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将倾：晚清旗籍权贵缘何“不死君”？

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说：“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的岳父(大久保利通，因为极力巩固中央集权政府，在1878年被暗杀)遭到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五十圆。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你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如日使所指，旗籍权贵绝大多数忙于转移财产、保住身家，即便有所输捐，亦仅为身家财产之一小部分，远不是“毁家纾难”。

本文转自满族心网，原题为《晚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

缘起

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对革命党艰苦卓绝斗争、追求立宪民主政治同道“策应”、汉族督抚大员的“助推”作用关注较多，可谓硕果累累。但如何更全面、更细腻地解释一场酝酿并不充分，准备有所欠缺的革命事件，仍有不少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间。事起仓促的武昌革命党人，一夜之间占领地方权力中心，手握重兵的瑞澂不谋反攻，竟连夜翻墙逃跑。武昌起义后，各省普遍响应，督抚或弃城、或袖手、或远遁、或投降，“以身殉节者，闽督松寿、晋抚陆钟琦、赣抚冯汝骙三人而已”。清末数年，朝廷大员托病、告老，请假成风，起义发生后几天，更是集体请辞，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位高权重者竟多达十几人。“请辞”固然有让位袁世凯以救“危局”之意，但旗籍权贵集团的所思所想实有更多面向。

清末，尽管清王朝政治显现出种种离心离德的倾向，但旧制度的根基尚在，旧官僚阶层实力犹存，但它却一夜崩塌了。如此不堪一击，原因究有几重？

民主革命勃兴是清王朝覆没的前提，王朝衰败则是民主革命勃兴的背景。本文注目以往被或多或少忽视的背景，试图说明在革命风暴中那些曾经位高权重的旗籍权贵“背信弃义”、“不死君”的真正原因，力图解释清政府内部脆弱失衡、蛰伏已久的深刻矛盾，以及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等重要因素，以期证明清王朝垮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笔者认为，革命党人只是在失衡的关节点上给予最后一击，完成了清王朝的最终倾倒。

一、辛亥革命风暴中旗籍权贵的应对

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清帝逊位，清政府权力中枢张皇失措、进退失序，以至于短短数月便土崩瓦解。此间，旗籍权贵集团的应对策略大体可以概括为：鲜有“殉节死君”之士，多数“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极少数人伺机东山再起。

1 、“殉节死君”

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殉节死君的旗籍权贵并不多见。据《清季职官年表》、《清代职官年表》所列宣统三年到袁世凯内阁之前，清政府二品以上官员(含官制改革前后的官职，包括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奕劻内阁阁员)共计48人，无一“以死殉道”。48人中，在重要部门任职、且职位为侍郎以上的旗籍权贵包括世续、那桐、奕劻、溥伦、熙彦、溥善、善耆、宝熙、荣勋、载泽、绍英、瑞丰、景厚、寿耆、达寿、恩顺、荫昌、寿勋、绍昌、载洵、载涛、毓朗、载沣、荣庆、乌珍，计25人。此外，有资格参加“御前会议”、未任职的满蒙王公8人。他们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载润、那彦图、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两项相加，在京旗籍权贵共计33人。他们的爵位名誉、王府院落、万贯家私，甚至身家性命都与朝廷命运息息相关，实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殉节者了无一人。

负守土之责的地方高官殉节者也寥寥无几。据《清季职官年表》统计，在武昌起义爆发时任督抚的官员共计23人，“殉节”的仅有松寿、陆钟琦、冯汝骙三人。端方被革命党捕杀，不能称作“殉节死君”而是“被难”。其余或弃城逃遁，如瑞澂、张人骏、李经羲、张鸣岐(先宣布独立，后逃遁)、增韫(被捕，后释放)、余诚格、沈瑜庆、周树谟；或转投革命党就任民军都督，如程德全、朱家宝、沈秉坤、陈昭常；或宣布独立后反复无常，如孙宝琦;顽强抵抗的只有赵尔巽、升允、袁大化等人。其中，选择弃城逃遁的督抚比例最高。无怪有人感叹，“辛亥鼎沸，识者已知清之必亡。盖督抚什九弃城遁”，连死难的几个人也未必是纯粹意义上的殉节。

据统计，清政府在地方设有绥远城将军、西安将军、宁夏将军、江宁将军、荆州将军、成都将军、杭州将军、福州将军、广州将军、乌里亚苏台将军、伊犁将军共计11位。这些将军皆由满族、蒙古族权贵担任。在辛亥鼎革之际，西安将军文瑞、福州将军朴寿、伊犁将军志锐为朝廷“殉”难。而前后两任广州将军孚琦、凤山先后被杀，不算“殉节”却也“被难”。此五将军成为清末旗籍权贵集团中以死效忠的“主力”。另外，任封疆大吏的满蒙督抚计有长庚、端方、松寿、瑞澂、增韫、锡良、恩寿、宝棻、升允9人，称得上“被难”的唯端方、松寿两人。

据《清史稿》，辛亥革命中，“湖南新军变……巡防营统领前广西右江镇总兵黄忠浩死之”；“陕西新军变……西安将军文瑞、副都统承燕、克蒙额俱死之”；“山西新军变，巡抚陆钟琦死之”；“云南新军变……布政使世增及统制官钟麟同、兵备处候补道王振畿、辎重营管带范钟岳俱死之”；“镇江陷，京口副都统载穆死之”；“福建新军变，将军朴寿、总督松寿死之”；“丙寅，成都尹昌衡、罗纶以同志军入总督衙，劫前署四川总督、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执之，不屈，死”；“伊犁新军协统领官杨缵绪军变，将军志锐死之”，计14人，其中满蒙官员居半数。

上述总计，在旗权贵集团53人(将军11人，督抚9人，中央高官、王公33人)中，加上被刺杀的广州将军、端方(未计入汉员冯汝骙、陆钟琦)，死君的“忠义之士”仅7人。

辛亥革命后，一些旗籍权贵虽接受清帝逊位，但冀望东山再起，他们或隐忍不发，将想法藏于内心；或怀着强烈的族际情感退出京师，不断策划复辟。

死君与不死君具有传统政治符号内涵。历史上都有一批眷顾旧主、敌视新朝的“忠贞之臣”，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或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于是死难殉节成了最好的效忠方式。汉民族经千百年儒士的高标远举，“忠义”已成为一种价值观。满族则略有差异。这个全民尚武的民族少有“忠孝节义”观念。清初，发生了驻守永宁城的大贝勒阿敏弃城出逃之事，皇太极认为这是贝勒不学无术所致，如果树立忠孝节义的观念，就能“尽忠其主”。于是他开始重视皇族教育，将读书视为培养情操、气节、忠义的唯一途径。经几百年正统教育，加之与汉民族文化的融合，情况有所改观。由此，太平天国城破之日，成为封疆大吏、满蒙高官死君之时。那么，太平天国时期能做到的，60年后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做不到了？

2 、“隐忍不发”

大部分在旗权贵接受了现实，其中不乏主动接受者，但多数则属从众。面对变局，这些权贵的行为方式极为形似：一则无能为力、一则期盼和谈、一则主张逊位，都试图尽快平静下来。

然而细究他们的心态，还是略有差异，一部分旗籍权贵“处之泰然”。荣庆虽“心如枯井”，却仍旧“夜睡尚安”。他写诗自嘲为“无爪蟹”，称自己的生活是“野服间如海上鸥，不谈世事自清修。山中宰相何人识，镇日摊书懒下楼”。字里行间满含对昔日“宰相”荣耀的追忆。他不问世事，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嘲“人生贵适意，万物皆浮沤”。绍英也接受了现实，在壬子年元旦日记中称：“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岂非大清帝国二百九十余年深仁厚泽之报耶?”“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宝熙虽不断感叹皇室的常年用费给付不足，称“半年来仅由民国付给七八十万两，所欠尚巨。全仗世太保独立支撑，则剪发出京，与皇室恐将断绝关系矣。可叹!可叹!”但还是没有“剪发出京”。后来，宝熙担任逊清皇室内务府大臣，曾于1924年写信给孙中山，主张恢复优待条件。很多时候，他们念兹在兹的是“优待条件”。

一些权贵则心怀怨气，只不过“不忍言”、不敢言而已。荣庆写诗称自己“每逢人处都无语，惟有心中百感煎”。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他说自己“心如枯井”。宝熙1912年致罗振玉的信函透露自己“为治生各事，在家亦不能静坐看书。仰事俯畜，甚为吃力。以故心绪恶劣，乐少忧多……感旧悲秋，与公当同此情也。”荣庆、绍英日记纪年前者仍用宣统年号，后者则用干支纪年。可以想见，怀有同样心情的旧时权贵不在少数。

昔日权贵对现实虽有怨气，也冀望复辟，却未敢公开支持。绍英一厢情愿地说：“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外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荐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1912年9月28日，宝熙致罗振玉的信函也透露了对这种“愿景”的渴望，他说：“弟昨晤一法国法政博士铎而孟，深诋我国之骤进于共和，断无佳果可言。法人多主张共和而亦为此言，则真善于觇国也。”宝熙对铎而孟敬佩之至，认为这才是中国国情，并向罗振玉打听，“东邦全国舆论对于我之乱事及政体有无深中旨要之言”，让罗振玉转告日人，“我之共和果成，于彼邦绝无好处也。吾兄近居海国，与彼之士大夫游，容能得其真相，幸有以示我”。不过，宝熙虽然认为外国反对中国共和的言论在情在理，但必须提防“其利用中国有乱之说”。隐忍不发的权贵虽希望复辟，却不能也不敢“挺身而出”，多数寄望于“天时地利”。绍英在日记中还引用物竞天择说，号称复辟需要“在天演物竞出于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如果自己办不到，寄望于后人或豪杰。宝熙在诗中写道，“收京还待济时雄”，自己则“自知衰老时无补，醉把屠苏梦舜韶”。

《复辟半月记》记张勋复辟之时，“旗人咸喜跃若狂，妇孺互相道喜。惟有知识(者)则忧形于色，谓辫帅太卤莽，恐即日引起兵祸云”。“隐忍不发”的昔日权贵多为这种“有知识者”。绍英说，世续谈及皇室要复辟的情形，心中不安，即刻与溥仪的师傅们商量，让“诸公无事时作文章一篇，以便真有人言及此事时，预备对待推却也”。他还走访徐世昌，“嘱其便中吹嘘皇室实无人希望此举之意也”。绍英日记与《复辟半月记》相互印证，可证确有其事。

7月1日……清帝室中，则瑾、瑜等四太妃不愿遽行复辟，以招危险。世太保续亦叩头流血，请斟酌尽善，方可实行。

次日，徐世昌有电致辫帅，略谓复辟予不反对，惟现非其时，不顾时机，妄行此种大事，对于清室为不忠，对于自己为自杀，吾辈所最不可取。故吾辈对于此次之复辟，表明绝端反对之意，云云。

7月8日……复辟形势愈趋险恶，不日即将实行取消。昨日宣统帝特派某贝勒至荷兰公使馆，向外交团声明，称此次复辟，纯出张勋所为，与清室无干。

复辟到来之日，昔日权贵却极力撇清与张勋复辟的关系，表现出极其复杂的惶恐心态。绍英在日记中说：“忆自(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辞位六载于兹，一朝光复旧业固为可喜，然而后患方殷，尤为可惧，不可不持敬慎危惧之态度也。”可见他们并非不赞成复辟，而是惧怕失败。逊清皇室的大体安稳、皇室的优待条件是既得利益，除了绍英、宝熙等管理逊清皇室内务的官员格外重视，载沣、载涛等皇室人员也很重视。袁世凯称帝时，清室派出溥伦上书表示赞同，目的就是保住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不变。世续与绍英等联名上书称“凡我皇室，极表赞成”。最终得到袁世凯的“郑重”承诺，“优待条件各节，断乎不许变更”。袁世凯死后，逊清皇室又向段祺瑞政府要求将优待条件订入宪法。1926年，逊清皇室催促北京政府拨发皇室优待费10万元，载涛为这笔经费甚至跑到济南见张宗昌，请他帮忙主持清室优待条件。只要能保住优待条件，皇室、昔日权贵的安全也能得到保障。

事实上，进入民国后昔日权贵对身家性命极不放心。绍英为避祸，宁愿分文不取，将房子无偿租给外国人，意在得到庇护。这是一种劫后余生，但求安稳的本能反应。

3、“处之泰然”

对鼎革之际的巨大改变处之泰然的旗籍权贵与隐忍不发者，心态上各有千秋，但行为表现极其相似。他们大多赋闲在家，寓居租界，不问政事，如那桐、奕劻、荣庆、载泽、载涛、载洵、寿耆等(与前者略有重叠)。也有一些旗籍权贵继续为逊清皇室服务，如载沣、载润、世续、绍英、魁斌、达寿等。他们在京维系留守紫禁城的逊清皇室，尽力撇清与复辟活动的关系，偏安一隅。也有一部分人出仕民国，如徐世昌、溥伦、荫昌、熙彦、荣勋、毓朗等，成为民初新贵。

处之泰然者占据在旗权贵集团最大比例，他们即使有积怨也只能“隐忍”、“泰然”。“王公贵族除了讲究磕头请安的繁文缛节，就是比较吃喝穿戴，再不然就是追慕过去和嘲骂现在”。他们对现实不闻不问，心态怡然，行为上更是气定神闲，积极享受“清福”。

处巨大落差而面不改色的“修养”绝非一日之间练成。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多数权贵认定只要按部就班，数年后便会“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武昌起义发动之前，大部分旗籍权贵完全没有危机意识，不觉大难将至。辛亥年伊始，危机四伏，但很多旗籍权贵依旧“喜气洋洋”。刚刚过了正月十五(1911年2月14日)，钟粹宫演戏的锣鼓已经敲响。权贵们熬过27个月的丧服期，迫不及待地拉开应酬、娱乐的大幕。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那桐在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发生后，丝毫没有危机感，还在日记中郑重写上“平静如常”字样，其心态一如往常，从容不迫。发生在两广督抚衙门的这桩“区区小事”，朝廷中许多人甚至闻所未闻。清末十年间，真正有政治远见的旗籍权贵屈指可数。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几乎成为满族贵族、世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心理状态。

这种心态是长期舒适环境的浸润、富裕生活的滋养且好逸恶劳、不学无术的必然结果。随着意志消磨形成一种普遍惰性，突变很难让他们迅速转入临战状态，甚至很难“醒来”。当革命来临之时，权贵们想不出办法，保不住朝廷，退而求其次，便把保护个人身家财产当成头等要务。求稳、求和成为上策。

权贵集团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期盼通过和谈解决危机。他们的底线是保住个人的身家性命，而非“国家大义”。绍英在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听到将要“和解”时，喜形于色，大呼“曷胜翘盼”。荣庆得知英国领事介绍停战三日“或有和平解决之望”时，“不禁为生灵祝矣”。其他人如奕劻、载沣、载涛、载洵、溥伦等，或支持清帝逊位，或保持沉默。恰如奕劻感叹的“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身”，在大势所趋面前，他们无能为力，倍感无奈。

随遇而安、及时行乐，对逊位淡然处之，甚至尽力撇清与复辟的关系，昔日权贵试图“不谈世事”。徐世昌和荣庆特具文人气质，性情投合。辛亥后他给荣庆写信提到“禁城之内，不闻外事，处处泰然”，称主持事务的世续“处以和平镇静”，而自己则“每日曝值后，即杜门看书写字，偶作小诗遣兴”。那桐则作对联“今朝有酒今朝醉，一年又过一年春”，称“隐居海滨，消受清福，别有意味”。其日记中不乏“享清福”的记载：1914年5月12日，“山花虽落而绿树成荫，西山爽气在我襟袖，家庭乐事消受清福”。

即便出仕民国，这些昔日权贵的心绪意态亦能“和”且“平”。举荫昌为例，1927年溥仪大婚，荫昌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的身份代表中华民国，以对外国君主的礼节向溥仪表示祝贺。他先向溥仪行鞠躬礼，旋即宣布：“刚才行鞠躬礼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立即伏倒在地给溥仪磕头。毓朗更是写信给徐世昌，为自己的亲戚索官要爵。

4、伺机东山再起

拒不接受革命现实的权贵或殉节，或策划复辟，伺机东山再起。他们人数最少，但心态最亢奋、行为最激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先是反对逊位，力主与革命军开战；民国成立后，又不断策划、参与复辟，甚至不惜借助外国势力。其代表人物有善耆、溥伟、铁良、升允等。他们虽未死节殉道，但标榜“君臣大义”，拒不接受民主共和，视清帝逊位为奇耻大辱。溥伟在日记中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皇室竟有人主张共和，真乃“千古之大变也”。自称“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清政府同意逊位以换取皇室优待条件，宣誓前三天，宗人府通知溥伟陪祀，溥伟闻之“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分，听之而已。’”

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善耆拒绝签字，成为当时唯一没有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他在川岛浪速的协助下奔走旅顺，投靠日本驻旅顺口关东都督陆军大将福岛安正，留下《辛亥十二月出都口占》：“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表明他欲以辽东为基地，试图东山再起。

相较于隐忍不发的权贵，他们不仅对现实充满怨气，时时“诗酒消愁倍黯然”、感叹“南北都成离恨天”，还丝毫不加掩饰，公开宣传复辟。据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报告，当时积极运作复辟的主要据点是旅顺、青岛和上海。在青岛，以恭亲王溥伟为中心，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前御史王宝田等围绕左右、热心倡导。在上海，以江苏阳湖绅士恽祖祁、恽毓昌父子活动最积极，并与军人张勋、徐宝山、张怀芝、张作霖等时有联络，且与升允、长庚、梁鼎芬、辜鸿铭、李经羲、锡良等声气相通，还与北京暗通消息。旧官吏缙绅士大夫多蚁附于门下。他们未把“大业”委寄予天时或来者，而是亲自策划、积极参与复辟活动，还自比为汉守节的苏武，感叹“谁继祖刘与郭李，竟教专美让前贤”。

耐人寻味的是，除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力主对抗、反对逊位，态度最激烈、行动最果决的多是蒙古族王公和蒙旗高官。可见，旗籍权贵集团在利益、秉性、思想、进退等问题上未必完全一致。实际上，统治阶级从来都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笼统下结论往往导致随意和简单化。但对此现象做细致的分析已超出本文范围。

著名历史学家姜鸣著《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已在南翔书苑上架，用人物串起一部晚清史，除了政局和人物，甚至还涉略到了考古、建筑、饮食……

二、旗籍权贵政治心态 的成因之一：危局所迫

本应与清政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权贵集团为何在鼎革之际处之泰然呢？此种抉择基于权贵集团对大势的基本认知与基本的价值取向。

1、旗籍权贵对大势的基本认知

武昌起义爆发后，旗籍权贵一度寄希望于外国势力帮助渡过难关。据《盛京时报》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报道，起义爆发后不久，外交团领袖公使朱尔典就到外务部宣称各国决定不干预中国乱事。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又报，奕劻照会外国公使，希望列强能拥护保存清王朝，而“惟某国答复极为冷淡，且述今日之中国不必以君主政体为是云云。”报章所载大致表明了外国公使的态度，各国的外交档案亦可证明。

1911年12月24日，奕劻偕袁世凯与英使朱尔典会谈，希望借此了解英国公使对解决朝廷危机的意向，并期望得到列强的帮助。据会谈记录，会谈初始，奕劻即让朱尔典谈谈对时局的看法、对清政府的建议。朱尔典遂建议将国体问题提交国民会议讨论，以构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奕劻当即表示担心革命党人拒不接受，并询问英使，倘若谈判破裂，外国势力是否会有所干涉。朱尔典答，没有英王的指示，他不能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倘若共和派拒绝听从调停，意味着只能用武力对南方诸省实行强制干涉。但朱尔典同时又表示，不会有列强采取如此步骤。朱尔典的态度使奕劻意识到借助列强实施武力干涉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他转而说，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英使所建议的三个月(偿还借款)期限非常难挨，并询问英使，如果清政府接受建议，能否得到外国的金融援助。朱尔典答道，延期将提供一个使党派狂热冷却的机会，对清政府不会有所危害。至于援助问题，建议奕劻听一听其他国家代表的看法;他只能说他本人赞成国民会议的建议，但如果庆亲王希望了解英王陛下对此事的观点，他愿代为询问。实际上，朱尔典已经婉拒英国提供财政援助的任何可能。

通过与朱尔典的接触，奕劻等旗籍权贵得知列强无意维护清王朝。正如法国外交部长致法国驻伦敦、柏林、圣彼得堡和华盛顿大使的电报中所指出的，当时的“六大列强”除日本心怀叵测想进行干预、德国表示可以给清政府提供军火支持外，其他国家则无意介入。法国保持中立，观望中国南北方谈判结果。英国则倾向共和，但不会介入。俄国反对任何干涉，不管列强的反应如何，他们都“拒绝对清皇朝的金钱上的任何支持”。而一个月之后(1912年1月23日)，英、法、俄、日四国公使一致赞成清帝退位。

除外国公使的一定“压力”，1912年1月13日，旗籍权贵还接到上海洋商团的七条建议，核心是设立一个顺应大多数国民思想、以共和为目的的临时政府。洋商团还建议奕劻、载沣等迅速将上海洋商会意见转致宫廷、皇族之间，设法召集国会决定政体。

得不到外国势力的帮助，旗籍权贵集团在整体力量配置上就无法与革命党乃至拥护共和的各种势力相抗衡。奕劻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就明显地持“逊位立场”。而没有政治主见的隆裕太后，第一个主意也是“可否求外国人帮助”。坚决拒绝逊位的溥伟，声色俱厉地指责奕劻“欺罔”，认为奕劻在劝说列强问题上没有尽心尽力。

裕隆太后

截至1911年12月末，响应武昌起义的包括湖南、陕西、九江、南昌、云南、贵州、上海、苏州、镇江、南京、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重庆、成都。共和成为国内舆情所向，不仅立宪派人士呼吁，连清王朝的议和代表、军队都有这样的呼声。

时任南方谈判总代表的伍廷芳函致奕劻，称除非清帝逊位、赞同共和，否则大江南北相继独立之日便是清王朝“土崩瓦解之时”，“舍此别无良策”。1911年12月21日以后，北方谈判代表唐绍仪也叠次来电称若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月中旬后连续有人致电奕劻劝其支持共和：13日，袁树勋、唐文治、丁宝铨、杨文鼎、施肇基致电载沣、溥伟、奕劻、世铎、载洵、载涛、溥伦、载泽等，请早定共和；15日，廖宇春、靳云鹏访赵秉钧、杨度，请转劝奕劻等人赞同共和；驻外各使节陆征祥等也电请清帝退位；19日，清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奏请人心已去，君王专制，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28日，山西全省文武官员又奏请清帝逊位。

清政府和谈代表、驻外使节、国务大臣也建议改行共和。1月27日，段祺瑞领衔各军都统电奏要求朝廷明降谕旨，定共和政体。至此，清政府赖以与革命党对抗的军队前线倒戈——从“权贵牺牲财产、将士牺牲生命”的豪言壮语退而倡言改行共和。

清政府武力抗拒革命的希望愈加渺茫了——军费供应不上、列强不提供贷款、财政收入因各省相继独立而备受影响、国内舆情呼吁共和、军队集体倒戈。《梦蕉亭杂记》在描述辛亥清政府困境时称：“前驱各将领联衔力请逊位，沪上就居某督等和之；商界各巨子亦和之；英国公使某君，亦复为声援。”此时，朝野内外形成了“倾覆帝制之声盈天下，如火燎原不可响，弥有效孤忠者，几于举世非之”的局面。岑春煊在回忆录中说：“其急转直下之势非至逊位诏出不止也……昔日委质为臣者，今且与君同为国之公民，而区区效忠一姓之狭义，皆当随潮流以俱去，抑世界势之所趋耶！”

巨大压力下，权贵集团只能接受现实。比对1911年12月至颁布退位诏书之间的各种公私档案、笔记、日记，在退与不退之间，权贵们踌躇再三，即便是奕劻，主张清帝逊位也实出于不得已而决非“拱手相让”。他们也许并不了解革命、共和、民主是大势所趋，却知道清政府大势已去。绍英在日记中写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筹款无门，“接法国驻使来电云，现在英、美、德、法、俄、日本会议中国借款，概行拒绝”。绍英称“外人既不借款，国事将不能支”。金梁《光宣小记》称：“南北议和，必决让国，太后召集皇室会议，历诉苦衷，声泪俱下，待众以决，皆相视无一言，惟恭、肃二亲王，合词谏阻，恭尤慷慨，怒斥诸贵要平日专横，值此危亡，何皆束手？今大势去矣，总当自奋，宁死不敢奉诏。不待毕议，即辞而出。”溥伟在日记中也说：“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王则允之。诏下，余谓后斋兄曰：‘大事去矣！’”可见，连那些坚决反对逊位的近支王公也深知大势已去。

不少旗籍权贵实际上明确了放弃“帝制”、顺从大势的方针。他们的态度与取向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如奕劻集团分析利弊得失、明白无力回天后，决定放弃君主制以换取优待条件；如溥伦等人，1906年以后对立宪政体表达了充分的兴趣，因而并不排斥民主共和；也有溥伟等强硬派，明知“大势已去”，却仍负隅顽抗。从统治阶级整体来看，除上述政治立场明确者之外，更多的旗籍权贵则缺乏政治敏锐性，人云亦云，甚至随波逐流。

2、旗籍权贵集团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家”代“国”、利益自保

危机中，隆裕太后曾下令王公贵族“毁家纾难”，奕劻等人非但没有，反而忙于转移财产。朱尔典在致坎贝尔的函件中称“庆亲王忙着将他的珍物兑换成金条，以便逃亡时携带”。秉政多年，奕劻贪冒受贿积财无数，以至于当他从大清银行提款25万两白银后，北京爆发了金融恐慌性危机。1911年10月24日，莫理循致布拉姆的信中说：“国库贮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消息灵通的汉人、满人已经离开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大批出走或将他们的家眷送走；满人出走是因为害怕将来的下场。各种财宝从北京运往安全的地方，如天津、上海的外国租界，更珍贵的则运往奉天，人们相信那里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可保安全。”莫理循指出，正是庆亲王、摄政王、那桐等亲贵大臣的大量提款导致清政府银行处境艰难。

1911年12月29日，莫理循再次致函布拉姆，描述日使与奕劻会面的情况。当时，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一针见血地指出，奕劻在清朝统治危机来临时，以身家财产为先，把对朝廷的责任置于脑后。伊集院说：“在日本，当革命来临时，国家的上层人物树立了爱国精神的楷模。我的岳父(大久保利通，因为极力巩固中央集权政府，在1878年被暗杀)遭到暗杀前，已将全部财产献给事业。他被暗杀时，所有的财产还不到五十圆。你们的显贵要是对你们的国家有一丝热爱的话，在危机发生时，理应献出埋藏的财物，理应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他们把财富看得比国家还贵重。”如日使所指，旗籍权贵绝大多数忙于转移财产、保住身家，即便有所输捐，亦仅为身家财产之一小部分，远不是“毁家纾难”。

没有哪一种危机比众叛亲离、离心离德更深刻。旗籍权贵的最终抉择客观上造成对王朝垮台的致命一击。

革命军政府给出的优待条件，尤其是保护王公贵族爵位与财产的承诺，满足了权贵集团自身的最大利益，所以，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大部分权贵包括隆裕太后都赞成逊位。在清末御前会议上，隆裕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载洵原是清政府的海军大臣，在南北议和、清帝退位之际，未发一言，唯关心优待条件中能否规定给王公贵族以资助，甚至专函向袁世凯提出要求。

看重金钱利益，是清末权贵集团的重要特征，也是清末政治腐败的一个特点。晚清以来官场盛行贪财好利之风。道光年间，沈垚称京师“廉耻道丧，风俗颓败”、“都下惟利为最重，挟高赀入京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钜公亦鳞集云附”、“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以真心相习者，如此风俗，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到光绪末年，此风愈刮愈烈，“天下惟论财货”。上至最高统治者慈禧，下至基层官吏，无不贪渎好货。陶湘在给盛宣怀汇报官场消息时称，慈禧七旬万寿，于各种“贡献”中，最喜欢的是世续送的银票。陶湘为之感叹道，“以万乘而重万两，殊出意外”。时人称：“醇亲王奕譞之贪黩，远比恭亲王为甚；而庆王奕劻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

《春明梦录》记：“余丙午到京，文忠已逝，庆邸继文忠领班，而鹿相国、瞿相国、徐尚书为之辅，枢廷略具规模，然而庆邸已明受馈送矣。辛酉之后，亲贵蜂起，纲纪尽弛，枢政益歧。”《贪官污吏传》所举13名贪官污吏，除明珠、和坤、富勒浑3人外，其余全为清末高官。这些官员被指生平无他所长，“惟善搜刮”、“辗转渔利，饱其私囊”，甚至有官员贪财好利到不顾天理道义，私吞赈款。不仅秉政的官员，连一贯以声名、气节为重的御史亦是如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御史蒋式瑆弹劾奕劻贪渎，一时名声大噪。后有人揭发，蒋式理此举并非出于正义，而是出于名利。在丁未政潮中，恽毓鼎之所以弹劾瞿鸿禨，据说也是因为奕劻等人“出三万金”所致。上至最高统治者，下到普通官员，甚至以名节为重的御史，无不贪财好利，清末政治窳败可窥一斑。

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吁请朝廷筹饷。隆裕太后把8万两内帑黄金交给袁世凯，并称“时势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挤对我，奕劻等平时所得的钱也不少，应该拿出来用”。当袁世凯告之奕劻出银15万两时，隆裕太后直接表示15万无济于事，让其无须顾忌，尽管向王公们索要。第二天，隆裕太后即颁布懿旨，令王公毁家纾难。奕劻为保住身家财产，甚至“装穷”。《清稗琐缀》记载，当时内阁发爱国公债票，应者寥寥，奕劻卖马卖宅，故作寒酸，求免负担。其实，奕劻家族在“清朝倒台了还有地，还有企业，天津劝业场就有他们十分之三的股，还有渤海大厦”。荣庆在辛亥十一月初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栋男赴部交爱国捐万元，以尽寸心。闻交者尚少……”也印证了权贵们无心捐款“爱国”。载洵信誓旦旦，将自己的家产开列清单，让内阁公布，以示自己已经“毁家纾难”，不过随即被报纸披露“按诸实数，殆不及什一也”。

当时通过“勒索”王公贵族，袁世凯拿到至少几个月的军饷和维持政府运转的经费，如果用来镇压革命，很难说局面会怎样发展。如果隆裕太后听从溥伟的意见，直接拿出深藏于内宫的珍奇宝物以“激励将士”，14位王公贵族“精诚团结”，顽抗到底，也很难说局势会如何变化。推远一步，光绪驾崩之日，选择嗣君之时，慈禧若不考虑个人权位，选长不选幼，把恭亲王溥伟选作新君，武昌起义时王公贵族的表现又将如何同样难测。但是这些假设并没有出现，反倒是出席讨论政体、商量逊位与否的第二次御前会议的14人，激烈反对共和退位、坚持君主制的只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蒙古王公那彦图和载泽4人；其中有谋略、有勇气的只有溥伟。隆裕太后颇为不满地对载沣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面对此情此景，溥伟望天长叹“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这种无奈是面对权贵集团无能而发出的悲凉感慨。

著名历史学家姜鸣著《晚清的政局和人物》已在南翔书苑上架，用人物串起一部晚清史，除了政局和人物，甚至还涉略到了考古、建筑、饮食……

三、旗籍权贵政治心态成因之二：体制内因素

弃王朝保身家是旗籍权贵最典型的政治行为，隐忍不发、处之泰然则是他们最典型的政治心态。在革命风暴中，位高权重的旗籍权贵“不死君”的真正原因，除了他们对大势的基本认知和“家”大于“国”的基本价值取向等近因外，还源于各种矛盾的纠结。崩解的远因蛰伏于清政府体制内。对王朝政治而言，长期实行优渥满族的政策，势必形成体制内的深刻矛盾，这是潜在的远因。同时，宣统朝少壮派权贵当政后，打破了原有权力的大致平衡，构成政治体制的最大危机，加上政权内部缺乏危机应对机制等因素，从而导致王朝崩解。

1、满汉矛盾的长期纠结

清朝一直实行优渥满族的特殊政策。皇族号称“天潢贵胄”，享有特权。八旗王公凭借贵胄身份即可参政入仕。除政治特权，清政府还根据宗室爵位的高低、入仕与否给予赡养银两，采取“包下来、养起来”的政策，对皇族的经济优待包括给予田产、俸饷、养赡和优恤银两等。而对一般旗民，清初即实行“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的政策，免去了他们兵役以外的一切劳役，每月不必劳作就能得到一定俸饷。八旗兵丁去世后，遗孀照旧享有应得的饷银，号称“铁杆庄稼”。

清政府中央、地方的许多官缺固定授予满蒙八旗，有世爵的旗人还可将世职传之子孙，较之汉人只能凭借科举正途入仕要容易得多。清“二百余年来，(旗人由科举入仕而为一二品文武官者)尚不足四百人，较之由他途进身之旗员，实居少数”。通过科举入仕的旗人只占旗员入仕总数的一小部分，科举之外旗人入仕的途径要比汉人广阔得多。旗人不仅入仕途径比汉人宽广，升迁也较快捷。以那桐为例，据他“亲书”的履历看，十几岁开始读书，通过捐纳成“监生笔帖式”、“主事”，中举后“捐离内务府”，到20岁出头已经“签分户部贵州司行走”。1900年前后，因缘际会，那桐一路升迁，入值枢要。这种保障性制度既使满族赢得最大利益，也导致不少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官僚素质下降、斗志消弭、群体无力。以清末著名的旗下三才子来看，位高权重的荣庆、那桐始终没有表现出多少政治智慧、改革能力，甚至难得见到他们有什么高见；端方倒是一个异数，在清末政治中有过人的表现，但实属寥寥。

为强化本民族统治，清政府长期实行“首崇满洲”的政策，这不仅给旗人带来不切实际的优越感，而且造就了社会不平等，必然引发满汉矛盾。满族与蒙古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光绪年间盛昱就指出，“八旗之人不及汉人什百分之一，八旗之京官乃多于汉人数倍”。此外，清王朝还始终坚守八旗驻防、满汉分职、满汉别居、坐食饷银、严禁满汉通婚等政策。这些政策虽遭汉人侧目，却始终是朝廷维持少数族裔权贵统治的根本大计，不容置喙。

庚子义和团之后，清政府曾以解决“八旗生计”为题，讨论“化解满汉畛域”的办法。即便长期心怀不满，但多数汉臣还是特别注意“说辞”和“提法”，极力避免用“畛域”这样的敏感字眼。唯一例外的是两广总督陶模，他在奏折中直接提出应该祛除畛域。越一年，清政府正式宣布“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试图以此逐渐消除满汉畛域。作为当政权贵之一的奕劻，还主动为第五子迎娶孙宝琦之女，成为“奉旨满汉联姻第一家”。不过，这些迟来的“化满汉畛域”之举并未能消除积怨甚深的满汉矛盾。

1903年，张之洞面奏慈禧太后，请求“化解满汉畛域”，据说太后“霁颜纳之”。还说朝廷本无畛域成见，不过是无知者恣意揣度而已。1906年，端方上《请平满汉畛域折》；次年，两宫发布化解畛域谕旨。清末设立巡警，内城巡警皆旗人，有人建议兼招汉人以消除畛域，时任工巡局监督的毓朗称“旗人满蒙汉皆具，且有回子、缅甸、高句丽、俄罗斯人，何谓畛域也？”并且坚持巡警只用旗人，用以解决庚子后八旗生计问题，而“资其养生，化无用为有用”。这些举动一方面反映满汉畛域仍很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民族民主革命日渐高涨给予朝廷巨大压力，革命排满之声几至“盈天下”。特别是1903年邹容《革命军》的发表；1907年秋瑾、徐锡麟的暗杀行动；革命小团体在排满革命的旗帜下日益团结壮大；连当朝或在野的汉族高官也对权力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凡此种种，极大地刺激了旗籍权贵的神经。

他们警惕并行动起来，但不是化解矛盾，而是借口“满汉不分”，公然以满排汉。1906年行官制改革，号称满汉不分，实际上满人担任要职的比例不是缩小而是大大超过了汉人。改组后的内阁，14位阁员中满汉比例达到9∶5。督抚中满人的比重也陡然上升。王闿运的“督抚歌”，把这几年督抚中满人比重的加大比喻成“八旗蔽日”、“排满翻成扬九旗”。虽然不无夸大之辞，然而自改官制后满人阁员、督抚的增加则是清末官制一个不争的事实。1907年，清政府诏令群臣商议“化满汉畛域”，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改革八旗制度，统一满汉刑律等。但志在集权的清廷少壮派权贵借不分满汉之机，攫取各种权力。辛亥四月宣布设立的“皇族内阁”更把矛盾推向极致，印证了“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满，满排汉”的京谚。

据《清史稿》，武昌起义爆发后，隆裕太后诏告天下，“朝廷于满、汉军民初无歧视，命统兵大员晓谕之”。可见清王朝深知满汉矛盾导致的严重后果，只是忌惮太深。对革命阵营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在前途、国体、政体等问题上意见纷纭，却在“反满”上达成空前一致，正说明满汉矛盾导致汉民族同仇敌忾；对清统治阶级内部的袁世凯、地方督抚等汉族旧官僚来说，在保持君主制还是承认共和之间反复纠结，猜忌最深的恐怕还是旗籍权贵深藏于后的杀机，说到底，还是满汉矛盾长期积聚带来的恶果。

优渥满族的政策以及长期积聚的满汉矛盾带来旗籍权贵的斗志消弭与群体无力。一方面他们的权利与生俱来，无需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所以不会对已有权利格外珍视。他们不但不积极进取，反而仰仗着“家足温饱”，不愿“与世角逐”、“徒自苦尔”。另一方面，积聚已久的满汉矛盾致使汉民族的“反满”发展成一种无形力量，给旗籍权贵带来空前压力，也导致清王朝旗籍权贵集团统治的最终崩塌。鼎革之际从掌权到失权，到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多数旗籍权贵心态坦然。

2、权力的失衡

慈禧太后善于操弄权术，在长期统治中常常恩威并重、笼络人心，赢得了汉臣的信任和效忠。如有弹劾左宗棠骄蹇、酗酒怠荒者，慈禧即召军机弹劾该官员诋毁老臣，又廷寄申饬弹劾左宗棠之人。故时人称“慈禧待元勋国老如是。此其所以握大权至死不失也”。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与慈禧统治相始终的汉族封疆大吏就是最好的例子。张之洞曾给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写信，告诫他不要“昌言排满，昌言革命”，因为自己的“一丝一粟皆出自大清之赐，受人一饭尚报千金，况自项至踵糜不载其泽乎？”这种感恩图报的情绪，正是旧式君臣关系的体现。因此，慈禧在世之时，政治运行依然顺畅，各利益集团势力均衡。遇到重大选择，她还能够注意听取群臣意见。丁未政潮后，慈禧担心奕劻势力独大，在引入袁世凯的同时，又引入张之洞，就是要利用两者的矛盾、利益、派系相互制衡。与此同时，她还以明升暗降的办法释去袁世凯的部分兵权。无怪乎时人称：“太君于世情非常明晰，宁负私恩，不负公义。”

清末，少壮派权贵不但缺乏慈禧式操控术，甚至连一般的政治智慧、统治能力都不具备，还企图在极短的时间内集权，必然导致人心涣散、离心离德。载沣上台后，“权归私室，政出多门。”一时间各种矛盾激化。载沣摄政伊始，少壮派就展开强大攻势夺权：1909年1月，罢黜袁世凯；1909年3月，宣布清理财政；4月，派财政监理官分赴各省调查情况；5月，设立币制调查局，拟统一币制；12月，宣布收回司法权，规定“有再请暂用就地正法章程者，以违制论”；1910年5月，任命载泽为盐政大臣，统一全国盐政；8月，把北洋六镇的兵权收归陆军部统辖，此前还规定督抚无权调遣军队，即使遇特殊情况亦先电请陆军部以统一军权；12月，成立海军部；1911年1月，重新参定外省官制；5月，宣布“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不到三年，少壮派权贵似乎抓到了所有重要权力。胡思敬形容说：“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兰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在时人眼中，“诸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他无所知”，多属于无能、无知之辈。进一步说，此种结局与1898年撤销南书房不无关系，至少使皇亲国戚、执政者不学无术，连最起码的“韬略”都无从知晓。

旗籍权贵集团专权在宣统三年中央职官改革中最为明显。二品以上大员(含二品)，满族权贵23人、汉军2人、蒙古1人，共26人；汉族高官22人，比例看似平衡。但实际上，满族权贵占据了所有重要部门，如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农工商部、民政部；汉族官员则是学部、吏部(后裁撤)、邮传部、都察院，而且大多仅任侍郎。地方督抚的任职略有不同，从人数上看，汉族高官23人，满蒙地方官仅有6人，朝廷中央不断侵蚀督抚权力，不但激化了与地方督抚的矛盾，还加大了汉族督抚的离心倾向。一些汉族官员对此现象还是警醒的。宣统元年清政府中枢讨论资政院章程时，军机大臣张之洞就“签出数条，大率多保护督抚权势之意”，而资政院总裁溥伦却“颇不以为然”，与下属私议一定要力争到底。旗籍权贵如此作为，无怪辛亥革命爆发时多数汉族督抚弃城逃遁，甚至转而投奔革命队伍，出任民军都督。

实际上，这种结局并非出人意料。1904年，陶湘在致盛宣怀的信函中就说过，“且闻当今性情急躁，喜怒无常，雷霆雨露均无一定。总之，太君无论如何高寿，亦有年所，一旦不测，后事不堪设想”。果然，少壮派旗籍权贵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心智大乱、束手无策。武昌起义后三天，即定计请袁世凯出山，随后旗籍权贵更是集体请辞。

旗籍权贵在宣统年间，先是打破既定的满汉制衡权力格局，一意集权。辛亥革命爆发后，又集体放权，造成其权力的实际真空。毓朗在论及旗籍权贵对局势变异时，称“朝廷自王公等大臣全体请辞，兵权、政权、财权尽归一人之手，用人、行政尽一党是从，此时欲责皇太后坚持不让，事已无及，甚则弑逆之祸在所不免矣。余固不赞成禅让，而不敢为激烈言也”。连坚持不退位的溥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称“所憾者，余此时无权无势，不能以大局之真相向隆裕太后剀切奏明，引之出此迷途耳”。由此可见，清末满汉权力失衡，既是清政府崩解的体制内因素之一，亦是影响清末权贵集团政治心态的重要因素。

3、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

按一般常理，政权的稳定与否与权贵生活、既得利益、身家性命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应保持一定的政治敏感。然而在清末，时局的动荡、革命宣传和造反活动，对其心理影响远没有想象中严重。慈禧新政至预备立宪时期，虽然也出现了善耆、端方、载泽等有政治智慧、办事才干之辈，他们走在改革前沿，表现出才华和政见，但人数有限，权力与职守都不算重要。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常常因才华、亲疏关系以及利益集团等缘由被权贵集团高层所排挤。翻检清末旗籍权贵日记，很难看到“忧患意识”，倒是悠乐融融的色彩极浓。对政治的不敏感直接导致对时局的不敏感。清末南方各省如火如荼的反清革命很难放在他们心上。日记反映出那桐、荣庆等人是知道革命党活动的，却在日记里一笔带过。

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起义)为例。时为枢臣的那桐，次日接到“粤东匪党起事”电报，这一天的日记，他用寥寥8个字描述了事件过程，庆幸“捕获数十名”革命党，而对起事的原因、如何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等问题不做延伸思考，反而认为此事已经了结并已“安静如常”。起义同一天是荣庆夫人的生日，日记所载不外吃饭、赏海棠花、接受亲朋的“土仪”、隆裕太后的暑药等小事。

第二天，关于“粤东匪党起事”的电报，在他看来，这些根本不值得记录在案。反而是“同次珊、春老、振老、瑞臣乘舟至五间房”，“随御前以次面谢于海晏堂六叩”更为重要。时任度支部侍郎绍英的日记，也在29日写上得到隆裕太后赏赐暑药一包，30日同荣庆说的那些人一起到“海晏堂谢恩”。这一天的公事仅记领公费、开发月例数事，大部分笔墨用来记绍英自己的大事：任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勤劳最著”，得“加一级”。这些均反映出权贵极其缺乏应对变局的警觉和快速反应能力，当然，清末的各项制度性改革也没有设立解决此类问题的相关机构。

后几天，枢府电令粤督严缉革命党人，但对大小官吏从宽处置，“以励众心”。有传闻说针对这件事，载沣曾经召集载涛、载洵和荫昌商讨对策，皆“慨叹不置”。这正是权贵面对变局无能为力的反映。

对政治的不敏感导致的一种结果是或醉生梦死或尸位素餐，另一种结果是对时局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于是，当突发事变来临之时，他们便无法及时应对，更无法进行必要的集团动员。这是清末统治阶级应变能力下降的突出表现。

应变能力下降还表现在极度缺乏“干练之才”。慈禧死后，旗籍权贵集团不但没有铁腕式的当权者，也没有涌现几个能臣良将，那桐、荣庆堪当大任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在逊国御前会议中，隆裕太后询问载涛兵力如何，这位军谘府大臣、禁军统制居然答以“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社会上传闻说，“涛贝勒统禁卫军，平时养之如骄子、恃之若长城”，当用之时却只能以辞官了之。治国无能并非个例，在清末少壮派亲贵中几乎是普遍现象。

宣统年间，请假之风盛行。武昌义起，陈请开缺的情况更一发不可收。以致朝廷专门发布上谕，宣布“现在时局艰危，内外臣工纷纷奏请开缺希图诿卸，置大局于不顾，殊属不成事体。所请开缺之处著不准行。”据《许宝蘅日记》，仅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一天，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泽、载洵、溥伦、善耆、邹嘉来、唐景崇、绍英等人同日上奏请辞。十月十六日(12月6日)，载沣亦辞职。旗籍权贵集团的集体请辞，确实是换取袁世凯回京维护大局的政治筹码，但更是他们无能的集中反映。

旗籍权贵应变能力下降、缺乏能人干才，直接导致面对变局时绝大多数随波逐流，接受变局。而其举措，又直接影响到汉族大臣的“忠义”。1912年1月1日，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和议期满，特集亲贵开御前会议，决和战。亲贵皆愿退让，总理及将帅闻之，为之丧气。大清皇室既甘心禅让，求保余生，则诸臣虽忠勇奋发，果为谁出力乎？皇家自愿亡国，真中国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奇”。一个月后，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苟皇室有死社稷、殉宗庙、宁死不辱之志，则忠臣义士激发奋厉，纵至亡国，犹可为史册之光耳。今闻惟载泽、溥伟不愿逊位，其余皆苟活偷生，不敢反抗。王室如此，而欲责忠义于臣民，难矣。”

结语

旗籍权贵居庙堂之上，养尊处优，极尽奢华。他们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担当，却穷尽了骄奢淫逸、招权纳贿、贪渎好货之能事，积累起严重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人民的愤懑不满。当辛亥之火点燃时，他们只能选择放弃、逃跑。旗籍权贵把这样的结果归结为“天命”，退位诏书曾经感慨道：“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知天命、识时务而主动让权对中华民族而言并非坏事。与爆发新军对抗、南北分裂、各省血战的惨烈后果相比较，清帝逊位、和平让渡政权这一结果更为现实可行。它使全国局势从动乱迅速走向稳定(辛亥以后的二次革命、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的军阀混战与逊位没有直接联系)，避免了严重的自相残杀、生灵涂炭；防止了国家分裂；阻断了列强的瓜分觊觎；顺应了世界历史潮流。在这个意义上，辛壬之际的中国政治文明演进脱离了传统的改朝换代，走出了一种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