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简史：一座园、众新人

培养了周汝昌、王世襄、资中筠等大师，大名鼎鼎的燕京大学为何消失？

自洋务在华夏大地推行以来，如同文馆、清华学堂、南开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等不同类型的高校、大学开始建立。这其中，燕京大学你或许很熟悉，但多少有些模糊，而它的重要性一定超乎你的想象。谭其骧、侯仁之、韩素音、王世襄、宋淇、吴兴华、周汝昌、资中筠、黄宗江、齐思和、贺宝善、王钟翰、张芝联……这些都是燕大培养的大师。燕京是北京的另一称法。燕得名于召公姬奭受封于“北燕”，燕地也曾短暂被称为匽，燕与匽本是通假字。

1918年，通州协和大学（长老会和公理会合办，1889年建）、北京汇文大学（卫理公会1888年建）重组成一所大学，起名PekingUniversity，这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由程静逸启发命名），不过稍晚些时间，其英文名改为YenchingUniversity。改组后，校长一职需要一个中间人或利益无关者来做，经过几次邀约和被拒，邀约发给了司徒雷登。1919年后，燕大历任校长有司徒雷登（1919-1929、1937-1945）、吴雷川（1929-1933）、梅贻宝（1942-1946）、陆志韦（1934-1937、1945-1952），其中司徒雷登是最重要的校长。

校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父亲曾创办一所学校，也曾参与创办中国第二座女子学校，后并入了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1371年，罗伯特·司徒成为苏格兰罗伯特二世国王。但后来，家族受到宗教迫害，迁徙北爱尔兰，以及美洲。在其家族故事中，较重要的还有，叔祖父约翰·托德·司徒曾与林肯共事。

在10至20多岁时，司徒雷登多数时间在美读书，他先后就读于潘达珀斯学院、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等学校。最终，司徒雷登选择回到中国做传教士。

1904年，司徒雷登再回中国时，他所见全部都是太平天国破坏后的痕迹，街道上刚有零星的摊位，郊区乡村反而相对完好。然而，司徒雷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开创的事业中，他曾执教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并创办之江大学前身的育英学校。

与此同时，1900年代、1910年代，清政府和国民政府被动或主动向欧美“列强”敞开，西方的机构、基金会、人物在中国扎下根来，中国的格局也随之改变。司徒雷登在赴京接任时就决心，让燕大根植在中国的社会中，并且不受西方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

在筹建校园和筹办学科的时候，司徒雷登在中美进行了大量的宣讲和募捐。美以美会、美以美会差会、公理会、长老会、伦敦会等基督教差会，以及洛克菲勒财团、普林斯顿财团等机构给予燕大以相当大的赞助与支持，其中铝业大王遗嘱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MartinHall）执行人向燕大捐款150万美元（其中部分用于创办后来名重一时的哈佛燕京学社）。

墨菲的园

燕大的主要建设者是亨利·墨菲。来北京后，司徒雷登开始为燕大寻找新址，大多花时间骑驴、骑自行车到处看。直到有次在清华大学，同行者向司徒雷登指出隔壁一块空地，而这已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先前他的努力主要在北京城及其近郊，但涉及产权等原因都无法执行。而燕大所涉及的米万钟的勺园、康熙皇帝的畅春园、和珅的淑春园、王绵愉的鸣鹤园、奕訢的朗润园、奕譞的蔚秀园……一一赎买也相当麻烦。

墨菲采取的策略是“中国建筑复兴”，或者“具适应性的中国建筑复兴”。不过从具体的施行来看，墨菲更像是推销商，燕大的建设更像是他商业版图的一环。

1910年代，中国园林开始被西方命名为伟大的文明成就，它“亲近自然”的特性被清晰地标记出来。1914年，墨菲来北京首次瞻仰故宫即紫禁城，他在其中感到震惊，在一封报道里他将其与希腊式、哥特式作比。其时，无论是刚恒毅，还是梁思成，都在采用中国化的方式治理中国建筑。如梁思成所言，中国新建筑师应该认真地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构架、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致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讥。

虽然墨菲采纳的是中国园林、中国风景，但是其最后落成的建筑却与其有相悖之处。最典型的是，墨菲没采用“面南而王”，而采用的是“西向为尊”，也即燕大的立面和入口是相当西式的。墨菲在燕大即将竣工时写作了《建筑中国》，文中以“新瓶装旧酒”概括自己的建筑理念。后来燕大人自己也认识到，燕大校园是由各种旧日园林以及“零零碎碎的小组织”“七拼八凑而成的”。

曾在燕大教英国文学的包贵思，也兼研究中国园林。包贵思用其在中国的见闻、游历、研究，写作了小说《河畔淳颐园》。小说讲述了抗战时期在华美国人简·布里斯苔德病重，并在某处疗养的故事，但主角更像是那座园林。包贵思也曾这样描述朗润园：“房外小桥流水，短篱曲径，具有中国古典苑林建筑的幽静雅致；室内铺着地毯，沙发壁炉，又有着西洋客厅的舒适温暖。课余她除了从事中国苑林艺术研究外，最喜欢组织朗读会，约同学们晚间去她家。”

博雅塔非木结构，而是混凝土预制而成，它的功能是供给自来水。博雅塔的建设以通州燃灯塔为蓝本。在唐克扬看来，博雅塔规范了它所从属的外部空间，但它本身却不保有可以居住或登临的空间，也不符合“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的高妙定义，而它似乎内外脱节，“形式主义”严重，却是一座实实在在，而大名鼎鼎的“实用”建筑。

1929年10月1日，燕京大学在海淀新校址上隆重举行了正式迁校的仪式，同时举办了开放参观活动。

迁入新址这一年，冰心漫步其中，直感叹“美轮美奂”。由于来得晚，冰心入住了外籍教师所居的燕南园53号，早西餐，午晚中餐。冰心像“婴儿”一样做教授，与学生们交知心、话生命，交往甚多，如王琇瑛、林耀华。

而十年前正值五四运动，新思潮空前高涨，冰心看到，新式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学生群体争先购买、传阅。为冰心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的鲁迅，《狂人日记》批判力度不可谓不强。差不多同一时间，协和女子大学改成燕大女校，“哲学”“教育学”等课程在男校上，“社会学”“心理学”等在女校上。男女合校还尚开创，男学生和女学生都比较拘谨、腼腆，女生到男校读时事先会把头上的玫瑰花蕊摘下。与男学生不同，女学生有监护人。

战与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大学纷纷南迁，而独有燕大留守。根据《燕大三年》，沦陷区的青年们不甘忍受“奴化教育”，又来不及撤退到大后方，唯一的希望就是“走向燕京”，而燕大也宛如一座孤岛，它身为教会大学，收容了很多革命党人和遗老遗少。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教授包贵思(GraceM.Boynton)还睡在自家花园里，被远近的枪声惊醒后，她几乎没意识到战争正迫近，而平日里，海淀警察与日本“便衣人”的对决也尚未入其耳目。

迟至11月，《燕京新闻》才发布“学生生活条例”，规定社团组织“以无政治目的的活动为限”等。

司徒雷登认为，当时当地，大学应为学术之“净地”，以及社会之鼓呼。“其一，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净地’，应不受时局的侵扰，不受偏见与宣传的影响，可以自由进行教学工作，于知识的探求与应用外，别无目的；其二，大学应与其所在的社会、国家发生密切的关系，自视为外在环境中不容割弃的一部分，并从环境中汲取新的材料、动力，以应付国家的需要，包括危机时刻的特别需要。这两种特性并不冲突，因为大学在国族延续中的特殊功用，及对社会所能履行之义务，是以保持自身的绝对自由与清白为前提，但绝非以与世隔绝的方式，保持其自由与清白。”

根据《燕京新闻》，燕大学生注册人数1937年秋是499人，尚有所下降，但到了1938年后不降反增，到1939年秋竟达978人之多。周汝昌就于1939年从一法国教会学校考入燕京大学。

在萧乾的回忆录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杨刚（杨缤）与萧乾多有书信往来，信中内容多是革命宣言。有次两人漫步，萧乾冒出一句，“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果！我要采访人生。”杨刚反问道，“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在司徒雷登的治学方针下，燕大特别重视社会实践。燕大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服务实践，应该是于1920-1921年师生共同参与的华北五省的旱灾赈济工作。事后，学生制作了《燕京大学青年会赈灾报告(1920-1921)》。冰心为其撰写了发刊词，她感受到“在1921年的时候，社会服务的精神，已经蓓蕾萌茁”。

科系规划

1922年，燕大开设社会学系，燕大是中国较早成立社会学系的大学。此前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清华大学等也曾开设社会学课程，部分大学也主持了社会学系。1918年到1919年间，步济时、甘博仿照春田调查，在京开设大规模城市调研，这就是后来名扬一时的《北京：一个社会调查》。此后，一股“社会调查热”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燕大学生费孝通（1929年到1933年在校）不满于此类肤浅的社会调查，提出“要理论”和“社会学中国化”，谋另一种社会调查，梁漱溟、晏阳初、陈翰笙等人主持的社会调查使中国社会学步入了新的阶段。

1924年，燕大开设新闻系，仅比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晚三年。聂士芬、梁士纯、蒋荫恩等先后担任系主任。燕大新闻系可以说是密苏里模式在中国的托钵者。1908年，沃尔特·威廉在密苏里大学开设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沃尔特·威廉的教学与实践很快成就了一段学院传奇，它被称为密苏里模式。

密苏里模式概括来讲就是“做中学”，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需知，新闻教育的发生与通识教育的提出，沃尔特·威廉于1914年制定的《新闻记者信条》正是在此氛围下开始落地。由于方针得当、实践有方，密苏里的学子还是扎根在业界，形成“密苏里帮”，为读者所知的埃德加·斯诺就是“密苏里帮”的一员。沃尔特·威廉多次访问中国，还曾协助燕大新闻系为其提供赞助。

仿效美国新闻模式办学，并取得相当成就的，非燕大莫属。燕大学生自主创办了新闻学会、以及学报《燕京新闻》（首称《平西报》），并围绕燕大新闻学系协助委员会与报界发生着紧密的联系。报界名流不少也赴燕大任教，包括成舍我、张友渔、斯诺、张恨水、罗文达、田丕烈等。其时国内媒体驻外记者多是燕大人。萧乾、叶祖孚、徐宝璜、赵泽隆、张馨保等都是燕大的毕业生。新闻系也越来越受到追捧，根据1946年注册学生人数统计表，文学院九系共303人，单新闻系就约占三分之一，83人，比仅次的西洋语文学系和历史系加起来还要多。

1928年，燕大由历史学系师生成立历史学会，及《史学年报》。从1929年5月20日第一期到被占前，《史学年报》共发行12期，韩叔信、周一良、侯仁之等先后任主席。除此之外，裴文中成立的史前博物馆，顾颉刚等主持的《禹贡》半月刊，萧一山、姚从吾等的讲座讲义，也是燕大历史系的重要痕迹。历史系师生积极联络外界，比如邀请埃德加·斯诺等展演纪录片和幻灯片。

1934年4月，《大公报·史地周刊》创刊后，燕大与清华大学的师生也轮流主持、编辑。而随着局势加深，师生们主持编撰很多通俗读物，以及民谣、大鼓书等书册。1938年，历史学会及《史学年报》十周年纪念，齐思和特表，“反视国内其他同类刊物，或发刊数期而中途夭折，或昙花一现而寂焉无闻。及至今日，惟本刊硕果仅存，巍为灵光，实非始愿所及，则同人亦不得不私自庆幸矣。”

1929年，燕大开设音乐系，由范天祥夫人任系主任，此前音乐仅为艺术组内的选修。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发轫于1910年代，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中华美育会、西什库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上海国立音乐院等先后建立。在范天祥的带领下，燕大不仅教授西方音乐，还务实于中国音乐。学生群体每周会办一次“留声机音乐会”。其学生中，阎述诗、李抱忱、李维渤都曾为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不少贡献。

除此之外，周作人的新文学讲义、吴兴华的德文翻译，都是值得记录的故事。

1951年2月12日，人民政府正式接管燕大，燕大成为公立学校。随着高等教育改革序幕的拉开，燕大最终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虽然燕京大学不再存在，但是围绕燕大的故事仍在继续，它的体系和魅力经由活生生的人物不断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