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曾国藩坐拥12万大军，为何见死不救？

1860年，英国、法国纠集2万大军，从大沽口登陆，然后直取北京。为了抵挡英法联军，咸丰皇帝同样集结了包括蒙古精锐马队在内的3.4万军队，在八里桥布下防线。这是一支极其强大的军团，在清朝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而统帅则是能征惯战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几年前，僧格林沁带领蒙古马队，在天津附近击溃了太平天国精锐的北伐军。可以说，僧格林沁的马队是早已腐朽的满蒙八旗最后的精锐。

从人数上来说，清军对英法联军占有绝对优势。英法联军虽然总兵力有2万人，但大多是海军以及后勤人员。能够直接投送到八里桥的，不过6千余人。其中英军3200人，法军则有2800人。

3.4万对6千，接近6:1的兵力优势，然而清军却输得相当难看。作为满蒙八旗最后的中流砥柱，僧格林沁并不愚蠢。他非常清楚英法联军的优势。而这一点，甚至连咸丰都十分了解。在战前，咸丰曾对僧格林沁面授机宜：

“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 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迎头轰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轰毙必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英法联军临阵作战，都是将骑兵放置在两翼，步兵则以从低到高三种站姿排成三列纵队，以步枪瞄准。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排队枪毙”战。

咸丰认为，清军骑兵众多，如果贸然从正面进行攻击，恐怕会撞上敌军密集的火力。马匹一旦受惊，必然崩溃。因此咸丰跟僧格林沁进行“科普”，应该以骑兵向敌军薄弱的两翼进行冲击，就能“轰毙必多”。

应当承认，清廷的情报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无能，战术预案也说得过去。然而理想是性感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在八里桥，清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

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从张家湾出发，兵分三路攻向运河方向。而此时，僧格林沁在黄瓜园附近排出了半径5千米的庞大队形，在平原上严阵以待。

英法联军到达战场后，僧格林沁立即派出装备有火绳枪的火枪手，一边十分自信地开火，一边向前推进，意图在正面吸引住敌军的火力。与此同时，僧格林沁挥动指挥旗，命令自己的蒙古骑兵按照原定计划，向英法联军两翼进行抄击。

在冲锋中，数千蒙古骑兵们手持弯刀和弓箭，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而英法联军却不慌不忙，排成了专门用来对付骑兵的“空心阵”。这种阵型没有任何死角，敌军骑兵没有任何可趁之机。因此，清军所谓“斜抄横击”的战术实际已经失效了。

英法两军将骑兵放到约200米的距离，然后突然发出天崩地裂一般的齐射。准确而密集的子弹瞬间将蒙古骑兵打倒了一片，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骑兵存活了下来。然而当他们冲到相距仅有20米的范围时，两门刚刚完成放列的4磅炮立即发射霰弹，宁静的战场立刻变成一座火山。在密集的散弹下，剩余的蒙古骑兵立刻化为齑粉。

僧格林沁还不死心，他派出骑兵预备队，在英法联军的空心阵中转移腾挪，向敌军射出如同飞蝗一般的箭矢，试图打乱敌军阵型，钻一些空子。但英法联军丝毫不给机会，不断用齐射杀伤清军。当他们发现清军已削弱到一定程度了，于是立即派出锡克骑兵进行反冲锋。

锡克骑兵是英军从印度带来的仆从军。这些印度人头上包着缠头、留着大胡子，骑着高头大马，手持长矛，极为彪悍。锡克人的战马脚程极快，三步两步就能追上蒙古骑兵，然后将他们刺于马下。僧格林沁这才悲哀的发现，即使在白刃战方面，清军也远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

在猛烈的炮火声中，清军全线崩溃，死尸遍地。而英法联军则端起刺刀发动冲锋，清军陆军也全线崩溃了。此战之中，清军光战死者就超过3000多人，加上受伤者达到伤亡；而英军和法军加起来，仅战死5人，总伤亡才51人。

作为指挥者，僧格林沁、胜保都被打到怀疑人生、涕泪横流。清军的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兵力不可谓不多，作战不可谓不勇猛，不可谓没有用尽全力，但却依然遭受了丢人的惨败。战后总结失败原因，僧格林沁写道

“…枪箭刀矛，焉能抵敌炮火。”

八里桥之战后，清军精锐丧尽，京师大门洞开。英法联军很快便杀入北京，大清的帝都第一次沦陷。随后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将这座万园之园化为废墟。而咸丰皇帝则仓皇逃至热河，并且再也没能回来。

就当英法联军直取北京之时，在中国的南方，同样是战火连天、生灵涂炭。曾国藩带领12万湘军，与数十万太平军进行着血腥的厮杀。为了保全性命，咸丰皇帝也不管什么前方战事，他飞书向曾国藩求援，要求他派兵立即“北上勤王”，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当咸丰的飞书到达湘军的祁门大营后，曾国藩一下子犯了难。曾国藩虽然自诩“忠君爱国”，但这一次，曾国藩是真不想北方勤王了。

湘军，原本就不是清军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团练性质的地方武装。清朝正规军只有两支，一支为八旗军，另一支则是汉军绿营。清军入关一百多年后，八旗军和绿营早已腐朽不堪。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八旗军和绿营不堪一击，正所谓“望风而逃者是上勇,闻风而逃者是中勇,误听而逃者是下勇”。

往往数千太平军，就能击溃数量是自己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八旗军和绿营军。为了弥补兵力上的不足，清军不得不允许地方组织团练武装，协助清朝正规军抵挡太平军。而曾国藩的湘军也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谁知八旗、绿营实在过分拉胯，湘军逐渐由地方武装，打成了绝对主力。然而令湘军众兵将不满的是，湘军虽然有主力之实，却无主力之名。在各军之中，湘军仍然如同编外人员、二等公民。

例如绿营兵的号服上写得是“兵”，而湘军号服上写得是“勇”。两者从地位上来说，具有天壤之别。无论是军饷、抚恤还是犒赏，湘军都比不上“干啥啥不会，吃啥啥不剩”的八旗、绿营。

湘军与正规军积怨颇深，而咸丰皇帝还在火上浇了一把油。硬仗都由湘军去打，但摘桃子的工作却都交给八旗和绿营。毕竟对于咸丰来说，八旗和绿营才是真正的自己人。曾国藩一旦表现出不满的态度，咸丰皇帝便发敕书责骂湘军众将，弄得湘军上下敢怒而不敢言。

太平天国羽翼丰满后，咸丰曾发布旨意，谁能攻占天京，就给谁封王。而咸丰可不想把天京这块肥肉交给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汉人，而是想让“自己人”去攻取。于是他聚集八旗和绿营，在天京周围建立了江南、江北两大大营。湘军负责围城攻城，而江南、江北大营则负责摘桃子。

然而天不遂人愿。在1860年5月，也就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的4个月前。忠王李秀成对江南、江北大营展开了突袭，清军猝不及防、兵败如山，几乎全军覆没。清廷在南方的正规军主力就此溃灭。

清朝正规军溃灭后，湘军内部并没有同情和难过，而是倍感鼓舞并幸灾乐祸。左宗棠曾仰天长叹：

“江南大营将疲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而咸丰呢？则在万般无奈之下，让他并不是非常信任的曾国藩总揽针对太平天国的军事，将之任命为两江总督。没有了咸丰皇帝以及其狗腿子们的掣肘，湘军势力增长迅速，可谓是兵精粮足、士气高昂。

随后曾国藩以“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向太平天国的核心区域步步推进，并用壕沟和堡垒围困了天京唯一的屏障——安庆。曾国藩认为，一旦安庆陷落，天京的“枝叶”就将被砍伐干净。到时候就是直接砍伐太平天国主干的时候了。

经过数月的围城战，安庆城的粮食已经吃尽，城中军民已经在吃树皮和草根了，城池可谓指日可破。然而就在这时，咸丰的求援信却到了。

1860年10月的一天深夜，驻守于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信。咸丰命令曾国藩，立即调集3000精兵，以猛将鲍超为主将，“兼程前进，克日赴京。”

英法联军兵临京师，曾国藩早已知晓。距离八里桥之战还有数天，各地“勤王大军”已经在京师云集，可谓是“疆臣争援，廷臣羽檄”。对于贵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来说，派兵北援自然是义不容辞的。

从当时的战局来看，虽然安庆指日可下，当时整个南方的战事却并不比北方战场令人舒心。为了解安庆之围，李秀成决定来个围魏救赵。于是他领兵发动第二次西征，连克数十个城镇，并占领了安徽重镇——徽州。

太平天国的兵锋距离大本营祁门，不过数十公里之遥。曾国藩不得不在自己帐下悬挂一把利剑。一旦太平军攻入大帐，曾国藩便横剑自杀。

军情已经如此紧急，但曾国藩却依然发信给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等人，与他们共商勤王一事。会上大伙儿一致认为，虽然太平军势如破竹，但“勤王”一事事关重大，不可推诿。

然而到了实际发兵之时，曾国藩却退缩了。这是咸丰的求援信上特别申明，鲍超带领3千精兵到达京师后，交由胜保带领。而正是这个“胜保带领”，激发了曾国藩的私心以及戒心。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是曾国藩最为痛恨的政敌。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胜保领军战无不败，落得个“败保”的响亮绰号。胜保才能平庸、为人善妒而刻薄，他对曾国藩的战功十分嫉恨，因此屡次与湘军人物发生严重摩擦。胡林翼就曾大骂胜保：

“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之流，“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其才实不能统一人”。

胜保之所以还能身居高位，完全是因为他是旗人，是咸丰用来制约曾国藩等汉族团练的棋子。

如今鲍超北上，还由无能、嫉刻的胜保来统领，难保胜保不生奸志，阴谋吞并鲍超的部队。因此胡林翼认为：若是鲍超北上，宁愿让他隶属别人，也绝不归于胜保。

由此可见，曾国藩虽然一贯以“忠诚”自命。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不过是一支私人军阀武装的军阀头子。对于曾国藩来说，军队就是他的命根子，必须牢牢控制、据为私有，怎能容他人染指。

鲍超是湘军悍将，有“骁雄之将”“后起之杰”之称，而他所统领的“霆营”更是湘军的绝对主力，怎能白白让与他人？而且失去了鲍超，湘军如何抵挡太平军的兵锋，如何完成攻占安庆，直取金陵的大业？

俗话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对于曾国藩来说，自己势力的门户私计，远远超过了保卫京师、驱逐侵略者的公心。

对于曾国藩来说，英法联军，不过是求财。即使攻破了北京，也无意灭亡清朝。签订个把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根本算不了什么。

因此，曾国藩下定决心，决定对咸丰皇帝见死不救。但是作为“忠臣”，直接按兵不动肯定是说出过去的，“忠良”的样子还是要装一下的。于是曾国藩立即回信，并“大义凛然”道：

“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

然而曾国藩话锋一转：

“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

简单来说就是鲍超虽然英勇，却有勇无谋，并非致远之才。因此曾国藩自告奋勇地表示，鲍超就不要去了，皇上还是从我和胡林翼之中选择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

曾国藩不愧是曾国藩，把话说得天衣无缝，让人抓不到任何把柄。但从本质上来说，他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这是因为咸丰命鲍超北援，并非让他去做大帅，不过要他去做一员战将，根本不需要什么“致远”之才。因此不过只是个托词。

而曾、胡二人作为方面大帅，由谁领兵北上，则必须要由咸丰皇帝发圣旨指派。这样一来，曾国藩便成功拖延了时间。

要知道，北京距离祁门有数百公里之遥。当时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通讯只能依靠快马和驿站。咸丰9月29日发送的旨意，半个月后才到曾国藩的手里。又过了十天，曾国藩才发出回信，请求不派鲍超而由胡林翼带兵北上。

而咸丰即使接到奏报、批准他们的要求，又要花十余天的时间才能将命令发送到曾国藩手中。而曾国藩也至少需要准备两个多月才能动身。等他们赶到北京，也就将近半年了，还能起到什么解救危急的作用呢？

正所谓救兵如救火，统军将领必须“以赴人之急，救人之难为先”“譬如焚溺在前，在米盐琐务均不暇计也”。如果真有心救援北京，就应该不等咸丰回信，至今领兵北上勤王。而曾国藩不仅不发一兵一卒，还在那里空发议论、往返奏报，这不是有意拖延是什么呢？

根据曾国藩的预料，英法联军虽然攻陷北京，但并没有消灭清朝的意思，签订个不平等条约、抢一些钱财或许就退兵了。相反，太平军正在攻城略地，这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先解决心腹之患要紧，至于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可以抛之脑后了。

而事实也如曾国藩所估计的，京畿地区的状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清廷很快便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英法联军也依约退出了北京，就没有必要让湘军北上支援了，而曾国藩也可以全力在战场上对付“粤匪”。不久之后，清廷发布旨意“鲍超一军，毋庸前来。”仅仅三天后，朝廷也发旨意“曾国藩、胡林翼均毋庸来京”。

咸丰还告诫曾、胡二人，必须着力剿灭太平军，我很看好你们哦！很显然，咸丰虽然对曾国藩的见死不救心知肚明，却也没什么好办法。毕竟僧格林沁惨败后，自己最后的仪仗也消失了。要剿灭太平天国，曾国藩已经是唯一的希望。因此他只好捏着鼻子承认了事实。

1861年7月，安庆终于告破。曾国藩不愿对付外敌，在屠杀同胞方面却丝毫不手软。城中一万多军民，全部被曾国藩所屠杀，整个城池化为一片废墟。

其后，曾国藩、李鸿章还和英、法等国的侵略者合作，组建所谓“洋枪队”，联合绞杀太平天国。

数年后，天京沦陷，曾国藩纵容湘军屠城，曾经繁华的金陵变成了白地。由此可见，曾国藩是多么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无力对付外敌，却用最凶狠的手段屠杀同胞，既称不上忠诚，更称不上圣人。他所统领的湘军，最终成为后来军阀混战的源头，中国的统一从那时起，就已经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