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以经贵的云居寺

京西白带山下的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随石经镌刻几度兴衰。这里的石经镌刻，始于隋而终于明，绵延千年不绝。云居寺藏经丰富、种类齐全，堪称佛经宝库，并因此声名远播。

发愿刻经的静琬法师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逐渐盛行。北周武帝时期，发生大规模灭佛运动，佛教由盛转衰。隋统一天下后，佛教再度复兴。

隋大业年间，涿郡（唐代称幽州，今北京）智泉寺静琬法师为弘扬佛法，立志刻造石经，留传后世。由于白带山中盛产材质优良的艾叶青石和汉白玉，他决定在此取石刻经。他在峭壁上开凿石室，打磨石板，并在石室四壁和石板上镌刻佛经。刻好的经版堆满石室后，用石头塞住室门，再以铁水浇铸，以防不测。

静琬刻经、藏经的第一个石室叫华严堂，又称雷音洞。雷音洞宽广如殿，四面竖立着高约十尺的八角石柱，支架洞顶。石柱各面均刻有两列小佛龛，共1000余尊佛像，故称“千佛柱”。洞中四壁镶嵌146块经石，刻有《法华经》《无量义经》《金刚般若经》《弥勒上生经》《华严经净行品》《十方佛》等经文。洞的门楣上有静琬于唐贞观二年（628）和八年（634）的两次刻经题记，记载着他主持刻经的过程，其中《华严经》和《大涅槃经》由他亲手镌刻。

静琬的刻经事业得到了皇亲国戚的大力支持。大业七年（611）二月，隋炀帝杨广为东征高丽，与皇后萧氏驾临涿郡。萧后的弟弟萧瑀是虔诚的佛教徒，官居内史侍郎。他跟随隋炀帝到涿郡，听闻静琬在刻经，遂将其事迹详细奏报萧后。萧后与萧瑀赐绢千余匹并白银两千两予以资助，为即将开始的战争祈福。会聚涿郡的文武大臣和白带山附近的居民也纷纷捐资。

至大业十年（614），隋炀帝三次讨伐高丽，均以失败告终。由于连年征战，百姓苦不堪言，各地动乱频发，导致刻经事业难以为继。隋朝灭亡后，萧瑀又得到唐高祖和唐太宗器重。萧氏一族一直大力提倡推广佛教，为静琬刻经持续提供援助和保障。

静琬常年刻经不辍，藏满一洞就再凿一洞。唐贞观十三年（639），静琬圆寂。他主持镌刻石经持续30余年，共刻27部134卷344片经版，分别存放于5个藏经洞中。

几经劫难的云居寺

因为刻经需要，静琬早有建寺打算，但由于缺乏木材一直未能如愿。唐贞观五年（631）六月的一天，一场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数千株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他喜出望外，立即招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海拔450米的白带山上建造佛堂、僧舍，因周围常常云雾缭绕而得名云居寺。之后，又在山下增建寺院，称为云居寺下寺，山上的寺院则称为云居寺上寺。

云居寺建成后的第一次大修是在唐开元十八年（730）。虔诚信佛的金仙公主奏请唐玄宗将寺旁大片果园、田庄、麦田及环山林麓赐给云居寺，“永充供给山门所用”，并重新扩建、修缮云居寺。会昌三年至五年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云居寺屡遭破坏，石经刊刻也陷入停顿。

辽金时期，当权者大力提倡佛教，云居寺几经修缮和扩建，逐渐形成中云居寺（原云居寺上寺）、东云居寺、西云居寺（原云居寺下寺）的格局，后又因朝代更迭几经损毁，至清代后期，只剩下西云居寺香火繁盛，此后的云居寺其实就是当时的西云居寺。寺院依山而建，坐西朝东，佛塔林立，碑廊满目，南、中、北三路建筑浑然一体，五层院落错落有致，天王殿、毗卢殿、释迦殿、药师殿、弥陀殿、大悲殿六进殿宇气势恢宏。康熙帝、乾隆帝等多位清代皇帝曾为云居寺御书题匾。

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多次派飞机轰炸云居寺，并在“扫荡”抗日根据地时，将云居寺焚毁，寺中文物也被洗劫。千年古刹化为一片废墟，只剩下一对石狮、一座北塔和一处残破的山门，遗址被辟为农田，雷音洞成为人们避风遮雨的场所。

新中国成立后，云居寺的保护和修复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85年，云居寺修复工程全面启动。经过15年的艰辛努力，到1999年，云居寺修复面积达8353.44平方米，清末民初时三路建筑、五层院落、六进殿宇的古刹风貌得以重现。

压经塔下的经藏宝库

佛教兴盛的辽代，皇帝曾多次资助云居寺刻经，官吏、商人和百姓也纷纷捐资。辽太平七年至保大元年（1027—1121），云居寺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刻经，成为大乘经、律、论三藏，小乘经、律、论三藏俱全的佛经宝库。

辽天庆七年（1117），善锐法师与主持刻经的通慧圆照大师见藏经洞存经已满，置于山下的石经“经碑未藏，或有残坏”，决定挖凿地宫藏经。他们在寺内西南面穿地为穴，埋藏经版，将辽道宗所办石经大碑180片和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4000余块藏入地宫。同年，南塔在地宫旁建起，为八角十三重密檐式砖塔，高20余米。塔铭有“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的记载，标记地宫位置和藏经碑数量。

第二年，云居寺僧人又在地宫上砌砖筑台，台上建一座八角十一层密檐汉白玉石塔，名为续秘藏石经塔，俗称“压经塔”。塔通高5米，八角形须弥基座，须弥座束腰每面均雕刻门形浅龛，每龛中浮雕一歌舞伎，有的手持乐器弹唱，有的长袖起舞，姿态各异。基座下方每面雕刻一对狮子，或争抢绣球，或追逐嬉戏，或打斗玩耍，妙趣横生。基座上方塔台为四层仰莲花瓣组成的莲花座，座中央矗立八角形经幢式塔身，竖刻《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录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赐钱刻经，以及通理大师组织刻经、在地宫藏经的过程。塔顶为汉白玉雕刻叠成的七层塔檐，檐顶置有两层卷云头式刹托，上托塔刹。石塔整体造型层次分明，挺拔清秀。

除南塔、压经塔外，寺内还有唐开元九年（721）建起的金仙公主塔、通理大师于辽大安九年（1093）为静琬法师所立的舍利石塔，以及辽代重建的集多种塔形于一身的北塔等多座唐塔和辽塔，成为研究佛学及建筑艺术的珍贵实物。

金天眷三年（1140），为埋藏辽天庆八年（1118）之后所刻石经，将压经塔移至云居寺南塔西北角，打开藏经地宫。但因石经较多，容纳不下，于是在地宫南端又开一穴。金大定、明昌年间，再次打开地宫，埋入金代刻造的大小乘石经。至此，地宫封闭，辽金时期所刻石经大部分藏于其中，共藏经版10082块，约占云居寺全部石经的70%。

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打开地宫，发掘整理石经，压经塔又被移置他处。1999年，在发掘辽金石经的遗址上建成石经地宫，原地宫出土的辽金石经全部回藏新建地宫中加以保护，又将压经塔移至藏经地宫顶部。这样一来，压经塔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压经塔”。

颇负盛名的官刻木经

元明时期，刻经活动几度兴衰，但从未间断。明代正式续造石经是在万历至崇祯年间。当时，在北京做官的部分南方籍官僚、居士，如诗人葛一龙、书画家董其昌等集资在北京石灯庵镌造《四十华严》《四十二章经》等几十部经的小经版，后运至云居寺贮藏。此时，8个藏经洞已满，于是他们在雷音洞左侧新开一洞，董其昌在洞口上方题刻“宝藏”二字，至此，云居寺刻经锢藏事业停止。石经镌刻历经千年，共刻佛经1122部3572卷，形成石经版14278块，分别藏于9个藏经洞与地宫中。白带山也因藏有石经，被称为石经山。

董其昌题刻“宝藏”（图片来源：《北京志·云居寺志》）

云居寺除石经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木经。清雍正年间，雍正帝认为明永乐年间刊行的《北藏经》没有经过精密校订，不能作为传经依据，遂起了重刻《大藏经》的念头。雍正十一年（1733），他下令在北京贤良寺设“藏经馆”，命和硕亲王允禄负责刻经事宜。不久，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继其遗愿，继续木刻佛经。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十五日，木经刻造完成，共刻经版近万块。经版均选用上等梨木，无一拼接或有结节，雕刻字体工整俊秀，佛像生动传神。木经版阳刻反字，专供印刷纸经，是我国古代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又称《龙藏》，现为国家馆藏一级文物。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套经版中有1/3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帝下令撤去钱谦益所撰《大佛顶首楞严经蒙抄》，毁经版660块。因为清军南下时，钱谦益起初声言要做明之“孤臣”，可是清军一到，他却率先出降。乾隆帝认为他“大节有失，不足齿于人类”，便命人撤其书、毁其版。

为弥补经版缺失，中国文物出版社曾派专人遍访全国名山大寺数十家，终于配齐了一套全本《乾隆版大藏经》，使《龙藏》再成完璧。现在这部木经版《龙藏》分别由北京市文物局昌平库房和云居寺保管，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木刻经版。继静琬石刻《大藏经》之后，云居寺又以珍藏木版《大藏经》而闻名遐迩。

1956—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对石经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地宫的石经进行发掘与整理。拓印后，石经全部放归原处。1961年，云居寺塔及石经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