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是如何形成的？

　　胡同，是我国北方地区对城市里小巷的俗称。作为北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同伴随着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不断发展壮大，演绎了老北京人生活方式独有的“京味”特色。就全国而言，胡同一词并非北京所独有，像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的城市也都广泛使用。但就北京胡同分布之密集、数量之众多、名称之丰富，以及胡同的成因和文化渊源，都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北京的“胡同”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要从古代的“闾里制”说起。

　　从闾里小巷“衕”说起

　　北京胡同的历史，与古代所执行的“营国制度”、“闾里制”和“里坊制”有关。北京最早的城邑在今广安门一带的蓟城，蓟后为燕国都，依礼制按诸侯城制度建设。《读史方舆记要》引汉晋《元和制》：“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其中两座为城内西南隅子城的城门，八座为蓟城外城的城门，每面设城门两座。《晋书·王浚传》：“蓟城内西行有二道”，相对八座城门间有沟通八门的四条大街。城内的两条东西向主干道，即今广安门大街和南横街。两条南北向主干道，一条连通旧宫城北门和大城北墙西侧的城门，明代扩建外城时已被分割到城外；另一条与它平行的南北干道，与今南闹市口、长椿街、牛街、右安门大街重叠，这几条大街堪称北京街巷的鼻祖。

　　从周朝开始，中国便实行封闭的“闾里制”，城内在棋盘式道路网格内，划分出大小方正的闾里。《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每个闾里将25家左右或数十百家围在一个矩形的高墙里，成为城中之城。战国时期，楚国的王族支脉中有昭、屈、景三大族，他们在楚国都城郢都内的居住区分别为昭闾、屈闾和景闾，号称三闾。屈原曾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管理这三个公族宗族事务的官员。

　　巷是“里中道”，胡同是闾里内连接闾巷和民居的小巷子，称衕或洞。过去老北京对这类窄衕叫小胡同。

　　到了北魏年间，闾里的范围被扩大，开始向规整的里坊制过度，里坊外围有高大的围墙环绕，坊四面各开一门。盛唐以后，民间私营手工业蓬勃发展，坊墙已成为阻碍发展的障碍。到了五代特别是北宋时期，里坊制彻底崩溃，被开放的“街巷制”所取代。于是拆除了里坊的围墙，初步形成新型城市商业网布局。里坊内的小巷可以直接与坊外的街道相通，成为可以随意通行的道路。难能可贵的是，北京房山石经题记中发现了辽末金初燕京城内开放型巷道的名称。《房山石经题记汇编》收录了辽代和金天眷三年（1140年）以后至皇统九年（1149年）间镌刻佛经的题记。在题记中明确刻有：大辽燕京右北西罗内、施主燕京山北居北巷刘师言、施主燕京山北店、施主燕京檀州街住人、施主齐相公巷庞娘娘、燕京石幢东街北、施主化度寺街井儿巷、施主大花巷、施主在京老君巷许荣等。可见辽末南京城（今北京）的坊墙已被拆除，巷和小巷已经脱离封闭的里坊有了自己的专名。

　　为了在发生火情时便于救援，宋高宗时期规定了巷和衖的防火间距。衖是吴音方言，意为小念弄。不过，在辽代以前，北方已经使用胡和衕表示可以小步行走的巷道，所以胡同一名在使用北方话地区很容易得到流传。

　　金朝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燕京，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展，并改为中都。中都城内划分为62坊，这些坊巷只作为行政管理区划，四周已经没有坊墙。散见于《析津志》《元一统志》等书籍中的街巷，有黑楼子街、白马神堂街、披云楼东街、大悲阁东南巷、天宝宫街南大巷、春台坊街东大巷、披云楼对巷、阳春门内小巷等。

　　中都是金朝首都，贵族官宦簇居，商贾四至，秦楼谢馆少不了歌唱演出。原中都东南的东开阳坊东和城北檀州街（相当今广安门内外大街）、西边大悲阁、东边柴市（约今菜市口）一直是商业中心，经常有各种演出，使燕京成为金杂剧的发展中心。胡同这一金时北方民间对小巷的俗称，也在此后的北曲杂剧中得到流传，如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王实甫《歌舞丽春堂》中有“更打着军兵簇拥，可兀的似锦胡同”等，说明北方地区很早已有胡同一词流传。

一尺大街地标 摄影：新华社 李鑫

　　元代时称“火弄”

　　金贞佑三年（1215年），蒙古骑兵攻占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由燕京留守兼行省长官札鲁忽赤治理。蒙古人占领中都以后的60年里，中都城仍沿金制，为62坊，除豪华的皇宫被焚烧外，城墙大部分还在。刘崧在《秋日燕城杂赋》中云：“南城土垣故不塌，西宫渠水自相通。”城内的街巷、衙门、商铺、佛寺道观基本没什么变化。待到数十年后，忽必烈继承汗位，开始修建新城。

　　元大都新城的营建，遵用汉法，其街制和城市规划，继承了金中都的基本格局。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大都新城建成。元大都的范围包括南北两城，一个是原金中都城，称旧城或南城；一个是在中都城东北的新城，称新城或北城，由原来金中都城的62个“坊”，扩建到112个。至正九年（1349年），大都南北两城各有约10万户、40万人。

　　熊梦祥的《析津志》记载了元大都的街道全面推行南宋为防火而建的火巷和火弄，“街制：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是何意？《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载：“东下一级，复值润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衖通。”该书在“衖通”下注明“弄，小巷之意”。熊梦祥是南方人，知道火巷和弄都取自南方，在衖通下特别注明“衖通二字本方言”，表明衖通这两个字是吴语方言弄堂，有的文章把“衖通”释为蒙古语，显然是错误的。

　　明清时文人对胡同考证，“胡同”和“弄”均源于衖字。换言之，弄与胡同是衖的南北两音关系。对我国街巷胡同的调查表明，在南方对小巷普遍称弄、弄通、弄堂，而在北方则对小巷称胡同，这显然与南北地理特征和发音习惯有关。明谢肇制在《五杂俎卷三·地部》中说得更加清楚：“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弄即巷也。《元经世大典》谓之火弄，今京师讹为胡同。”《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政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比熊梦祥修的《析津志》更具权威性。《析津志》街制中的衖通，当引自国家典章制度规定的衖，说明当时火衖、衖通、弄堂可以通用。

　　元大都城的街道是按大街、小街、火巷、火衖分为四级。其中大街和小街是全国街巷采用的通名，对下两级窄小的通道，选择了南方街巷的行用名“火巷”和吴音“火衖”。《房山石经题记》《金史》《析津志》《元一统志》等文献史料，并没有火弄或胡同的记载。但在民间，北曲却流传着锦胡同、花胡同和血胡同。这种官府称火巷和火弄，民间俗传胡同的局面，直到明朝才得以解决。

《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明）

　　明代开始称“胡同”

　　朱棣迁都北京，把胡同正式列入街巷通名，除在东城明时坊保留有一条火巷外，街巷不再使用火巷和火衖的称谓。此后北京称巷的街道不多，明朝28条，清朝32条。在明朝28条巷中，仅豆腐巷就有四条，陕西巷和宝鸡巷是陕西移民，其它如鲜鱼巷、果子巷、芝麻巷、鞍子巷等，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然而“胡同”却在北京得到飞速发展，从元末南北两城29条火弄，增加到内外城459条胡同。其中仅内城（元大都新城地区）就冒出347条胡同，速度可谓惊人。对于原有的窄小火弄，则称之为小胡同或夹道。显而易见，元大都城所开辟的384条火巷，大都在朱棣营建北京时进行了改建和重建，并编入到胡同的行列。明朝以后的胡同，与宋金元时期截然不同，其宽度和长度已经发生了从质到量的变化。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编写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堪称北京胡同第一书。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张爵特别叙述了自己收集胡同的过程：“予见公署所载五城坊巷必录之，遇时俗相传京师衚衕亦书之，取其大小远近，采葺成编。”说明在此以前，胡同只是民间对小巷的俗称，从明代开始才正式列入街巷名称。但当时“胡同”这两个字的写法与现在不同，写成“衚衕”，表示是可以让人随意通行的小巷子。至此，胡同与巷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这些横平竖直的胡同整齐地排列在棋盘式道路网格内，恰似血脉一般与井然有序的城市细胞四合院紧密连通，构建了明北京城的整体布局。清末，为书写方便，最终将“衚衕”简写为“胡同”。

　　当下，北京人把灵境胡同称为北京最宽的胡同，东交民巷为最长的胡同，一尺大街为最短的胡同。灵境胡同宽32.18米，比民国时的一等路甲类还要宽2米多。东交民巷的通名是“巷”，一尺大街的通名是“大街”。可见人们对胡同的理解，早已不限于里坊内的小巷，不仅仅包括巷，甚至连一些小街也被列入胡同了。如果以现已被拓宽成大街但仍保留着原地名的菜市口胡同、劈材胡同而论，早与当年的胡同不属同一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