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仙故事与北京城的宇宙论

摘 要

关键词：北京城墙  动物信仰  城市景观  宇宙论

一、引言

关于四大门的香头已有不少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清代到民国，开坛做法常常被视为“邪术”而遭到禁止，香头家中的四大门祭坛因此带有秘密性质。然而，公开祭祀四大门动物的地方并不少见，它们或自成一庙，或附着于其它公共建筑。从目前搜集到的情况来看，仅以北京城内而言，在城楼中祭祀狐仙、水口处祭祀蛇仙、粮仓旁祭祀鼠仙（也有说是兔仙），庙宇中专辟侧殿或在胡同内修建过街楼同祭四大门，都是常见的现象。其中最重要、最常见，也最能反映北京城的空间秩序与宇宙论意义的，莫过于将城楼作为狐仙庙。

狐仙栖居于城楼，这与它们的修行方式有关。在四大门的序列中，狐仙被认为是法力最高、最有灵性的动物。李慰祖基于田野调查写成的《四大门》一书中说，人们相信狐仙是四仙中最有仙风道骨、灵力最高的族群，它们大多在郊野或山中修行，不像黄鼠狼那样自甘堕落于俗世。[7] “北京通”金受申也认为，北京民间供奉的胡门，往往“如此缄默，深合清静无为之道”，与黄门的幺魔小道不同。[9]黄鼠狼与刺猬之流一般住在普通市民的厨房、仓库等处，但狐狸却不同，它们总是住在高处，要么是富贵人家的阁楼，要么是高大建筑的顶层。清康熙年间成书的《檐曝杂记》中说：“京师多狐祟，每占高楼空屋，然不为害，故皆称为‘狐仙’”。[10]由于有这样超凡脱俗、喜居高处的特性，狐仙便与环绕帝京的高大城墙结下了不解之缘。乾嘉时期成书的《夜谭随录》中记：“京城敌楼，内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为狐鼠所栖。” [11]到了民国时期，郭则沄仍然相信：“世但传京师正阳门天狐，而不知各城楼皆有之。” [12] 当然，狐仙也不仅只出没于城楼中，东岳庙的后罩楼、前门外的珠市口过街楼，都是他们显灵并接受公开供奉的地方。城楼原本并非为了狐仙而建，但正是狐狸出没显灵，却让城楼“有仙则灵”，在人们的观念和想象中类似于城市四方的山岳，最终成为拱卫这方“小宇宙”的天柱。

三、特点各异的城楼狐仙及其故事信仰

（一）

东北角楼被认为是助人的狐仙所居之处，守城士兵都相信她的存在，人们在此处敬奉狐仙香火是相当有可能的。但可惜的是，自19世纪末期以后，东直门内俄罗斯北馆的势力越来越大，整个东北角楼靠城墙内侧都成了东正教教堂及俄国人墓地所在地。东北角楼的狐仙香火应即在当时已经断绝，故事也渐渐无人知晓，《夜谭随录》是我们目前唯一的资料来源。

（二）

不过，东便门狐总管依赖于灵媒，且惧怕人类官僚。民国年间成书的《洞灵补志》中详细记录了时人在东便门角楼祭拜的情形。当时东便门角楼下住了一位女巫，充当“仙爷”灵媒，用符水为人治病，往往有神效。东便门角楼下挂满了人们还愿谢神的匾文。据说，清末侍郎乌克瑾的夫人得了怪病，于是他也去这里求神祈药。正当侍郎烧香下拜之时，神帷似乎被风吹起，一只“黄类”动物踉跄跑出，眨眼之间便消失不见。再请女巫降神，她已经噤若寒蝉、不发一言。以后，凡来求神之人再无灵验。[14]要说明的是，“黄类”通常指黄鼠狼，即黄大仙。但在北京，我们经常会发现黄类与狐仙混淆的情况。《万历野获编》里中说：“旧传狸有两体，其年久者能变幻惑人，……狐与狸又各一种，而世多混称之。”[6]民国时期报纸上常见对仙家作祟的报道，亦常常胡黄不分。例如1934年4月4日晚前门内兵部洼万隆电料行被仙家搅乱，《新天津》说是黄仙作祟[15]，《华北日报》说是狐仙报复[16]。因此，郭泽沄所说“黄类”很可能指的就是《右台仙馆笔记》所说的狐总管。

这位清末时期在文人官僚中名气颇大的正阳门天狐，也被认为可以管理京城中的狐狸。但它不仅有官职顶戴， 完全不依赖于灵媒， 还与人类官僚保持着良好关系。《洞灵小志》中记载，清末侍郎吴祥若的女儿久被狐所祟，吴侍郎于是准备好了牒文，控告于正阳门城楼下，请求天狐惩罚族人。这天晚上，果然有一位白须翁来到吴侍郎家里，告诉他文书已经收到，只是作祟的不是城里的狐狸，而是大内的狐狸，“其同类之居宫禁者，老夫莫能制”。后来吴侍郎只能回到家乡，才摆脱了这只来自宫禁中的狐狸。[21]看来，正阳门天狐是类似于人类社会中的九门提督，负责狐狸世界的治安秩序，但却无法管理紫禁城内的狐狸。它与东便门的狐总管，似乎一个拥有控制狐狸世界的正式权力，一个只是在江湖中呼风唤雨。故而一个与人类官僚平起平坐，一个却对人类官僚望风而逃。书中还提及，正阳门天狐曾邀请清末礼部官员欧阳熙为其西宾。欧阳熙乃庐陵文忠公后人，光绪年间他曾与郭则沄的父亲同在礼部为官，后来郭则沄任军机章京后，又与郭则沄本人同事，二人相当熟悉。郭则沄相信欧阳熙“其人笃实，非妄语者”。据后者自述，其在礼部做官时住在城南， 有一天梦见有红色帷帐的车来接他到了一处巨大宏伟的宅第。主人白色胡须，请求他做自己儿子的老师。从此以后，他经常做梦前去这家教授其子儒家典籍。来往款恰后，主人自称自己是正阳门天狐，言谈间涉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后来全都一一应验。欧阳熙的一位爱妾去世，狐狸还托梦给他的夫人，告知她爱妾借京西某村的女尸复活。[22]

按欧阳熙所说，正阳门天狐顶戴“青金石顶冠”，这是八旗官制中的四品顶戴，相当于副参领和部分佐领的官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所有狐仙神像，无论是山西、河北，还是京郊妙峰山上的胡三太爷、胡三奶奶，都做旗人官员打扮。这表明，“正阳门天狐”具有官僚身份，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占据正式职位而统领全城群狐，这一说法对信众而言并不是象征性的。狐仙世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同样的官僚制度，甚至当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之后，狐仙们仍然保持着其于清代时所形成的规则。

（四）

到了清末时期，宣武楼城楼狐仙学识极高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它同时也是管辖城南地区狐狸的官员。《洞灵小志》中记，宣武门城楼狐仙名叫“狐四太爷”，颇有江南雅士之风，愿意结交有学识的文人。庄蕴宽，字恩缄，江苏武进人，一生热衷教育，曾任寻江书院主讲，后主持创办五城学堂、梧州中学堂、广西陆军干部学堂等，推动赴日留学运动，并担任过上海商船学堂监督、代理江苏都督、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故宫图书馆馆长等职。[24]他住在北京城南时，狐四太爷曾登门留书，但门人未报。过了十几天后，狐四太爷再次登门求见，但终究几次都错过，只是互相通信而未曾见面。[12]

狐四太爷的事迹广为人知，聚居在宣武门附近的下层官员很可能在此设酒食祭拜过它。庄蕴宽的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据熟知内情的人提及，曾有一名绿营低等将领求见宣武门仙狐，在城楼下焚香祝祷，当夜梦到有仙人指点，于是第二天他准备酒水果品，登城楼祭祀，果然看到一位白胡子穿道服的老人，含笑无语，倏然而隐，“其事遍传都下”，尽人皆知。这种狐仙祭祀与人狐通灵并不被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斥为异端，郭则沄相信，与狐仙做朋友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因为狐仙修持有道、知慕风雅，如果能得到他们指点养生之术，比熟读《云笈秘签》还更有用。[12]

（五）

有据可查的西便门角楼最近一次的狐仙香火，大概肇始于清光绪六年（1880）。光绪九年（1883）7月，因为大仙爷治好了黄蔗香的病，他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感谢神恩”的小广告，声称大仙爷于三年前在西便门角楼降神，灵应非常。[25]此前光绪八年的《申报》上详细报道了这座大仙爷庙的兴起过程，其位置确定应该在西便门内。而直到今天，老住户们指认的“狐仙楼”的位置，仍然还是在西便门内的内城角楼畔。

光绪八年《申报》载，西便门内角楼上降神的乃是大仙爷，一开始人们在护城河的长堤之上拈香拜祷，京师地方官驱逐人群后，信众便转移到了对岸的某间破败寺庙之中（可能是西便门内观音堂）。庙内只有残损大殿三间、陶器数具，但因为大仙爷灵应异常，所以问病祈事的信众络绎不绝，尤其是在每月初一、十五，更是热闹非凡。甚至门前卖香的小摊贩，一天就能出售七千多束敬神的线香。随着大仙爷的名气越来越大，有富商巨族捐资修庙，先是新增殿宇，随后又添建一进院落，短短时间之内，居然从三间小破殿发展成为廊房环抱、殿宇辉煌、俨然大观的一处庙宇，名为“蕊珠宫”。是年三月中旬，西便门外杨妃店迤西的惠昌门村里，某位姓朱的骆驼客忽然被西便门角楼的二仙爷附体，治好了邻居的病。从此，二仙爷降神于村内三官庙中。[26]

虽然二仙爷分家带走了一部分香火，但西便门内角楼并未因此沉寂。前述那位黄蔗香，赴京城考试高中后忽然一病不起，数月不愈。于是黄蔗香写就疏文，遥向西便门方向祈祷。居然仅仅三天之后，他的病就好了大半，随后竟然能航海南下。黄蔗香对此惊叹不已，以登报广告的方式感谢神恩。[25]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西便门大仙爷庙仍然名气不减，乃至户部某位退休官员，为了求子还专门到西便门角楼下仙爷庙求签。大仙爷说中了此官三十年前犯下的罪愆，此事在京城中一时议论纷纷[27]。

1927年，西便门角楼拆除，大仙爷庙肯定也遭受重创，然而它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位出生在附近的老人告诉笔者，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城墙拐弯处、护城河的河堤上还有一座“狐仙楼”，其位置正好就是原来角楼所在的地方。这座狐仙楼基座呈长方形，面阔约十米，进深一米多，高度不详，以砖砌成，顶部呈拱形。其所在地杂草丛生，人们常见狐狸在此出没。虽然此时狐仙楼已经没有了香火，但人们仍然相信狐狸在此修行，这种观念并未因为“反对迷信”而消失。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老人说：“没人敢打狐狸。那会儿人都迷信，它成仙了，待会儿它报应你了，你怎么办啊？……那个狐狸要是年头多了，它自然就成仙了。究竟成仙了是什么样，大家也没见过。”

及至20世纪80年代，内城角楼是狐仙楼的传说还在北京市民中流传。丰台区卢沟桥地区流传的“狐仙楼”的传说中讲到，卢沟桥南沙筒地方有个骆驼店，店里有兄弟两人，老大为人奸猾，老二则善良宽厚。兄弟俩分家后，老二无意间救下了内城角楼狐仙的幼子，从此得到狐仙报答，家里平白无故地富裕起来了。老大听说后专门到狐仙楼去捉狐狸，逼狐仙现身。狐仙捉弄他，用打更的木棍当作银子骗他。[28]从情节上说，这是中国民间故事中常见的“两兄弟”故事类型，在家喻户晓的“狗耕田”“牛郎织女”故事中都出现过。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对狐仙楼的描述。狐仙自称住在内城角楼上。这座角楼位于卢沟桥的东北边，那很可能应该就是内城的西南角楼或者东南角楼。讲故事的人这样描述这座狐仙楼：“人们都说，角楼是狐仙楼。有几个狐仙谁也不知道，也不敢去看，只是在夜里能看见星星点点的小红灯笼在角楼内外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红灯笼，是狐仙出没的典型标志之一。《洞灵续志》里记载，有人在端门看见数盏红灯从楼上坠落，走过去后红灯消失不见。守端门的太监告诉他，红灯就是狐仙，红灯从端门上坠落，恐怕是时局有变，果不其然，不久后清帝逊位、国统易帜。[29]《狐仙楼》故事的最后也有类似情节。随着角楼的破损，小红灯笼慢慢消失，狐仙最终离开。

四、城楼狐仙与北京城的空间秩序

将上述所有狐仙故事放回它们原本所在的城墙位置（图1），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虽然旧京民众相信狐仙不爱尘嚣，更愿远避深山修行，但从显灵地点来看，它们仍然留恋都市，特别是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一线的内城城墙，是各位狐仙聚居的地方。这一线的五座城楼里，有四座都有狐仙栖身。崇文门城楼没有狐仙，这可能与狐仙世界的官僚制度有关。狐仙爱住在楼上，尤其是楼上把角处，然而北京内城的四座角楼中唯有西北角楼没有狐仙，这或许与北京城的宇宙论意义有关。

（一）

在温暖的季节里，（城墙）顶部茂盛的树丛和灌木为城墙添了几分生机。……墙根下也有绵延的护城河和低垂的柳条，以及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广植的椿树和槐树。春天到那儿去是最好不过的了，那时，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好似一扇透明的窗帘，倒映在明镜般的河水中；或者稍晚一点，槐花开满枝头，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充满整个空气。如果你善于发现，总能在古城墙附近找到绝佳的创作题材。[2]

人迹罕至的城墙上与城根边是植物的天堂，自然也是各种动物的乐园。直到20世纪后半叶的各种回忆录中，北京市民津津乐道于在城墙边捉蟋蟀、寻野兔的乐趣。即使是前三门一线的城墙也同样如此。

（那个地方）叫狐仙楼，肯定有狐狸。那会儿狐狸多，也没人敢打狐狸。荒里荒郊的地方。……刺猬、蛇，都很多的，……因为那时候草好高好高的，那么高的草。②

东南角楼更不必提，《燕京胜迹》一书中将东南角楼标注为狐仙楼，书中提供的照片清晰反映出1920年代当地水流丰沛、草木繁茂，城墙高不可攀、少有人迹的环境。[30]

城墙为城市保留了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趣。因此，在彼时的北京居民看来，这些高大的城墙城楼其实和山峦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地面上高耸的标志物，是动物的栖居地，是生活世界中的“家园之山”。狐仙仍然是山上清修的仙人，只是这些山并不远离城市，它们就在城市之中，是市民们日日可见却野趣盎然的“悠然南山”。

（二）

事实上，崇文门附近并非没有狐仙，只是它不愿居住在崇文门城楼上，而愿意栖居于街巷胡同之中。珠市口东大街南侧的过街楼胡同，传说就是因供奉狐仙的过街楼而得名，当年楼上对联写着“默佑一方恩已久，虔瞅圣恩愿不虚”，横批“保佑一方”，显然狐仙是这一带商人们的保护神。[32]我们可以理解，商人们的狐仙与文人的狐仙不同，它不愿、也不能落脚于象征国家权力的城楼中，却甘愿栖居于前门最繁华的珠市东大街附近，与澡堂老板、杠房掌柜、银号铺掌们混迹在一起。正阳门狐仙—官僚、宣武门狐仙—文士、崇文门过街楼狐仙—商人、东南西南角楼—乡民，有狐仙的城楼既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标志，又真实地构成了人群聚集空间的边界。

（三）

从明到清，内城西北角始终缺了一角，关于这一现象，历来有无数解释。民间传说认为，北京是“八臂哪吒城”，但哪吒的衣袖挡住图纸一角，造成了北京城缺了一块。有人说，是因为西直门位于地震带上，城墙屡建屡塌，无奈之下只能少修一角。目前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主要因为西北角的太平湖水面太大，地基湿滑，为了避让水域，只能让西北城墙向内避让。然而，正如王军所指出的，北京城精确而艺术地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其“元大都规划设计将不同层级的空间安排统属于哲学意义上的‘道’”。[34]仅仅用技术条件限制去解释都城营造这样的“国之重器”，完全忽略了空间布局与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联系，应该说是有缺憾的。事实上，“天倾西北”是中国最为古老、也最为深入人心的神话宇宙观，由于在西北方向天地距离最近，所以历来被认为是天门所在。这不仅是文献中的神话观念，更是明清时期从帝王到民众共享的宇宙观。明宣德八年（1443），明宣宗下令仿照南京朝天宫样式于都城之西北隅择地修建朝天宫，并设道录司其内，主天下道教事。闰八月戊午日竣工，有景星现于西北天际。有阴阳家说，西北乃天门之位，景星出现，乃上天垂佑之祥也。明宣宗深以为然，并因此御制《朝天宫新建碑》。在碑末诗文中，明宣宗明确指出帝都宫殿上孚九重玉清天紫微宫，城内西北为神灵来往居处。[35]到了明成化十七年（1481）重修朝天宫时，明宪宗朱见深再次重申了皇都西北乃天门之所在的观念，在这里兴建朝天宫，以便于“神祇上下鸾凤随”，如此才能“祝我皇图民物熙，千秋万载无穷期”。[36]

既然内城西北是开天门的地方，这里的城墙缺少一角以表示“天倾西北”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了。西北方向是九重天上神灵来往人间的通道，狐仙无法在此定居修炼，也就是当然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中，有狐仙居住的角楼对应撑天的高山，西北的角楼没有狐仙，其根本原因是共工撞坏了西北不周山。狐仙的在场，标志出城市里的山岳，这些“有仙则灵”的山岳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城楼，而是神话宇宙论中支撑天地、环绕宇宙的“四方之山”。正如在城市内部，不同人群（官僚、商人、文人）都有自己的社会空间，狐仙楼亦表达了不同人群聚集、分类的空间秩序一样，角楼也标志出作为小宇宙的整座北京城的边界。

五、结论及讨论

动物与宇宙论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古代自然知识的关键。过去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缺少关于动物的系统性知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动物与人类同在统一的社会秩序之内。人们并不将动物作为纯粹客体来进行分类辨析，因此“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 [37]。动物的分类知识具有语义性、仪式性和类比性三个特点，其根本目的是要透过动物来理解和建立更和谐的宇宙秩序。[38]为此，动物常常用来标志和象征空间的意义及其秩序。《山海经》中凡记名山大川、朔漠海洋，必记其中的飞鸟走兽、山峭异怪，不同地方的标志性神灵也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刘宗迪认为，一方面，《山海经》中记载了数十种一旦出现就会发生天灾人祸的灵异性动物，是先民在长期救灾防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反映了动物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相关性[39]；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志，《山海经》也以动物作为方国或族群身份的标识[40]。更重要的是，语言叙事使得“圣地和神迹与更广大的世界、更久远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并将之融汇于族群的共同记忆之中”，因此“某山有某兽”这类看似平平无奇的记录方式，本质上是在描画神圣地理世界的地图。[41]在此之后，无论是用动物麇集的园囿来象征帝王权力无远弗届[42]，还是中古时期以动物标志空间方位与时间周期③，抑或清代北京通过动物崇拜来形成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感”[43]，均一再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中常常用动物的存在来标定神圣山川，划定空间界限，表达关于宇宙格局的观念。这也并非中国文明的独有特点，人类学家在从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的广阔世界中都发现了类似现象。以英戈尔德（Tim Ingold）为例，他从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获得灵感，并结合自己在北极圈内的研究，指出栖居于大地之中的人类，必须依赖于动物提供的标记，才能习得、理解和不断建构宇宙秩序。[44]19世纪以后北京的动物信仰事实上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结构的一再复现，它们提醒人们注意到大地上的标记，引导人们进入城市空间的意义世界，使城市景观、动物存在与口传叙事共同营造了某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日常生活中的景观转变为与遥远神话同构的意义世界，即“神话景观”。这正是我们在北京的狐仙楼所看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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