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沟传

      东沟在哪里？很多生活工作在北京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因为它消失在北京人眼中已经一百多年啦！

      其实东沟就被盖板压在了新华街的下面。东沟的源头在中海，沿着北新华街，经过化石桥、和平门、琉璃厂、章家桥、南新华街、梁家园、到南端的虎坊桥。虎坊桥的西南就是辽金城池的东护城河，东南就是辽金时期的东湖，东沟就流入到了这两者之中，全长3.5公里。

      东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今天咱们从头开始说起：

      北京是建立在永定河冲积扇平原上的城市，所以这个平原被洪水冲积得有很多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也留下了很多河道湖泊。

      辽燕京和金中都建立在东沟西边的高地上，元大都和北京城建立在东沟北边高地上。东沟一带就是这两个不同时代城市的九河下稍，湖泊密布，古河故道洼地纵横。

      辽代在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将幽州定为陪都南京，又称燕京，在辽代的五京中规模最大。这时辽宋对峙，两国以白沟为界。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辽景宗去世，十二岁的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隆绪的母亲萧太后听政。当时，宋辽以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容城、定兴一带）为界，长期对峙，南京城作为辽与宋对抗的前沿重镇，又是辽的“五京”之一，不仅大量驻军，而且皇帝太后、达官贵族也经常过来居住，物资给养的供应极为匮乏，需要辽国从北方的辽河流域等地筹措大批粮食物资运来。由于陆路交通诸多不便，这些物资的运输主要就是通过水路，由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装船运送到北塘海口（在天津塘沽）。

      为了解决陪都燕京20多万军民吃粮等物资供应难题，足智多谋的萧太后下令利用高粱河下游河道拓宽成为一条运河，从燕京迎春门到张家湾，然后从白河转道龙湾河连通天津北塘入海口去接运粮食物资。

      这条河大致开凿于萧太后与辽圣宗主政早期的统和年间，正好是辽朝国力上升、占据燕京并挥师南下、开拓中原之际，所以，民间传说它是萧太后从辽东向燕京地区运输兵马粮草的一条运粮河。这条河说是“开凿”，其实并没有太大工程量，只是利用了当时存在的发源于燕京城北“平地泉”的高粱河，其白莲潭下游河道就流到张家湾附近。只要稍作疏浚拓宽、修整调直，就能够连通成为运河。

      萧太后下令开掘的运粮河全长约60里，起点在辽南京城的东南门——迎春门，在迎春门纳大川淀之水，然后蜿蜒流入东湖，在此向东流进入高粱河水道，再向东南过龙潭湖至十里河村，这一段的距离到燕京城恰好约10里，十里河由此得名。过十里河村后，河水继续向东南流，过老君堂村、西直河、水牛坊、马家湾、大鲁店后，进入位于今通州区的胡家垡、台湖、田府、大高力庄至张家湾，在此与白河相接，这一段的距离约为50里。

      这就是《辽史》提到的漷阴渠。漷阴这个地方辽为镇，金设县，即今永乐店公社北之漷县村。《辽史》记载：“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春正月朔，漷阴镇水。溺三十余村，诏疏旧渠。”以利排洪。

明万历年间蒋一葵作《长安客话》说：“香河县境内有大龙湾，小龙湾二水，夏秋始合流，经宝坻县入七里海，相传辽时运粮河道也”。漷阴渠被后人改称为萧太后运粮河。（详见萧太后运粮河传）

根据水利史专家姚汉源先生著作《元代以前的高梁河水利》中指出：辽金时期曾经从白莲潭引水到辽金的护城河。现在分析，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引导高粱河水到漷阴渠首，以助漕运。因为辽燕京建立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漕运用水的需求，原来的水源莲花河水已经不敷使用。漷阴渠从燕京迎春门（烂熳胡同南口）到高粱河水道（金鱼池）的这一段渠道水位较低，只好挖掘了东沟，引来白莲潭水以助漕运。

到了金代，刚开始一段时间沿用了东沟和漷阴渠，还开掘了西沟（详见大明濠传）引高粱河水进入金中都北护城河。

但是城市用水和漕运用水还是不敷使用，金大定十年（1170年）为了扩大水源，在朝廷中有了引卢沟水通漕运的动议，庭议决定改引卢沟水以通京师漕运，在石景山北侧的麻峪建金口闸，开金口河，在金中都城会城门东侧流入金中都北护城河。然后从光泰门东侧（现在的旧帘子胡同和新壁街）流向正东远方，这条河道称为“金口河”以及“金闸河”，也就是后来的通惠河，东沟与漷阴渠就被废弃了。到了元代，郭守敬修运河时使用的也是金闸河故道。东沟与漷阴渠仍然被废弃。

明代以及清代中期以前，东沟成为了一条季节性排水沟。天旱时干涸，暴雨时泛滥淤积。

      明清年间北京城频繁遭逢水灾，浑河经常被暴雨决堤。洪武十年（1377），“北平八府大水，坏城垣”。永乐元年（1403）、二年、四年连续出现“淫雨坏城”之事。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大雨“坏正阳、齐化、顺成等门城垣”。景泰元年（1450）七月，连日降雨致“九门城垣多坏”。嘉靖二十五年（1546）八月，“京师大雨，坏九门城垣”。《北京灾害史略》统计称，明代270余年，“北京地区的洪涝灾害年份有108个，平均不到3年就有1次”。这些洪涝灾害，都会波及到北京城区。比如，嘉靖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城遭遇大洪水冲击。时人郎瑛在其著作《七修类稿》中写道：“北京连雨，西山水发，涌入都城数尺，房屋多倒没，死者无算，直入皇城。”

吴长元在《宸垣识略》外城卷中记载：“明正统五年，天雨连绵，宣武门外护城河漫溢。上命钦天监正皇甫仲和审视作减水河利否。仲和言：宣武门东城河南岸亦有旧沟（东沟），皆可疏浚，以泄水势。上是之”。东沟又被利用成为了排洪沟。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浑河又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水患，“旗下及民人庄田皆被淹没”，康熙帝对这次水患特别重视，亲自视察水灾地区，可怜百姓艰苦，决定彻底治理浑河水患。

当年二月，康熙帝亲自召见曾任河道总督的于成龙，命其马上浚河筑堤。自当年三月至五月，于成龙“奔驰胼胝”，用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就整治了浑河，堪称奇迹。经此次治理以后，浑河河道走向基本固定，几十年内再未有大型水患发生。

        修筑完浑河河道后，于成龙奏请康熙帝为浑河赐予新名，并希望敕建河神庙。康熙帝批示：“照该抚所请，赐名永定河，建庙立碑。”自此，浑河正式更名永定河，经过于成龙的疏浚，浑河终于“安定”下来了。永定河河神庙建成后，康熙帝亲自撰写了碑文，立《永定河神庙碑》于卢沟桥旁，成为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永定河治理驯服后，东沟减轻了排洪的功能，成为了一条城市排水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1913年临时国会决定以中南海为大总统府的所在地，特在西长安街北侧改建宝月楼作为总统府正门。

      新华门的改建工程由当时的内务总理朱启铃主持，他将新华门前的一段西长安街命名为“府前街”，将中南海西侧新开辟的道路命名为“府右街”，又将南边原有的排水沟东沟计划改建为道路，命名为“新华街”，在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东沟水关处开辟城门，直通琉璃厂和虎坊桥。方案报到总统府处，袁世凯都批示同意了。

      民国三年（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当年，按照内务总理朱启铃计划开始施工。利用东沟绝佳的河道走向位置，以新华门为起点修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北与总统府（中南海）相连，南可直达厂甸、虎坊桥，既方便交通，又促进了琉璃厂的书画古玩生意。

      1918年，南、北新华街基本竣工，把新华门经化石桥到虎坊桥下的河道东沟改成了暗沟，沟盖板上修建了新华街。

      但前门一带的商人，惟恐人们去琉璃厂不再绕行前门，客流量小了会影响他们的生意，遂散布舆论说北京是帝王之都，随意开凿城门会致“王气”泄露。袁世凯本人极迷信，恰又筹划称帝，便将拆开城墙改建和平门之事否决。

       由于化石桥下水关处的城墙门洞未打通，南北新华街五年多一直未能实现贯通。陈独秀曾经撰文批评说：“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修到城根便止住了。”

      1924年底冯玉祥讨伐张勋复辟，进入北京控制局势后，北京商会重提拆开城墙打通新华街通车一事，冯玉祥欣然同意，交予京畿警备司令兼北京市政督办鹿钟麟办理。鹿钟麟曾驱逐溥仪出宫，行动力一流，他不仅调动部队，还亲自挥镐拆墙，在化石桥城墙处开辟了一个豁口。豁口打开后还要建设城门，需进行设计及搭建桥梁等配套工程。1926年1月，京都市政公所重启和平门工程，并做了详细筹划，关键的经费问题由京汉铁路局负责，工程又进行了一年，到年底才完工。

      1927年2月8日，《益世报》刊载新闻报道，和平门落成典礼在当日举行。至此东沟完全变成了一条大马路，东沟这条历史悠久、功绩卓著的运河从人们的眼中永远消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