东南行，注入西护城河，称南旱河。两道引水石槽相会前，分别从空中架槽，越过南、北旱河。“跨河跳槽”，使石槽免受洪水之害。

经过精心设计，苦心经营，西山水源治理效果很不错，乾隆皇帝十分满意。“及湖成而水通，则汪泽漭（mǎng）沆（hàng），较旧倍盛。”昆明湖蓄水量倍增，水位提高，调节能力增强，可稳定向京城供水。北京城的水源，特别是通惠河漕运水源，一时得到了解决，昆明湖成为北京历史上最早建成的一座人工水库。

历史的车轮驶过，激起的烟云散去。今天，当我们自昆明湖逐波而下，沿通惠河一路东行，驻足于通州石道碑旁时，清代化解水困、整治京城漕运的努力仿佛历历在目。车水马龙间，京城漕运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

文章引自：《北京大运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