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的文化长廊琉璃厂

为买书近期连着去了几趟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琉璃厂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女儿在师大附中读中学那几年，这里可是没少来。但这些年来的少了。

既然来了，逛逛老店铺，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氛围，顺带回味一下儿时来这儿逛厂甸儿庙会的情景，也是惬意的事情。

琉璃厂位于和平门以南，是一条跨南新华街的东西向街道。东起延寿街，西至南北柳巷，长不足千米，宽不过十多米，但就是这样一条小街，却蜚声海内外。这是因为，琉璃厂聚集着众多经营古旧书刊、文献典籍、传统字画、金石篆刻、文房四宝、古董珍玩等中国传统文化用品的店铺。数百年来，这里曾经集散、流通、保护了难以计数的文化财富，被称为“开架的图书馆”、“免费的博物馆”。对北京乃至全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都起过至关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这条街以南新华街为界，以东为琉璃厂东街，以西为琉璃厂西街。

琉璃厂地区的历史沿革

辽金时代，琉璃厂在辽南京城东城墙外，属燕下乡海王村。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春，琉璃厂的工匠在挖土时发现了一座古墓，从墓碑得知是辽国御史李内贞的坟墓。墓志上记载：“陇西李公，讳内贞，保宁十年（978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屯。”李内贞的墓志使后人得知琉璃厂在辽时属京东燕下乡海王村。海王村虽属京郊，但当时并不荒凉，附近有延寿寺、玉虚观、竹林寺、报国寺、紫金寺等众多寺院，朝香礼拜者络绎不绝，其中最著名的对琉璃厂影响最大的是延寿寺。

延寿寺的始建时间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日下旧闻考》将其始建时间追溯到隋、唐。但据《辽史》记载应在辽代，是辽金时代的重要庙宇。延寿寺占地广阔，几乎包括后来琉璃厂的整个地域范围。皇家在此举办宗教活动，辽圣宗、兴宗多次到此巡幸。

金代天会五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城，俘获宋徽宗、钦宗父子，将他们押解北上途中，宋徽宗赵佶与郑后曾囚禁在延寿寺内；从汴京掠获的大量金银财宝、密阁图书等也曾藏于延寿寺中。

宋徽宗政治上昏庸，但却有着很高的禀赋，在书法绘画领域的艺术造诣极高，他创立的“瘦金体”在书法史上至今独树一帜。

宋徽宗被囚于延寿寺时，所受待遇还不错，他可以在寺内自由行动，还应邀参加一些娱乐活动。但亡国的徽宗心情郁闷，常坐在一口井旁“坐井观天”，悲叹宋王朝的命运。宋徽宗的艺术成就使后来琉璃厂的文化商人对其格外关注，徽宗的书画作品在琉璃厂的反复出现和流通，更使这个极具艺术才华的皇帝与琉璃厂仿佛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

元代时，延寿寺逐渐衰败，明正统年间虽重新整修，但未恢复昔日的兴旺。1900年，延寿寺被八国联军毁掉，现仅存延寿寺街地名。

元代在金中都的东北另建元大都。元大都的南城墙在今长安街一线，海王村是顺承门与丽正门之间的一个村落，在大都与旧金中都之间。元朝在修建元大都与皇宫时需要大量的琉璃构件，琉璃窑就设在今琉璃厂一带。张涵锐著《琉璃厂沿革记》载：“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士到西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这个分厂就是今门头沟三家店附近的琉璃渠，现尚存遗址。

明永乐年间再一次营建北京城，工程更为浩大，所需建筑材料也更多。官府在北京建立了供应建筑材料的五大厂，即：神木厂、大木厂、黑窑厂、琉璃厂和台基厂。琉璃厂在元代海王村琉璃窑的基础上扩建，并设立专门的窑厂衙署管理。在琉璃厂东西两侧设有厂门，东厂门大约在今琉璃厂东街邮局的位置，西厂门在今椿树医院西侧。今南新华街为护城河的引水渠，将琉璃厂分为东西两部分，渠上建有琉璃厂桥。明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墙后，将琉璃厂圈到了城内，琉璃厂附近逐渐开始出现街巷、民居和商铺。

清代仍沿袭明制，在琉璃厂烧制琉璃制品，但数量和规模逐渐减少，至乾隆年间停烧。窑厂迁至门头沟三家店附近的琉璃渠，但琉璃厂的街名保留了下来，沿用至今。

琉璃厂书肆的兴衰

琉璃厂书肆丰富，许多人逛琉璃厂，是为淘换书而来的。清初，北京的书肆集中于广安门内慈仁寺（报国寺）一带。但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大地震后，寺院遭到巨大破坏，书肆日渐萧条。与此前后，前门外大栅栏地区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商业区，也带动了琉璃厂集市的发展，并开始出现书肆。

清初实行满汉分城而居后，宣南一带特别是琉璃厂附近集中居住了许多汉族官员和文化士人，不少著名的学者如龚鼎孽（文学家、诗人，1616-1673）、孙承泽（政治家、收藏家，1593-1676）、朱彝尊（词人、学者、藏书家，1629-1709）、吴伟业（江左三大家之一、娄东诗派创始人，1609-1672）、纪晓岚（著名文学家、乾隆时重要官员，1724-1805）等都在琉璃厂附近居住或活动。他们结社、吟诗酬唱，使这一地区的文化氛围极为浓厚，并逐渐形成了士人文化和市井文化相结合的、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宣南文化。宣南文化圈的形成，为琉璃厂书肆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成长环境。

康熙后期，琉璃厂书肆已有相当规模，文人学士，应试举子，进京述职、后补的官员，成为琉璃厂书肆的忠实顾客。书肆也尽可能投其所好，广罗真善之本，供文人学者选购，琉璃厂成为了“京都雅游之所”。

乾隆年间琉璃厂进一步繁荣。大藏书家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京候补时，终日流连于琉璃厂书肆。后来他写出了《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书肆的繁荣，为后人研究琉璃厂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朝廷下令调集各地文人学士2000余名到京开“四库馆”，广征天下藏书，编修《四库全书》。各地书商涌入京城，设店开肆，琉璃厂书肆得到极大发展。

参加编篡《四库全书》的学者们上朝时在四库馆里编写抄录，下朝后来到琉璃厂继续切磋商讨。这里图书充栋，更便于考证不同的版本，琉璃厂实际成了《四库全书》的另一个编篡处。

书肆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为文化士人服务的其他经营类别的发展，如书画碑帖、文房四宝、古玩珠宝等行业纷纷集中到琉璃厂。乾隆中后期，琉璃厂书肆达到鼎盛，成为京城重要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消费区域。

此后的两百多年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琉璃厂各行各业自身的演化规律，琉璃厂几度兴衰，但始终是北京最重要的文化街区，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对琉璃厂进行了集中改建，拆建、修复历史上较有影响的50多家老店铺，街道保持了原有的弧形走势，沿街店铺错落有致，体现了晚清京华地区店堂的风格，店铺大多由平房改为二层楼房，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对琉璃厂的改造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拆掉了真古迹，仿造了假古董。另一些人认为毕竟是改变了原来陈旧的面貌，对文化街在新时期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书画之家的荣宝斋

琉璃厂西街路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楼房，占据了西街很大一块地方，十分醒目，这就是琉璃厂最古老的店铺之一“荣宝斋”。

荣宝斋的前身名松竹斋，始建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始主要经营书画用纸、信笺、扇面及文房四宝等，由于服务周到热情，深得坊间好评。当时的许多文人学者都与松竹斋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如顾炎武（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1613-1682）、王士祯（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1634-1711）、孙承泽、吴伟业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松竹斋更名荣宝斋，由同治年间状元陆润痒题写了匾额。经营商品除原有项目外，加添了历代名人字画的收售，近代许多书画名家的作品都曾在荣宝斋销售，近代的著名书画家于右任、陈师曾、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都是荣宝斋的常客。郭沫若、徐悲鸿、何香凝、沈钧儒等都为荣宝斋题写过匾额。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回忆说：“荣宝斋一向享有盛名，我在读书的时候，使用的镇尺就是荣宝斋的，至今还保留着……”国学大师启功说：“约在14岁时，自己第一次到琉璃厂买纸笔，看到荣宝斋的墙上以及过道的高处都挂满名人字画，我从荣宝斋的墙上学到多少有关书画方面的技能，又在它的坐席间见到多少前辈名家，受到他们多少教导和鼓励！”

         鲁迅也与荣宝斋有一段渊源。《鲁迅日记》中记载，他居住在北京的15年期间，曾去琉璃厂480多次，采买图书、碑帖3800多册。鲁迅常去荣宝斋、清秘阁购买纸和笔，特别喜欢琉璃厂彩色套印的信笺，热衷于研究笺谱。1933年，他提出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两人在500多种信笺中选定330幅，鲁迅亲自作序，由荣宝斋于1933年9月印行了100部。后来，鲁迅与郑振铎又委托荣宝斋刻印了《十竹斋笺谱》，鲁迅对其极为满意，夸赞荣宝斋的刻印质量是最好的。

荣宝斋的木刻水印技术和字画装裱技术都是全国一流的，堪称绝技。木刻水印成的画酷似原作，几可乱真。齐白石面对自己的原作与木刻水印复制品，都很难分辨。

新中国成立后，荣宝斋的木刻水印技术得到国家重视，发展很快，由小幅到巨幅，由淡彩到重彩，由纸本到绢本，由复制一般现代画作到复制古代名画，木刻水印技术大放异彩。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名画都复制成功，相当于增加了古画的副本，延长了古画的寿命。

北京照相第一家“丰泰照相馆”

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琉璃厂原土地祠内开设了北京第一家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沈阳人。他年轻时曾在沈阳一家照相馆学徒，后曾去日本深造，回国后在琉璃厂开了这家照相馆。照相馆的名字“丰泰”是从他的字与名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

“丰泰”除一般的人像摄影外，还兼营新闻摄影，提供给报馆在报纸上刊登。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丰泰”不仅是北京最早的照相馆，还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1905年，丰泰从德国商行购进了摄影机和胶片。当年正值谭鑫培60大寿，任庆泰与他联系，拍摄了他的经典之作《定军山》的若干精彩片段，我国的第一部电影从此诞生。

任庆泰还在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院，《定军山》即在大观楼首映，大获成功。1909年，丰泰照相馆因遭受火灾而停业。土地祠旧址现在是宣武实验幼儿园。

从海王村公园到中国书店。

东琉璃厂西口路北是原琉璃窑厂前的一块空地。1917年，市政府在此建了一个公园，以这里辽金时的地名命名为“海王村公园”。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园，虽然园中央叠石为山，遍植杨柳、松柏，但四周建有屋宇，出租给各行业开设店铺，很多书商、古玩商在此开设店铺，康有为出资的长兴书局即建于此。公园北侧有一两层小楼，为工商业改进会陈列所。海王村公园成为一个行业齐全、门类众多的文化集市，延续了几十年。

1952年，在郑振铎、张友渔、吴晗等知名人士倡议下，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国有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1956年中国书店兼并了百余家私营古旧书店，成为北京古旧书业的继承者和主体代表。1960年，中国书店总店由孔庙迁往海王村公园，成为琉璃厂最主要的古旧书籍经营单位。琉璃厂的邃雅斋、松筠阁、来熏阁等都是它的门市部。

中国书店以发掘、抢救、保护中华文化遗产为宗旨，以为社会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事业提供优质服务为己任，坚持向社会提供健康有益的文史书刊资料。几十年来，书店员工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居民手中、废品收购站、甚至从造纸厂的化浆池边，抢救下无数古旧书刊，其中仅珍稀善本即达四千余部册，列为国家级珍贵馆藏级的古籍两千余部册，被人们誉为传统文化的“保护神。”

戴月轩制笔有“四德”

琉璃厂东街路北73号，是制笔老店“戴月轩”，店铺的创始人是

浙江湖州人戴斌。

   戴斌幼年来到北京，在贺琏湖笔店学徒，他学艺刻苦，很快掌握了一套精湛的制笔技术，尚未出师即小有名气。出师后，戴斌于民国五年（1916年）在琉璃厂盘了一家店铺，以自己的号“月轩”命名为戴月轩湖笔店，匾额特意求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题写。

戴月轩所须原料均自浙江湖州进货，选料上乘，制作工艺严格，每支笔都要达到“尖、齐、圆、健”的“四德”要求，达到“提而不散，铺下不软，笔锋尖锐，刚柔兼备”的制作标准。他还在笔杆上下功夫，镶上象牙、牛角等材料，镌刻上上优雅的字体，使每只笔都如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受到书画家和文人雅士的喜爱。

百年墨汁老店“一得阁”

在琉璃厂东街路北67号有一座小楼，专门经营一种产品，却在琉璃厂坚守了近160年，它就是一得阁墨汁店。

相传安徽书生谢松岱进京赶考，屡试不中。他想，在考场上研磨浪费了不少时间，如能制成一种现成的墨汁，省去研墨之苦，将给学子们带来很多方便。于是他放弃了科考，专心研制墨汁，取得了初步成功。他带着自己研制的墨汁到贡院门口销售，果然大受欢迎。

同治四年（1865年），谢松岱在琉璃厂置办了一座二层小楼，开设了一家前店后厂的店铺，自产自销墨汁。他自题店名“一得阁”，并书写了一副藏头联“一艺足共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心”。由店主自题匾额，一得阁是琉璃厂第一家。这块百年老匾现仍挂在一得阁门上。

一得阁墨汁最初只用墨块浸水调制而得，百多年来不断改进。现在，一得阁采用四川自贡的高色素天然碳素再加麝香、冰片、碳酸等制成墨汁，不仅乌黑不洇纸，而且耐水、耐晒、不褪色，受到许多书画家和书法爱好者的喜爱。一得阁后又研制出“中华墨汁”等名牌产品，一直与时俱进。

火神庙与水会

古人敬畏火神，因而大城小镇都建有火神庙。旧时北京大大小小的火神庙不下百座，最大的属地安门外万宁桥畔的火神庙，而琉璃厂的火神庙则以庙会著称。

琉璃厂曾有两座火神庙，一东一西，各管一段。

西边的早已不存，现存的东火神庙在琉璃厂东街东段路北29号。此庙建于明代，当时是为琉璃厂烧制琉璃瓦件而祭祀火神的。清初之后，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书市，书籍最怕火灾，因而对火神更为敬畏。清康熙、乾隆年间都曾重修过火神庙，民国十二年又重修一次。

有资料称，厂甸庙会是从火神庙兴起的，逐步发展到整个琉璃厂地区。当时，离琉璃厂不远的廊坊头条、二条及珠宝市一带集中了许多金店、首饰和玉器铺，庙会期间他们都争相来火神庙摆摊，火神庙俨然成了厂甸庙会中的珍宝馆。

清末至民初期间，火神庙还是民间救火组织的常设机构驻地，各种消防设施也多存放于此。旧时称起火为走水，救火会又称水会。火神庙的水会在琉璃厂的历史上，对于预防火灾起过积极作用。

京城民俗文化盛会—春节厂甸儿庙会

厂甸儿庙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北京春节最热闹的民俗活动，如今六七十岁的人很多都对厂甸儿庙会留有深刻的记忆。

厂甸儿是琉璃厂东街西口路北一条南北向小胡同，向北约百余米，拐向西，与南新华街相交。但北京人所说的春节逛厂甸儿，却远不止这一条小胡同。

厂甸儿新春庙会明末清初即已出现，清中后期逐渐成为老北京最大大也最负盛名的庙会。《东华镇录》载：“琉璃厂厂甸儿，每岁正月至元宵，例有会市。一岁之中仅此数日，故游人之繁，远胜各处庙会。”

厂甸儿庙会以海王村公园为中心，北至西河沿，南至虎坊桥，包括整个东西琉璃厂和南新华街。新春时，京城各处甚至河北各地商贩均云集于此，搭棚设摊，除琉璃厂平时的书摊、古玩外，其他如日用百货、儿童玩具、干鲜果品、风味小吃无所不包。各项民俗游乐活动如变戏法、拉洋片、练武术、踩高跷等更给庙会增添了喜庆与热闹。

庙会上，文人学士有书画可看，富贵人家有古玩可鉴，珠宝首饰吸引着少妇少女，日用杂品引得主妇驻足观看，各式玩具更让孩子们欣喜无比，庙会几乎满足着所有人的愿望。

五彩斑斓的、呼啦啦作响的风车和几尺长的大糖葫芦是厂甸儿庙会的标志性物品。街上喜笑颜开的孩子一手举着风车，一手举着大糖葫芦，不用说，这准是刚逛完厂甸儿，满载而归。竹枝词咏道：“三尺动摇风欲折，葫芦一串蘸冰糖。”这不仅是逛厂甸儿的真实写照，也是京城春节民俗文化的一个象征。

1964年，是20世纪最后一次厂甸儿盛会。据报道，逛厂甸儿的北京市民达400万人次。此后厂甸儿庙会停止了37年。

2001年春节，厂甸儿庙会重新恢复，但味道已然回不到从前了。金石  2021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