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门内的“加利福尼亚：1925华文学校旧影一观

“华文学校的棕色楼群，就好像是用直升机突然从加利福尼亚运到北京似的。像其他座落在这古老的京都散发着现代气息的学校、旅馆和医院一样，这座三层大楼，高高地屹立在一群灰色的平房之中。”

这段文字，来自费正清晚年的回忆。文中提及的“华文学校”，坐落于朝阳门内，是他在来到北京的最初几年中，修读汉语、生活交游的所在。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华文学校发挥着一个中西文化交流枢纽的作用。

“出色的中文教育，吸引了大量来华的外交官、传教士、军人、学者来此学习，这样的作用在美国汉学界尤为凸显。美国第一代学院中国问题研究者但凡来过中国的，大多在此接受中文培训或从事研究工作”，除却费正清夫妇外，亦不乏史迪威、包瑞德、韦慕庭、拉铁摩尔、恒安石这般声名显赫的人物。

如今，这座建造于一片灰瓦之上、风格迥异的美式校园，已然遮蔽在朝内203号院的重重楼宇之中，作为原文化部老年大学和宿舍所用。而这里的故事，则要从1910年说起。

华文学校主楼今貌（2019年拍摄，2020年建筑外立面进行了整修）

1910年，英国伦敦会倡议，在北京开办一所供来华传教士进行汉语培训的专门学校。筹办之初，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瑞思义(W·Hopkyn Rees)负责具体事务，但不久瑞思义归国，筹办任务转交给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

1913年，该校正式成立，是为“华北协和语言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彼时的校址并不在朝阳门内，而是灯市口大街路南85号。草创之初，学校由在京的美国公理会、长老会、青年会等12个基督教组织共同管理，运转经费多来自学生的学费、差会及合作组织的捐赠，以及各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资助。

1916年夏，受学校董事会的邀请，北京青年会干事裴德士(William·B·Pettus)执掌校务，专职负责该校的教务工作。费正清回忆说，这位老校长“那光溜溜的秃顶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极富才智的人。他执掌着学校大权，努力使学校适应新的时代”。在进入汇文中学执教之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孙敬修曾经在华文学校有过短暂的教学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灯市口时期的小院及课堂情境有过生动的记录。

裴德士（1880~1959）

在裴德士的经营下，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师资力量与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原先租用的院舍已经无法支撑学校的正常运转。裴德士等人多方筹措，由洛克菲勒中心基金会等组织出资30万美元，在朝阳门内九爷府以西选定地址，于1925年兴建起这座美式校园。

新校址的门牌是东四头条五号，面积有26亩，包括校舍、教员别墅在内的15幢钢筋水泥建筑，硬件设施在当时堪称一流。费正清言：“我们可以睡弹簧床、宿舍里有淋浴，桌上有中、西餐，这大大减少了我们可能遇到的东方文化的冲击。”

华文学校新校址的早期规划图，和后来建成的校园相比，规模更大，建筑布局也发生了变化

新校址建成，学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同年夏天，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与燕京大学达成合作，更名为“燕京华文学校”(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作为燕大下属的独立学院而存在，办学重心也从单纯面向传教士汉语教育，向中国学研究中心转变。课程中除汉语教学外，增添了所谓“高级课程”，讲授中国哲学、文学、历史、美术、宗教等科目。裴德士与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关系匪浅，两校的合并，也为燕京大学获得霍尔遗产中的海外教育资金提供了基础，在维持并壮大燕京大学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诞生。

然而，受北伐战争和资金管理方面争议的影响，华文学校与燕京大学的合作办学在1928年即宣告结束。经过裴德士的多方游走，在美国成立了“华文学校北美协会”与“加州华文学校基金会”，对办学提供资金支持。这一阶段中，华文学校与加州各大学的合作，使其成为加州各大学派遣师生来华考察、学习、了解、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基地。数年间，学校的英文名称多有变动，但中文校名基本沿用“华文学校”的名称。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接管学校，校园内的主楼为日本文教省主办、由日本驻华大使馆领导的“中央日本语学院”使用，宿舍及别墅则被冈村宁次司令部军官占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因战争对校园环境及藏书的影响不大，学校得以继续办学，直至1948年内战爆发，大部分师生离京返美。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原文化部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与当时实际管理校园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签订租约，租用校舍办公，这座校园里的故事，开启了又一篇章。

关于华文学校，更为详尽的研究来自徐书墨的《华文学校研究》以及李孝迁的《北京华文学校述论》，本文中的时间脉络梳理以及学校概况，亦多来自于这两份材料。而从历史影像的角度出发，我们也确实有机会，透过老照片的视角，去回望华文学校校园曾经的面貌。

在1926年出版的华文学校校刊《The New Mandarin》中曾写道：“校园建在清代怡公主的前花园遗址上，但是，现代化的学院展现了一派新的气息。校舍是砖瓦结构的现代建筑，具有先进的防火设施，中央供暖······三层高的教学主楼，两翼是与厨房相连的宿舍，三栋别墅是该校外籍教师的住所。主楼里有演讲报告厅、自习室、教室、图书馆和办公室。”

华文学校校刊《The New Mandarin》

所谓“怡公主”的说法，或是翻译不准确所致。这一块区域确实属于怡亲王府西侧的小府，出售予华文学校时，这一区域应已成为空地，至于是否是花园部分，暂不可知。

目前所见关于华文学校的照片并不算丰富，除却一组推测拍摄于1925年的系列照片外，仅在不同的相册中有零星发现。很难想象这样一座曾经住满外国人的校园里，只留下了如此少量的照片记录，想必仍有不少影像散落在大洋彼岸的角落，等待发掘（收藏有华文学校大量档案的克莱蒙大学研究院应有比较系统的图像资料，遗憾的是目前未见到电子化的资源，仅在徐书墨的著作中有极少引用）。

新见到的这组照片来自耶鲁大学的收藏，尽管标注为1929年1月，但根据《The New Mandarin》中的引用，推测其中大部分应拍摄于1926年3月之前。这组照片所涵盖的范围极其丰富，许多角度前所未见，基本可以让我们领略华文学校校园初创时的状态。

· 大门 ·

大门门楣（滑动可看今昔对比）

大门背面（滑动可看今昔对比）

学校的大门开在东四头条上，在这张照片之前，从未见过大门正反两面的样式。门上已经悬挂了新的校名，“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显示着这里全新的身份。大门连同两侧的门房一直保存到文革后，根据卫星图推测，或拆除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原址修建起文化部宿舍楼。

· 主楼 ·

西南向东北拍摄主楼，校园内已经装设有完备的电灯以供照明（滑动可看今昔对比）

华文学校的主楼是整个校园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八根爱奥尼式的立柱支撑起建筑的主立面，两侧的墙面上则是宽阔的窗户。平面上，建筑呈“⊥”形，中间向北凸出的部分为礼堂，两侧设有图书馆和诸多教室，整座学校最主要的教学活动，即在此处开展。

· 礼堂&演讲室 ·

礼堂的空间其实并不大，类似于一处小礼拜堂的风格，占据了主楼北部凸出部分的上下两层（三层位置为露台）。在华文学校时期，除举办典礼等活动外，学校经常开设的讲座活动也应在此进行。延请中外各界名士进行演讲，是华文学校办学的特色。

礼堂（二楼视角），两侧的的房间内可作为办公室和包厢使用（滑动可看今昔对比）

礼堂（一楼视角）

教室之一

这讲者的身份多元，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人、学者、传教士、佛教徒、穆斯林、作家、新闻记者等。政界人士中，有冯玉祥、王正廷等，而自1926年起由中国学者在此进行的中国文化系列演讲，其讲者堪称一时之选。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赵元任、周作人、吴稚晖、李济、张君劢、吴宓、黄侃、林语堂、徐志摩、余绍宋、刘廷芳、洪业、梁实秋等，都曾在此登坛。

学界之外，华文学校的演讲活动还涉及到宗教领域。作为一所有着深厚基督教背景的学校，其对于其他宗教的接触也十分积极。如花市清真寺的阿訇马善亭和佛教界领袖太虚法师。外国演讲者中，著名记者斯诺的出现值得注意。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向国外学生描述了在陕北苏区的见闻，打破了官方的新闻封锁，国外学生对此兴趣尤浓。而赛珍珠、翟孟生、老舍三位在学校所做的系列演讲，在李孝迁看来，堪称1930年代，华文学校最有学术价值的讲座。

时至今日，这处礼堂的内部空间格局依旧保存完好，除部分装潢外，基本保持着近百年前的样貌。

· 图书馆 ·

在新校址落成使用之前，华文学校的图书收藏就已经十分丰富。东四头条校区建成后，图书馆应该设在了主楼东翼，只可惜具体的位置尚未对比出来，或许室内空间已经发生了变化。

根据1940年出版的《图书学大辞典》中的记录，截至1933年5月，图书馆内藏书数量已达24933册，其内容横跨中西，堪称当时涉及中国研究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门类涵盖史地、政治、文学、风俗、美术考古等多方面，形式除中西书籍、期刊杂志外，更有经卷书画、照片影像等。同时，该图书馆还向校外人士开放，根据借阅记录，校外学者所占比例可达十分之三。

1926年草创之初，执掌图书馆的正副馆长是美国艺术史学者马尔智（Benjamin·March）和中国学者傅芸子。马尔智在华的经历值得一书，而其留下的十余册照片则更具价值，不仅可视作彼时在京外国学者活动的一个缩影，更为我们了解当时如北京、保定、杭州等城市的面貌提供了精准且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二十年代中国影像记录中一份颇为独特的存在，在此不赘。而傅芸子作为马尔智的挚友，为其在北京的交游也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两位在艺术史方面有着丰富学养的学者，为华文学校图书馆的经营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

1931年8月，拍摄于无量大人胡同梅宅的合影，左起梅兰芳、马尔智、齐如山、傅芸子、傅惜华

在马尔智的影集中，有一张拍摄于1926年春的大合影，很长时间内只知道这张照片是拍摄于主楼门前。近日重检才发现，其中的人物，竟是华文学校在搬迁至新址后的一部分核心成员。除裴德士和马尔智外，目前仅辨识出了其中几位，简述如下。

后排左二恒慕义，左四裴德士，右四马尔智，右三盈亨利，右二冯友兰，右一博晨光

恒慕义（Hummel·Arthur·William），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汉学家，1914年偕妻来华，初在北京学习汉语文，隔年奉派至山西汾阳布道兴学，时公会所办铭义小学初中部单立，更名为铭义中学校，以恒氏出任校长，兼授英文。

1924年，恒氏由山西调北京，受裴德士之邀，在华文学校担任中国史讲师3年，教授“中国文化史纲”“中国社会习俗”等课程。恒氏与中国学界有密切接触，1924年在北京结识胡适、冯友兰、顾颉刚、蒋梦麟、郭秉文、袁同礼等人。1927年因北伐战争，时局不稳，遂辞去教职携眷离华返美，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并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兼职，积极推进远东史研究。其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 1644—1912）一书，在学界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1981~1985年的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 Hummel Jr）即恒慕义之子，出生于山西汾阳，四十年代回到北京，曾在辅仁大学男子附中教授英文。珍珠港事变后被日军官窑在潍坊集中营，后成功越狱。二战结束以后，恒安石回到北平，参加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1949年回到美国。1950年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走上了职业外交官的道路。

盈亨利（James·Henry·Ingram），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盈亨利就来到中国，1887年开始在华北地区传教，之后一直活动于北京及周边各地。除宗教活动外，盈教士还投身医学和教育事业，翻译有不少西方医学著作，是北京通州潞河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并于1882~1900年任院长，同时还参与了协和医学院的创立，被聘为教习。1918年，盈亨利还曾协助北洋政府在河北保定等地的开展赈灾和防疫工作。

盈氏的记忆力极好，脑力超群，因此他曾希望在自己过世后，将大脑捐赠给协和医院进行解剖研究，后因为女儿们的劝阻而作罢。盈亨利有四位女儿，其中一位任萨姆（Isabel·Ingram），曾任婉容的英文教师，在庄士敦的相册中，有数张其身穿旗装和婉容的合影。任萨姆返美后投身艺术史研究，其与丈夫威廉麦尔（William·Mayer）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收藏了一系列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地域包括山西、陕西、内蒙古、北京与河北，共四百余件，几乎囊括了今日所了解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所有类型，其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极为丰富。

庄士敦、婉容、任萨姆

盈亨利平时居住在华文学校中，而和当时在京的外侨名流一样，其在西郊石景山附近还购有一座别墅，为避暑所住。居住期间，盈亨利还会为附近贫民提供诊疗救济，被成为“活菩萨”。遗憾的是，盈亨利晚年未得善终。1934年6月15日凌晨，盈亨利在这座别墅被劫匪枪杀，时年75岁。盈夫人因在内室，逃过一劫。

此案在当时十分轰动，外侨遇害极易引发复杂的外交事件，况且盈亨利在北京外侨中的知名人士。在多方压力下，一个月后，凶案基本告破，凶手为一伙惯匪，背景复杂，当日是听闻有外国人上山，意欲图财未成，并与盈亨利发生打斗，最终举枪行凶。

于此案的来龙去脉及侦缉过程，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王煦有《1934年北平美国传教士被杀案始末》一文，记叙较为详备。盈氏遇难后，于6月18日在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追悼仪式，遗体安葬于通州潞河中学以南二里余的庚子遇难传教士公墓。

盈亨利夫妇之墓

习惯了冯友兰先生的长髯，很长时间没能反应过来，这张合影中是他年轻时的样貌。冯友兰和华文学校产生联系，是因为燕京大学的缘故。在拍摄这张合影的前一个月（1926年2月），冯友兰应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美国学者博晨光（L·C·Porter）邀请，任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讲授中国哲学史。博晨光与冯友兰的相识，源于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文的经历，彼时冯友兰正求学于哥大。

冯友兰在燕大任此职有两年半的时间（1926年2月~1928年8月），期间也是由博晨光介绍，来到已经与燕京大学合并的华文学院，开设每星期一次的中国文化课程，讲授《庄子》。前文提及的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其早期的组织者即是冯友兰。不过在燕京大学完全迁移至西郊燕园新址后，冯友兰在华文学校的兼任生涯也宣告结束。

博晨光出生于天津，父母为在华的公理会传教士，在美国伯洛伊特学院、耶鲁大学神学院等高校接受教育后即返回中国，从事中国基督教教育。燕大期间，曾任校务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和古物展览委员会委员，男生部体育促进委员会的主席，并任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干事等。由其叔父James·Porter捐资修建的博雅塔，至今仍是燕园内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在华文学校中，博晨光任教务长，并开设有“中国思想概览”和“墨子宗教和哲学思想”两门课程。

· 西楼 ·

1925年的系列影像中，还有几张拍摄了主楼之外的建筑。主楼北侧的西楼和东楼具体功用暂不确定，应是普通学生的宿舍。系列中也有一张照片展现了当时学生住所内部的情形。其中自主楼西侧像西北方向拍摄的照片中还可看到，有工人正在铺设路面，可见照片拍摄时，整个校园的建设还未完全完成。东西楼之间的空地在当时被开辟成一座网球场，而费正清与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友谊，就开始于这片场地上。

韦慕庭，1931年奥柏林学院毕业，1933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此期间他来到了北平，在华文学校学习。1941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47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曾担任东亚研究室主任。在韦慕庭的统筹及亲自参与下，哥伦毕业大学开展了中国口述史项目，在将近18年的时间中，夏连荫、唐德刚、周明德等学者先后为寓居美国的16位民国人物如胡适、顾维钧、李宗仁、孔祥熙等录制了生平口述记录，为中华民国历史保存了一段鲜活记忆。

西楼主立面，自东向西拍摄，中间的空地，即是华文学校的网球场（滑动可看今昔对比）

· 东楼会客室 ·

在东楼一层，是这些布陈雅致的会客室，楼内的师生们可以在此会客读书。如今这里已经打上了隔断，分割成独立的居室，不复当年情景了。（滑动可看今昔对比）

· 别墅 ·

西侧三栋美式别墅（滑动可看今昔对比）

较为珍贵的，还有校园西部别墅的影像。这三座别墅为经典的美式乡村别墅风格，与简洁平正的教学区域形成鲜明对比。别墅的住户，主要是外籍教师，如上文提及的盈亨利。而在文化部时期，这三座别墅分属于茅盾、周扬与阳翰笙。

除却裴德士和盈亨利，还有一位更年长的老者值得一谈，这位就是著有《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别墅书房内

明恩溥在别墅的走廊内

盈亨利、明恩溥、裴德士

明氏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去宣教之职，隐居在通州，潜心写作。在华生活54年的经历，让他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底层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而正是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1908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宣布退还半数庚子赔款，进而促成了清华大学的设立。

合影中的明恩溥，已然走到了人生的暮年，其为何会出现在华文学校暂不可知，但可以想见，依照他的人生履历，他与这样一所学校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他的年龄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再为华文学校付出太多精力了。1926年，明恩溥启程返回美国，6年后逝于美国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