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粮店的变迁

2023-12-6 15:21|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京味、京韵解乡愁|来自: 皇城根儿胡同

摘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历来老百姓生活中最看重的就是粮食。听老人们说，很久以前前门外的粮食店街、东城的米市大街、北城鼓楼一带是粮商集中的地方。清朝，大粮商多集中在西珠市口至广安门一带。到民国后期全市经 ...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历来老百姓生活中最看重的就是粮食。

听老人们说，很久以前前门外的粮食店街、东城的米市大街、北城鼓楼一带是粮商集中的地方。清朝，大粮商多集中在西珠市口至广安门一带。到民国后期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约有1 300多家，居各行业之首。这些粮商经营各有侧重，专门经营大米的称米局子，专门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为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陆陈行。后来粮店全都综合经营了，就成为米面杂粮店，有的还兼营蔬菜、油盐酱醋等，成为油盐店与粮店合在一起的杂货铺。这是老北京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的买卖铺。

较大的杂粮店货除伏地米面外，还有来自东北关外的大豆、高梁、玉米，来自河南的白面、小米、徐州黄豆，以及口外小米、绿豆等货。较大的米面庄，卖的面粉以产地分类，美洲粉、香港粉为上品；上海粉、彰州粉、徐州粉、天津粉、保定粉为中等；北京粉、青岛粉为下品。大米也分国内外两种，国内有上海米、南京米、江西米、九江米、芜湖米；产于近郊的统称京西米，又分六郎庄米、玉泉山米；来自国外的有西贡米、仰光米等。对于这些，我只有耳闻，并无亲见。只看见家里用的包袱皮就是美国金钱豹牌面粉口袋拆开作的。

我小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北京的粮店还全都是私营的，我家附近的粮店名叫“天泰粮店”，在宝禅寺胡同（就是今天的宝产胡同）南边点。天泰粮店最外面的是营业室，里面一间是办公室，从办公室旁边通往后面小院的走道北边码放的是粮食。

我记得粮店里面并列有两个四方的大柜，像花盆似的，上面大下面小，一个盛米，一个盛面。米面柜的东西两边一头各栽着一根方形的柱子，架在两根方形的柱子上面还有一根横梁，那是用来吊木杆秤的。柱子上朝着顾客的一面还各贴着一条红纸，分别用公正的楷书写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两杆木杆秤的头豪或者二豪就吊在那根横梁上，秤杆尾端插入一个从横梁吊下来的木质的大个圆钱中间的四方形孔内，为的是限制秤尾的范围活动，避免打天秤（就是秤尾朝天）和打地秤（就是秤尾朝地使秤砣吊下来）。木质大钱上刻着“招财进宝”四个大字。木杆秤也有大小之分，粮店里一般约粮食的秤好像是从一斤到十斤，这种秤上没有“两”，只有半斤，不过那时的秤是十六两秤，半斤就是八两！俗话说“半斤八两”就来源于此。这里的秤没有钩子，而是三根线绳拴着一个簸萁。买粮食时用簸萁一撮，约（读Yuē,音腰）好后，往你的口袋里一倒，很方便。同一杆秤，如果用头豪约，那么，出门就是一斤，到头是十斤；如果用二豪，那么出门就是十斤，到头是五十斤。药铺里面使用的木杆秤叫“戥子”，出门是一钱，到头是一两。

营业室通往办公室的门后还立着一杆大的木杆秤，那是用来约二百斤一包的整包大米的，约的时候两个人用一根粗木棍从二豪穿过，再用一根拇指粗的绳子把大米包拦腰捆好，秤钩钩住捆好的绳子两人抬起，一人移动秤砣称重。为的是检验每包大米是否准斤足两。对于整天扛大麻包码垛、卸车的粮店员工，一包一包的约大米，并不算什么，不过是日常工作而已。

粮店里的其他杂粮就用大麻袋或者面口袋绾起边儿来装，那时一般都有小米、黄米、高粱米和各种豆子。

建国初期，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物价起伏急剧，所以，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折合成发薪当日小米价格来发放的。粮店里粮食价格虽然说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是刚刚建国就遇到了“抗美援朝”，一些不法粮商趁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以此对抗人民政府，对抗抗美援朝运动。国家立即采取了重拳出击，给予了“粮老虎”们当头一棒！1954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在一个城市或地区统一粮食收购价格，统一粮食销售价格，彻底粉碎了“粮老虎”们哄抬物价的美梦。1956年又开始了公私合营，从此，北京的粮店开始走向了国营化的步伐。

五十年代末期，开始有了500公斤的大磅秤，从此你就不会再看见两个人抬着杠子约大米了。以后又逐渐有了案秤和台秤，木杆秤也就随之从粮店消失了。正方形的米面柜也变成了长方形的柜子，在装米面的地方还有很大的“铁皮漏斗”，漏斗上面还有铁皮罩子，防止面粉从漏斗中“喷”出来，那样会喷得人满脸满身都是面。粮店的工作人员还穿上了工作服——白大褂，不过这件白大褂可不是医院里的白大褂，那是漂白的，这是本色白的；那是细布的，这是粗布的，禁磨！

每户有一个粮本，每人有固定的粮食定量，到就近固定的粮店买粮食，实行“凭票验证、划片定点”的粮食供应办法。从此，老百姓和粮店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粮店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会到胡同里选择一家居住环境比较宽敞的人家，为居民发粮票，周围的居民全都这家来领取。而这家居民也会主动地为前来发粮票的粮店人员沏好茶请他们喝。月月如此，年年不变。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是26斤定量，1960年刚上初一，就改成了36斤定量了。可惜好景不长，第二个月就降为28斤了，因为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大家都要节衣缩食共渡难关。到了1961年北京居民不仅粮食不够吃，副食也更短缺，很多人开始浮肿，脑门上、小腿的迎面骨上一摁一个坑，半天起不来，这就是浮肿了。国家特地为这些人每人配发了半斤黄豆票，以补充营养的不足。后来，每个人都增发了半斤黄豆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北京人的粮食定量都不是整数，都有个多少斤半的由来。

“文革”时期，北京那些“黑七类”家里的粮本儿的封二位置上全都被毛笔画了个黑叉叉！从此在很长的日子里这些家庭就不能吃细粮米面了，只能吃粗粮玉米面。这直接“体现” 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1966年我高中毕业，经历两年“文革”，1968年也被分配到了郊区的粮食购销站工作，对粮食工作和粮站、粮店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的粮店开始搞技术革新，粮管所成立了技术革新小组，慢慢地粮店里用台秤、案秤人工售粮的现象减少，逐渐改为机器售粮。米面柜没了，代之而起的是两三台一人多高的售粮机，谁来买粮食，一按电钮，米面就会自动地流进你的口袋了。顾客称赞，售粮员也减轻了体力。那时每次我从远郊区回到北京市内帮助父母买粮食，看见自动售粮机都十分羡慕，心想我们那里什么时候才能有售粮机啊？买完了粮食还会站在那里久久不愿意离去。直道1982年我调回城里，我所在的远郊区也没有机器售粮。

北京的粮站、粮店从粮食统购统销以来，一直是只卖粮食，不卖油，食用油一直由副食店、供销社经销，不像其他省市。可是，改革开放以后，粮站、粮店一改从不售油的旧习惯，开始自己销售食用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节省了一笔代销费用。而且，从一开始就使用售油器，不用油提。

随着时间的延续，粮店里的售粮机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据说，主要原因是分量不够准确，经常有人反映。可是我在粮店工作的那些年并没有遇见过顾客反映分量不足。但是那些机器经常发生故障倒是真的。拆除了售粮机，仍然使用磅秤，仍然是米面柜。到了九十年代初，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人说：国外没有我们这样的粮店，一进门就看见一人一身“孝袍子”（指白大褂），迎面两口“大棺材”（指米面柜）。我们还不明白，那他们怎么吃饭呢？等到那些国外的超级市场真正进入普通群众的生活，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里就卖粮食，而且是小包装的米面油。

到了粮店里有了电子秤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粮店了。这时四个城区的粮店已经改成好邻居、良士多、良士发、五谷连锁店了，而且数量也锐减。电子秤送走了粮店的辉煌，迎来了粮店的多种经营，变成了不够便利的便利店，变成了大超市下的小超市。

秤，是粮店的衡器，它衡量着粮食的多少，也衡量着粮店的经营方向，从它的形式变化也看出了社会的发展、粮店的变迁。

今天，粮食早已经放开经营。国营粮店不见了踪影，专卖粮食的都是个体商户。而大型超市则担负起了供应粮食的主要任务。不过粮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命根子”了，随着肉食、副食品的丰富人们普遍的吃得少了。这时的人们更为重视的是保健、养生，注重合理饮食。而专门销售粮食的商店只能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粮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