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日知录》，祛除地理辨认上的误差

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有不少关于地名称谓的扎记和条目。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当属《大原》之条。“薄伐猃狁，至于大原”，这是《诗．小雅．六月》中的一句。但是，这个大原的地理方位何在呢？传《诗》的毛、郑二人皆不详其地。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倒是有过一番考据，说《小雅》中的大原就是今山西的省会太原（晋阳），因为“大”“太”可通。顾炎武说“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但此诗所指的大原“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顾炎武是从《诗》中提到的另一个地名——泾阳，展开自己探究的。《诗》中的泾阳不是今西安西北方向的泾阳，其方位应该在泾水的源头方向。《后汉书》有破先零羌于泾阳的记载。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而原州平凉，就是汉泾阳县地。所以大原应该是今之平凉。这个方位，在周室国都镐京之西，而山西的大原在镐京之东。顾炎武认为，敌人（猃狁）从西方侵扰进攻，周宣王的部队却挥师东向，完全是不合道理的。如此辩证，虽不深奥，却很站得住脚。两个大原，一是周室之大原，在泾水源头的平凉；一是山西之大原，在汾水中游的晋阳。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再如《代》条，春秋时，代尚未通中国。赵襄子乃言，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正义》曰，《地道记》云，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岋，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水经注》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此则今之蔚州，乃古代国。但是代作为王城或曰国都，历经战国、秦、汉朝代变换，有时候设在蔚州，有时候设在晋阳，有时候又在平遥，均不在今雁北之代州也。

三如《河东．山西》条，顾炎武说，河东，山西，一地也（河东山西是一回事，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黄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太行山），故谓之“山西”。地名指称自畿甸所近而言之也。古之所谓“山西”，即今之关中。秦、汉之间，所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皆指太行。因为其雄踞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耳。

四如《山东．河内》条，顾炎武说，古所谓“山东”者，指华山以东。《史记》引贾生言，“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古所谓“河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黄河）之内。《史记．正义》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阳，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今之但以怀庆府（今河南沁阳，明辖六县，清辖八县）为“河内”也。

顾炎武为编纂《日知录》，遍游各地山川，每至一处，必参订当地志书，犹喜独立思考辩证，敢于祛除传统史书中地理辨认上的误差。清代地理之学较有成就，与他的这种学养追求是密不可分的。顾炎武之存心立意，就是要嘱告后学，读研历史地理，不可尽信古人古史。任何史书对还原其历史的真实形貌来说，都是有距离的。包括一个地名所显示的地域范围，由于时代不同，会有大小差异；包括一个地名所依据的坐标不同，将平添很多困惑（大体说来，在秦兴起以前，人们在中原交战，就以太行为坐标；秦、汉在关中定都，华山、秦岭坐标作用就日益明显）；包括战争敌我态势的不同，造成用兵方向上的地理错讹，等等。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赵郦生教授，在其《日知录导读》一书中写到，他常遭遇一些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对于什么是“关中”，为什么山西又叫“河东”，汉代为何把后来的陕西叫“山西”，都说不清楚。更惊人的是，他们也不想弄清楚。那么，你们毕业之后，又如何向后来学人传播这些历史地理知识呢？所以，他认为，《日知录》里这些扎记和条目，应该是必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