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桥的五行八作

天桥自形成以来即是北京平民百姓休闲购物的重要场所，那里几乎集中了当时的所有行业。鞋帽、百货、估衣旧货、京味小吃、旅店客栈、镶牙卖药、蔬菜瓜果以及命馆、卦摊、人市等几十种行业，纷纷挤进市场摆摊设点，使天桥集吃、住、玩、购物于一体，十分繁华热闹。其中少数店铺、摊点，为了赚钱，采取不正当手段，蒙骗顾客，故时当有“老虎摊”、“老虎铺”之说。

这些行业中生意红火的首推卖吃食的，主要原因是价格便宜。有资料说，天桥最高档的食品是炸黄花鱼，卖这道食品的大多是小饭馆，半斤多的黄花鱼，裹上面糊，炸得焦黄，还是刚出锅的。你要买的话，伙计还从锃光瓦亮的大铜锅中擓出一勺卤给你浇在上，发出滋滋的响声，飘散着阵阵香气，价格只要一千元(即现在的一毛钱)，其他的荤腥如爆肚杂碎之类只几百元而已。至于穷人和小孩子爱吃而又易于填饱肚子的炸油箅子(类似油饼，但它是用香油炸的，比油饼大而且厚，卖的时候。用刀切开按分量卖)，一斤两千四百元，一个人绝对吃不了一斤。小孩爱吃的熬糖稀，小贩是—边做，一边唱，一边卖。唱的内容是他的糖在熬制过程中了多少味药，如何能消食化水，止咳平喘等等。可是价格也是一百元一棒（用一节高粱杆从糖锅中一搅，拿出来就是一棒），一锅糖下来也就卖个五六千元。

天桥最多的铺户是卖估衣的。所谓估衣行就是把收购来的旧衣服，整治见新出售。这行生意可大可小，可以背着包袱穿街售卖兼着收货，可以摆地摊，还可以开店铺设内局批发。特别是庙会上或者天桥的估衣摊，连吆喝再唱，最为热闹。有一首竹枝词写道：“庙集逢期百货围，缎布参茶见应稀。遮阳大伞栏长凳，高立同声唱估衣。”大约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官府在天桥东三巷搭建了卖货席棚，把卖估衣的商贩全都迁入，最兴旺的时候有五百多家。西草市和天桥人民市场有十几家专卖布货和粗皮货的，零售兼批发，货真价实，作风规矩，很有信誉。而在天桥东一巷和天桥西沟沿，也有几家卖布货的就不地道，他们把收来的旧衣服拆洗、贴补、上浆，制作棉衣棉被，外观上看结实厚实，可是里面絮的都是弹花（旧棉絮重新弹过）。这样的棉衣棉被，一不保暖，二不结实，用不了一冬，棉花也滚了，衣服就成“片汤”了。有的怕买主要求检验所絮的棉花，特意在衣被四角絮上好棉花，在卖的时候拆开来叫买主检验来蒙人。这和头几年揭发的“黑心棉被”大有师承关系。估衣铺的从业人员，是由东家、铺长（掌柜的）、账房先生和“助笔”四种人组成。东家负责投资、租赁地皮、修建门脸儿以及聘请店铺伙计；掌柜的由东家或东家的至亲好友担任，负责组织货源与确定价钱；账房先生负责写账与出纳；助笔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人物，全凭他的伶牙俐齿兜揽生意，帮助账房先生动笔（行话称卖出货物为“动笔”）写账，故名曰助笔。估衣铺出售衣服，从不明码标价，而是在衣服上做记号，助笔们都知道那件衣服卖多少钱。因为卖出的钱如果高出掌柜的定价，多出的钱也不交柜上而是助笔均分，所以助笔常要“对折加一”的“谎”（要价高出原价两倍或两倍半），所谓“宁可要跑了（客人嫌价格高而不买了），也不要少了”。为了多分红，助笔招揽生意时往往不择手段。个个嘴甜心狠，都善察颜观色。这样的店铺全不讲诚信经营，人们嘲讽它是“老虎摊”，同业称之为“卖老虎”。据说，有一次某估衣行的人到顺义赶集，口渴了向老乡讨水喝。老乡热情地给他舀来新鲜的井水。可是一听他是卖估衣的，立刻把水泼在地上，还啐了口唾沫，把他赶了出来。想来这位老乡肯定被“老虎”咬过。这样的商人不仅坑害百姓，也是全行业的害群之马。

    还有卖布的。东市场有十几家布店，经营成匹的新布，比较守信用，布结实耐用，由于成本低，价格比大栅栏的店铺便宜许多。不太可靠的是摆地摊卖布头的。天桥卖布头的摊贩，人数略少于估衣商，散布在西市场大街、先农市场、西沟沿旁、天农市场及东市场东街等处。

布头摊的货源，主要来自北京各大布店剩下来的零头或剔庄的残品，其次是从打小鼓收破烂的或窃贼手里收购而来，价格当然便宜。相声大师侯宝林有段相声就叫《卖布头》，把这种生意形容得淋漓尽致。他们做买卖的特点首先是声嘶力竭地吆喝，其次是卖布不用尺而用胳膊量。用胳膊丈量的是够材料的大块布头，长的可以有两三丈，短的也有一丈多。小块的布头就论块了，一两毛钱一块。这种布头的价钱，确实比布店的便宜，买主往往因为贪贱而上当。明明丈量的是一丈五，到家一量仅有十三尺，返回去与其计较，卖主断然不会认账。有的买主怕不够尺寸，便自带布尺盯着量，回家后再量，仍然是不够尺寸，其原因是摊贩在掐布手法上也善于捣鬼。因此，凡在天桥布头摊上买布的人，原本为了省钱，结果倒不如在布店购买合算。更缺德的是卖绸缎片的。设于天桥各个市场的绸缎摊儿，终年摆设着五颜六色的绫罗绸缎片，短则一尺，长则二尺有余，形状不一，边缘留有剪刀的痕迹，每片的背面都刮着浆糊，让人一看，便以为是裁剪衣服时剩下的零头碎片。其实这些貌似货真价实的绸缎片，都是用破衣烂衫甚至死尸的装裹拆改的，早已糟朽不堪。奸商们用“刷色回染”及刮浆糊等方法，把这些破烂改造成色彩艳丽的绸缎片，每块售价不过大洋五六角至八九角，比起绸缎店的价格，显然便宜得多。但是你买回去千万别下水，一下水就是一堆破烂。

    拔牙的和卖药摊。天桥也有拔牙的，但是不像相声里说的，用大号老虎钳子生往下拔。他们也有简单的工具，有的还有旧的拔牙专用椅子。用老弦拔牙是有的，那时对于已经活动快要掉下来的牙，一般还是用拔牙的工具。他们中还真有正式的牙科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流落到天桥，这样的人解放后都进了正式医院。卖药的可是五花八门，天桥兜售假药（亦称野药）者，多达四十余家，分散在先农市场、城南商场、西市场、华安市场及公平市场内。这些人分为行商、坐商与练把式兼卖药等三种。所售药物，并非汤剂饮片，而是包装非常简陋的丸散膏丹，或者是各种草药。其中最不可靠的是行商，他们往往是东游西荡，今天在这儿，明天就改地方了，甚至是坑完了人就跑了，再也找不到了。他们卖药，全凭吹嘘，一个个口若悬河，大言不惭地说他所售之成药系按祖传秘方精选地道药材配制而成，功效立竿见影。他们还雇用“肉报子”（北京土话，意思是活人做广告宣传），二三人夹杂在众人中间念秧儿，“现身说法”夸这个人的药地道，并且还带头儿买。一经这些“肉报子”吹嘘，有的人就会上当。坐商和练把式的则要好一些，他们制药的材料，来源于北京各大中药庄（专营批发及加工药材）的次货或者中药铺的药渣子。有些假药，是用糖稀、酸枣面、馒头皮儿三种东西搅拌而成，他们也口口声声说是祖传秘方、精选地道药材，反正信不信由你。这些人有比较固定的摊位，所以卖的药即使不治病，但也不会害人，不然出了事还得打官司。

“过街烂”的鞋。北京有句土话叫：“低头斋的鞋——过街烂。”低头斋的鞋，分新旧两种。新鞋有牛皮底的，牛皮都是价格便宜的薄牛皮，比如牛头皮、小牛头皮。他们还采取“拼底”的方法，就是把小块的牛皮拼接起来，钉上后跟，成为整个的皮底，边沿接口处用鳔胶加彩色香面涂抹，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有时候同样的鞋，钉了掌的反而便宜，多是这种接底的鞋，贪便宜就上当。布鞋的底子都是破铺陈打的袼褙纳的，着了水就变形。鞋面有礼服呢、冲服呢，都是旧衣料洗染后做的。低头斋的新鞋价格，比内联陞等正规鞋店便宜将近三分之二。因此，尽管质量极次，也总有不少人因贪贱而上当。低头斋制做新鞋的作坊，集中在天桥北边的铺陈市，自产自销，亦兼营批发。天桥的另一种低头斋鞋摊，专门出售各种旧鞋，称为“刀尺货”。各式各样早该扔进垃圾堆的皮鞋和便鞋，一经缝补、换底（纸做的假底）、打油、染色，便整旧如新，其手段之恶劣，骗人之狠毒，亦不逊于专售假药的。

    小酒摊。散见于天桥各个角落的小酒摊，为了逃避纳税，便与“背私酒”的走私者建立了合作关系。背私酒在当年是一种犯法行为。从业者，与烧锅（指酿酒的作坊）直接挂钩，将酒装入猪尿脬内，趁夜晚或拂晓前翻跃城墙，潜入市区，卖予酒店或酒摊老板。这种私酒未经政府专卖部门收税，价钱比较便宜。酒摊老板收购私酒后，一般要掺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甜井水。为弥补降低度数所露出的破绽，往往又在酒中掺杂鸽粪甚至砒霜。砒霜酒与鸽粪酒，比其他一切烈性酒更害人。

鸡毛小店。天桥客店时称“花子店”、“鸡毛小店”，客房低矮、破旧、狭小，冬季如冰窖，夏日似蒸笼，蚊蝇成团，臭气难闻。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26年来京，住前门外一家小客店内，曾几次到天桥观光游览。目睹地痞流氓横行无忌，无辜百姓流血流泪的悲凄境遇，冼星海无比愤慨。聂耳1932年8月来京，居于宣武门外校场口云南会馆期间，曾数次到天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儿是一个低级社会的缩影，什么卖艺的，唱戏的，变把式的，无奇不有。……在这儿，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他们在狂吼、乱叫，好像些疯人样地做出千奇百怪的玩艺儿，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真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