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张荫桓的欧美之行

1897年6月22日，清晨的伦敦灰蒙蒙一片[1]，上午11点15分，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国皇室成员的陪同下走出白金汉宫[2]，在护卫下乘上皇家马车准备前往圣保罗教堂，此时阳光穿破云层，投下一道道光柱。[3]庆祝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游行活动也由此拉开序幕。游行的队伍长达6英里，由皇家近卫军及其它皇家部队、军乐团按特定次序组成，游行路线两侧站满了围观的市民，甚至道路两边建筑的阳台上、窗前、房顶上都站满了人，据说当时有约300万人[4]涌入伦敦参加这一盛会，欢呼声、马蹄声、军乐声交织在一起，伦敦成了一座鲜花之城。[5]

维多利亚女王（撑伞者）乘坐马车参加游行，©️Stationer’s Hall

游行路线两边建筑的阳台上、窗户前，甚至房顶上都站满了人。©️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NPG P1700(25a)

游行队伍中除了女王的马车，还有16辆马车分别由皇室成员以及来参加庆典的各国特使乘坐，其中第四辆马车上坐着比利时的查尔斯·德·利涅王子殿下（His Serene Highness The Prince Charles de Ligne）、荷兰的范·林登伯爵阁下（His Excellency Count van Lynden）、教皇特使桑布凯蒂主教（Monsignor Sambucetti），以及清政府派出的“头等出使大臣”张荫桓。没有多少记者注意到这位庆典上的中国人，在少得可怜的报道中也寻不见正面的报道：“中国特使在游行的前半段显得非常害怕，他与人群只隔着一道士兵和警察组成的人墙，无法理解他们的欢呼。路过蓓尔美尔（Pall Mall）时，他明显感到紧张，过了一会儿他才放松下来，坐在座位上，以一种有趣的怜悯之情看待这些西方的野蛮人。”[6]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官员出行时对围观群众强调的是“肃静”与“避让”，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欢呼，但张荫桓毕竟当过三年的驻美、西、秘三国大使，记者这样的描写可能有相当的主观成分。

乘坐马车参加游行的张荫桓（圆圈处）。©️The Boswell Collection, Bexley Heritage Trust/ Mary Evans ID14177580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五（1897年2月26日），总理衙门收到驻英公使龚照瑗发来的电报，说这年的6月20日是“英君主临御六十年，顷外部函告，君主现定接待各国专派贺使。”[7] 两天后总理衙门就给两广总督发电报要求采买广东产的木器、刺绣等作为贺礼，二月初三（3月5日）光绪皇帝指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头等出使大臣”前往庆贺。张荫桓很快便提交了随行人员的名单，其中有：“户部郎中瑞良、刑部郎中顾肇新、兵部郎中钱绍桢、兵部员外郎曾广铨、礼部主事阎遒竹、礼部主事罗凤华、军机处存记候选道梁诚、候选道陈善言、候选道陈昭常、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马廷亮。”[8]二月二十四使团启程，二十七抵达天津，两天后乘“新济”轮南下，三月初二抵达上海。张荫桓等人在上海逗留了一周，又增加了“花翎头品顶戴双龙二等第一宝星赫政、二品衔双龙二等第二宝星金登幹”，以及“代理新加坡总领事官、四品衔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刘玉麟”作为使团随员。其中赫政是赫德的弟弟，金登幹是赫德在伦敦的代理人，刘玉麟是留美幼童，曾随张荫桓出使美国，任驻纽约领事馆翻译，他会从新加坡直接去伦敦与使团会和。除了这三人，张荫桓还应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之请，带上了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翊作为随员一同前往。三月初九，使团一行乘坐“中国皇后”号（RMS Empress of China）跨太平洋前往加拿大，但是在温哥华因同船的华人出天花而被禁止靠岸，加方要求所有乘客隔离后方可离开，张荫桓以身负国家重任为由与加方及英外交部展开交涉，最后中方使团上岸换乘铁路横穿美国大陆，四月十一抵达纽约。

在温哥华发生的“小插曲”不是张荫桓外交生涯遇到的第一次，1886年他初次赴美上任在下船的时候与旧金山海关税司“黑假”发生矛盾，大闹一通，东西海岸的媒体争相报道，甚至导致了民主、共和两党的争论，张荫桓人还没到华盛顿就已经全美知名了。十九世纪各国海关对天花之类的防疫都有具体要求，被要求隔离也是正常程序，但张荫桓再次“闹脾气”跨过了正常流程，被媒体批评也是很正常的。

四月十八使团乘船离开纽约，横跨大西洋，七天后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乘专车于四月二十六（5月27日）抵达伦敦。张荫桓本想让赫德和金登幹帮忙预定1887年8月他入住过的“蓝甘旅寓”（Hotel Longham）,并且希望是当年的那个二楼面对波特兰广场的房间[9]，“卧房外为客厅，极华赡，又特启一升梯便出入”。[10]结果这座酒店客满，金登幹与赫德又往来多封电报，最后帮使团预定了位于泰晤士河北，河岸街的塞西尔酒店（Hotel Cecil）。这座酒店始建于1890年，历时6年才竣工，也就是说张荫桓一行入住的时候该酒店才开业一年。塞西尔酒店有800间客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欧洲最大的酒店。1930-1931年这座酒店被拆除，只保留了靠河岸街的一面，靠泰晤士河的一面修建了壳牌石油的大楼。

右边的高楼就是矗立于泰晤士河边的塞西尔酒店

张荫桓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目前缺失1895年1月25日至1898年1月22日的部分，正好没有他代表清政府访问英国的内容，只能通过电报、奏折、新闻报道和回忆录来粗略拼凑他的行程。除了代表清皇室参加庆典，总理衙门还让张荫桓与英方商谈增加关税的事情，毕竟两年前的《马关条约》令清政府大伤元气，总理衙门为了支付赔款已经向国外举债，清政府亟待增加收入。

庆祝英国女王登基六十年的庆典要在6月20日（五月二十一）才举行，张荫桓提前一个月就已经到了伦敦。从现在拼凑的行程来看，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只在5月28日与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举行了会谈，其它时间都在游玩。比如他带着14名随员去肯特郡的“七橡树”见第二代萨克维尔男爵（Lionel Sackville-West, 1827-1908）并参观他的诺尔庄园。男爵是他担任驻美大使时认识的好朋友，张荫桓在《三洲日记》里称他为“威士”，时任英国驻美大使，1889年10月14日，张荫桓卸职回国途中经过英国，第一次参观诺尔庄园；出席了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皇家地理学会年会；在皇家学会观看了由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Lord Kelvin William Thomson, 1824-1907）亲自演示的铀的电气效应；出席由詹姆斯·布莱斯男爵（Sir James Blyth, 1841-1925）举行的晚宴；受威尔士亲王的邀请出席了阿斯科特赛马会的开赛日；参观了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兵工厂，并受到13响礼炮的待遇；庆典前一晚还在欢乐剧院（Gaiety Theatre，距离使团居住的塞西尔饭店不远）欣赏了音乐喜剧《马戏团女孩》（The Circus Girl）。

7月1日，张荫桓待游行庆典结束后又带着7名随员去了法国，两天后去了俄国。俄方对张荫桓的接待规格很高，不仅有前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陪同张荫桓由法赴俄，还颁给了张荫桓一级圣安娜勋章，而且使团随员中每人都获得了勋章。俄方此举当然是企图的，用茅海建老师的话说就是：“张荫桓完全被俄国式外交花招所迷惑，在‘真心和好’的言词下，不知不觉钻进其全套中。”[11]张荫桓离开俄国后又去了德国，然后在7月25日回到伦敦，在赫德的斡旋下，英国为了与俄国抗衡争取到更多的在华利益，为张荫桓颁发了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大十字骑士勋章，梁诚获颁圣米迦勒及圣乔治高级爵位勋章。[12]

茅海建老师推测英国政府一开始没有给张荫桓授勋的原因是“因为参加庆典的各国特使甚多，便一律不授。”[13]赫德也说英国驻华公使曾经致电外交部询问是否会给中国特使授勋，得到的答复是“女王决定不给任何参加大典的使节授勋。”[14]但实际上根据英方的记载，6月22日，也就是庆典游行的当天就有一批来宾获得授勋，在7月6日，波斯王国的赛义德·阿米尔·汗王子（H.I.H. Prince Amir Khan, Sirdar）因为前来参加庆祝女王登基60年的典礼而获得了与张荫桓一样的勋章。[15] 7月27日张荫桓回到英国后再次与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会谈，但谈判加税的实际工作推给了英国驻华大使和总理衙门，可以说这件工作完全没有成效。7月31日张荫桓一行离英赴美，期间拜访科士达一起钓鱼、野餐，还向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捐赠了一尊康熙年制的饕餮纹青铜方壶。[16]8月23日从温哥华乘“日本皇后”号（RMS Empress of Japan）回华，9月14日抵达香港，然后张荫桓请了一个月假回佛山老家，衣锦还乡，直到10月21日才在颐和园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复命。

慈禧太后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贺礼之一：“荣光”书法立轴。©️Royal Collection Trust

张荫桓捐赠给大都会美术馆的青铜方壶。©️The Metmuseum

表格 1 张荫桓一行的行程整理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分别召见张荫桓。

茅海建老师分上下两篇文章[17]讲述了张荫桓1897年代表清政府去英国参加庆典的前前后后，指出了清政府“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方向性错误与失败，我们自己以为能“以夷制夷”，实际上列强都串通好了侵占中国的利益，这里面被认为是“外交人才”的一些外交官起了很坏的作用，比如张荫桓即是如此。张荫桓从一开始选择随员就没有以外交工作为首要考虑，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小圈子及扩展人脉，这些随员经此“历练”就可以按“劳绩”保举，后面的行程多次“先斩后奏”甚至“只斩不奏”，具体的分析茅海建老师已经写得很详细。对于朝廷交代的加税一事，张荫桓也办得很敷衍，甚至可以说没有努力过，最后甩给了别人；列强纷纷拉拢张荫桓，争相让清政府贷款。

张荫桓在回国途中停留美国，专门拜访了科士达（John Watson Foster, 1836-1917），两人在科氏位于纽约州亨德森湾的别墅野餐、钓鱼。张荫桓在担任驻美公使时科士达是使馆的律师，无论排华纠纷还是使馆换房子的事情，科士达都出了很多力。1895年张荫桓奉派前往日本就甲午战争进行谈判，他便聘请了科士达作为顾问。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十（1895年1月5日）慈禧太后懿旨张荫桓和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和谈[18]，而据科士达回忆早在1894年12月23日一早他就收到“总理衙门”发来的电报，请他到日本与中方的议和使节会和，“用‘智慧’的意见帮助他们”。[19]这封电报就是张荫桓发的，他在十二月初七（1月2日）的奏折中陈述了外交事件中有熟悉国际法的律师参与的重要性，推荐聘任科士达随行，并说“虑其不肯远涉，前日试与电商，乃成慨诺。”[20]后来日方以张、邵二人的和谈团队只有国书没有全权委任状为由拒绝了会面。此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赴日就《马关条约》进行谈判，继续聘用了科士达作为顾问。科士达说他为清政府提供的这次服务收了25万美元的酬劳[21]，但是据李鸿章提到的有明确金额的费用有两笔：2万5千美元[22]和3万美元[23]，并非科士达所说的数字。不管怎样，科士达的收费标准来自张荫桓的建议，是他建议要向李鸿章多收钱。[24]无论于公于私，只要提供了服务，收取费用就天经地义，但是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前往和谈的全权大臣，要求律师向自己的上级多收钱这种事，即使放到现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往也是不能被容忍的。张荫桓这趟外交任务，张荫桓拿着4万两白银的经费，从选择随员到行程安排到具体事务的处理，无一处不体现私心！

除了文字记录中的使团行程，还有一些图像可兹参考。1888年，美国伊斯特曼公司推出了廉价且便携的1号柯达相机；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兄弟推出了可实用的电影摄影机，科技的发展丰富了人类用图像纪事的手段，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游行庆典就用上了最新的电影技术，不过遗憾的是我没有从公开的视频片段中看到张荫桓的身影，但是从分散在各处的照片倒是得窥他的一二行程。其中一张照片是张荫桓穿一件皱皱巴巴的暗八宝纹外褂，胸前纽扣处还插着一朵花，脚蹬云头靴，站在一处西式建筑门口的台阶之上，照片有他的题记“头等出使大臣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丁酉秋”，说明这张照片摄于1897年张荫桓出访欧美途中。无独有偶，还有一张照片是7位中国人和几位外国人的合影，拍摄地点与张荫桓那张单人照相同，为阎遒竹后人所藏，站立者左数第六人为阎遒竹。阎遒竹是阎敬铭之子，张荫桓少时随舅父李宗岱宦游山东的时候就以办事干练为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器重和保举，后来在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任上入值总理衙门，也是因为时任户部尚书、新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阎敬铭的援引。张荫桓此次出行选阎遒竹为随员，有让阎遒竹镀金，报答阎敬铭的考虑。要想辨认这张合影里其他的中国人都是谁，只能从使团的随员清单入手。

摄于1897年秋的张荫桓肖像。

表格 2 张荫桓使团的成员清单

都司衔两广督标中营补用守备

与上一张张荫桓的单人照在同一地点拍摄的中外人士合影。阎遒竹后人藏。

经过对比，站立者右数第三人为马廷亮。1904年贝子溥伦带团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经过日本时停留9天，部分团员与驻日使馆官员合影，其中就有担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马廷亮，两张合影可互相比对。能找到比对样本的梁诚、曾广铨、陈昭常、刘玉麟、金登幹、赫政都不在这张合影里，其他人因为缺乏资料而无法确定，只能留待日后有条件时再处理。坐者后排左数第一人为周自齐，1897年4月随新上任的驻美公使伍廷芳赴美，任驻美国公使书记官，说明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美国。这张合影中还有一坐一站两位女士拿着照相机，看外观极似当年新款的4号柯达相机，说明极有可能还存在同一场景别的照片。另外，张荫桓去亨德森湾拜访科士达的时候，也有照片留下来，一张是他与科士达同船前往戴维斯岛（Davis Island），另一张是他在与科士达等人野餐时的单人照。

张荫桓（中坐者）与科士达（船头穿西服者）同船前往戴维斯岛钓鱼，1897年8月14日。©️Mary Parke Manning

与科士达野餐的张荫桓，1897年8月14日。©️Mary Parke Manning

张荫桓等人此次出行足迹涉及英、法、德、俄、美等国，相信随着各国档案的整理和数字化，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的图像资料还原他们的行程。

注释：

[1]“The Morning broke dull and grey.” The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ical Advertiser. 23 June 1897.

[2]The London Gazette. No. 26947. 14 March 1898.

[3]“the sun broke through, and a wave of light spread over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ical Advertiser. 23 June 1897.

[4]“An estimated 3,000,000 visitors came to a city dressed in red cloth, flowers, triumphal arches, flags and illuminiations.” Luke McKernan, Queen Victoria’s Diamond Jubilee, 2012.

[5]同上。

[6]转引自Barclay Price, The Chinese in Britain: A History of Visitors and Settlers. Amberley Publishing. 2019.

[7]《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18册第7页。转引自茅海建“论张荫桓——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席英国女王庆典为中心（上篇）”，《中国文化》第五十五期，2022年01期，第211页。

[8]《军机处档折件》137183，台北故宫藏。转引自茅海建“论张荫桓”，第212页。

[9]《中国海关密档》，第86页。

[10]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中华书局，上册第214页。

[11]茅海建“论张荫桓”，第221页。

[12]《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幹函电汇编》卷九，第121页。

[13]茅海建“论张荫桓”，第223页。

[14]《中国海关密档》卷九，第120页。

[15]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 The Colonial Office List for 1898, Comprising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Harrison and Sons. London. 1898. P303.

[16]美国大都会美术馆，Accession Number: 97.20

[17]论张荫桓——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席英国女王庆典为中心（上篇）”和“张荫桓光绪二十三年出席英女王庆典前后之中外关系”。

[18]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七第二十八叶。

[19]中国史学会编辑，《中日战争》，《科士达回忆录》，第463页。

[2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七第二十二叶。

[21]Timothy W. Lake. Henderson Harbor and Henderson. Arcadia Publishing. NY, 2012. P53.

[22]“至倭相候，酬以两万五千美银”，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三第六叶。

[23]“美员科士达已商由张荫桓与之议定三个月薪酬各费允给美银三万元。”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大学士李鸿章奏奉命赴日议和关系重要酌调得力随员并筹所需经费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四第二十三叶。

[24]“到了上海的时候，张君为我在他的使节内服务应给多少费用。我说出了一个我认为是合理的数目，但是他说他认为那数目是不够的，而大大地增加了款额。当我们考虑到同李鸿章工作的报酬时，我建议刚才他给我的数目，我认为这已是十分优厚了。张回答说：‘不，不成，这绝对不成。总督是地位比我高得多的人，假若你不多向他要些，他将感觉到有伤他的脸面。’”《科士达回忆录》第473-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