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绥境大楼、北官厅大楼、安化楼。乍一听这三个名字，大概许多年轻的读者会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上了点儿年纪的北京人都知道，它们就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赫赫有名的“公社大楼”。 家家户户没厨房，居民吃饭上食堂，楼里活动室、幼儿园、小卖部一应俱全……在那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年代里，它们成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一个具体诠释。 当年，这三座八九层高的大楼矗立于一片平房区中，有如鹤立鸡群。50年过去了，曾经的大楼，早已湮没于森林般的楼群中。楼内那些为集体生活而精心设计的公共设施，也最终难以抵御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模式，久已废弃。但那曾经与“公社大楼”相伴走过的岁月，那些记录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路走来的历程，早已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与“大楼”一起留在北京人的心中。 闹市里的另类 岳老师家的视野特别好，站在他家6层楼的窗户往外瞧，楼下就是车水马龙的两广路，马路对过儿是一家刚开张不久的家乐福超市，来此购物的人络绎不绝。超市是一个高档住宅小区的底商，小区气派的大门上写着三个烫金的大字——“富贵园”。 “富贵园”这名字虽然显得有些俗气，但也确实表明了这个地段的身价。这里，往东去就是崇文门大街，北面挨着建国门，往南一甩手就是天坛公园，是北京城寸土寸金的地方。岳老师经常凭窗远眺。看着外面繁华的街面，他总是感叹：这里地点好啊！
安化楼建成时的情景。（资料图片） 他住的这座“安化楼”，却有些像闹市中的另类。从外形看，大楼门口设在高台阶上，远处看去像个老式的机关单位。楼里的布局就更怪了，一个大过道儿，两边是房间。黑咕隆咚的过道，长得出奇。按岳老师的话讲：从东头走到西头得一站地。 楼里的主力户型是两居室，一进门左手是厕所，正对着大门是小屋，大门右手是大屋。房子里没有客厅不足为奇，可这房子竟连厨房也没有。 岳老师说，这楼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搞人民公社时候盖的，每家都没厨房，居民们做饭都得到楼道两端的公用厨房。 “当年，这栋楼可是北京市的试点儿呢！周围都是平房，就看它了。”尽管老楼的布局给这里居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但说起它的身世，老街坊们还是透着自豪。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同时在西城区、东城区和崇文区盖了三栋这样的居民大楼：每家每户不设单独的厨房，吃饭到一楼的大食堂；需要个针头线脑，楼里就有小卖部；工作忙没时间管孩子，楼里甚至自带幼儿园……大楼就像一个小社会。 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60年，怎么会设计出这么三栋居民楼呢？ 加快建设，没有标准怎么行 三座大楼虽然设计奇特，但终究属于民居。与同一时期北京的“十大建筑”无法相提并论。要想找出这三栋大楼的设计人员，也不是件容易事。经过多方寻访，记者终于在位于广外大街的家中，见到了三座大楼的设计者之一——老工程师金诚。 1950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刚刚组建时，金诚便拖家带口从上海来到了北京。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可作为一国之都的北京，无论从城市格局，还是建筑物的质量讲，都太陈旧了。其时，中央各部委的办公楼要建，全国各地来北京工作的人，居住问题也要解决。单靠北京城里原有的平房，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赶快建设一个新北京，成为当务之急。 金诚记得，那时南礼士路附近还是一片桃园。出了复兴门就是城外了。复兴门外有个二层小楼，都被大家称为“大楼”。 而在南礼士路盖的三层灰砖居民楼，就是北京最早的小区了。 那时候，苏联专家带来了一套标准化的理念。一栋居民楼，每层多高，一梯几户，房门设在哪儿，门多大，窗户多大，都有标准。不单居民楼有标准图，幼儿园、学校也都有标准图。虽说，按标准图建起来的房子都是一个样，但要加快建设，没有标准怎么行？有了标准，才便于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二战结束后，苏联就是靠着这套标准化理论，迅速把毁于战火的城市建了起来。 此时，北京建筑设计院成立了标准室，金诚便被分配到那里工作。标准室每年都要推出一套标准图。 金诚说，展览路那一带灰砖、坡顶的居民楼，就是当年按标准图盖的。“如果有单位要建房，我们就把标准图给他们，供他们使用。” 在每一栋建筑都追求个性的今天，所有建筑都按照一个图纸修建，几乎无法想象。金诚告诉记者，当时的房子都是砖混结构。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建筑单位进行了装配化试点。在砖厂把砖预制成标准砌块，运到施工现场，一装就行了。就是依靠着这套标准化，当年竟创造出8天盖起一栋楼的神话。 标准室的工作，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每年都会推出格局不同的标准住宅图。修改的部分都是在充分听取住户意见的基础上完成的。 建筑要跟着人的需求改变，到了1958年，这种需求便更加明显了。 建筑也要跟上形势 1958年春，全国农村掀起了兴修农田水利的建设高潮。考虑到当时大搞兴修水利的特点，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发展为大社。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各种称谓的大农业合作社出现在全国各地。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了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谈话时，他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谈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 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中，1958年11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金诚告诉记者，“公社大楼”的出现，便与这次会议密不可分。 此时，在北京三里河、百万庄和和平里已先后建起了几个居民小区。但那种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的居住形式，显然不符合新形势的要求。“设计要有利于组织生活”，成为当时设计人员们努力的方向。 在城市中建立人民公社，要以一种什么样的建筑形式来适应这种新的生活和生产模式呢？作为北京市下属主要的设计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里展开了讨论。 怎样把一个政治理念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建筑上？工程师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讨论起来。 大家提出几个思路，房子要盖得高，五六层不算高，要建八九层。还要搞电气化，要有电梯。各家各户不能局限到各自的小家庭里，要加强彼此间的联系。既要给居民们好的生活，又不能让他们被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缠住。要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好地投入生产。在农村普遍推广的大食堂当然必不可少，有了食堂各家各户都不用开伙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了，孩子由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总得有个买针头线脑的地方吧？每层最好再设个小卖部。” “民兵组织和大楼管理人员也得有办公的地方，还得为他们设计一间办公室。” “那么，要不要设车库呢？……” 那次讨论非常热烈，工程师们都展开了自己最丰富的想象力，各抒己见。一栋具有“公社”色彩的综合住宅楼的蓝图，就这样被勾画出来了。 金诚回忆，起先设计人员们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毕竟国内外还没有类似的先例。居民们住进去后能适应吗？集体生活能组织起来吗？ “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盖大楼。” 但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当时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一个大的嘛！” 于是，在1960年，脱胎于同一个图纸的三座“公社大楼”相继开工。 公社大楼怎么选的址？ 据说，市里原先的意思，要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如果可行再向全市推广。 1999年出版的《北京志·市政卷·房地产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人民公社化”的影响下，在东城区北官厅、西城区福绥境、崇文区广渠门、宣武区白纸坊等地兴建了“公社化”住宅楼。这些楼房多为八层，其底层为大房间，作为公共食堂；楼层内为一个大通道、厕所、水房。 但事实上，书中所记载的位于宣武区白纸坊的第四座公社大楼，并不存在。当时建一座八九层高的大楼，投资少说也要三四百万元。相对于另外三个城区而言，宣武底子最薄，一下子让宣武拿出那么多钱，他们确实有些力不从心。最终，计划中的这座宣武的“公社大楼”没有建起来。 那么，大楼的选址是如何确定的呢？老设计人员们说：“那会儿都是区里基建处抓，也没那么多拆迁问题，还不是说在哪儿盖就在哪儿盖？”
站在福绥境大楼往外看，是毗邻的白塔寺。 50年过去了，当年具体参与其事的政府工作人员已很难查找。但记者阅读了《福绥境街道志》，感觉大楼的选址并不是那么随意。 据记载，福绥境原名“苦水井”。后来有一位国民党官员在这里买了宅子，嫌“苦水井”的名字不入耳，于是把这里改名叫“福绥境”，取意平安有福的地方。名字虽然改了，可这里的环境恶劣依旧。解放前，这附近有四个大粪坑，垃圾堆积如山，夏天蚊蝇成群，刮风黄土飞扬，下雨泥泞满地，居民们住的也都是低矮破旧的危房。甚至还有“院子比胡同低，屋子比院子低”的所谓“三跳坑”房子，一下雨，路上的积水就倒灌进屋。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展开了清洁古城的运动。在街道的带领下，福绥境的居民们清除了大粪场，搬掉了垃圾山，整修了道路，安上了自来水。 到了1958年，这里消灭了“四害”，成为“四无境”。为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特意为福绥境拍了个纪录片——《一条小街》，专门向全国推广福绥境的经验。 曾参与《福绥境街道志》编写的龙德麟老人告诉记者，当时还流传着一个谚语：全国看北京，北京看西城，西城看福绥境。 1959年，福绥境街道率先拉开“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序幕。龙德麟记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托儿所成群，服务社成林，工厂成串，食堂成片。” 可见，当时福绥境街道在整个西城区，乃至全北京都有着标杆的地位。为什么会把西城区的这座“公社大楼”建在福绥境，也就不言而喻了。 由于资料所限，记者无法了解安化楼和北官厅大楼所在地的情况，但通过福绥境，大致也能窥见一斑了吧。 “我把大楼的腿儿掰过来了” 1960年前后，三座大楼相继开工。虽然它们都脱胎于同一张图纸，但仔细一看，就能发现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 安化楼整体呈U字形，福绥境大楼是N字形，北官厅大楼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板楼。此外，安化楼和北官厅大楼都是九层，福绥境大楼只有八层。 这三座楼中，福绥境大楼体量最大，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共有189个居住单元和101间单身宿舍；安化楼次之，建筑面积2.03万平方米，共288个居住单元；北官厅大楼最小，建筑面积只有1.4万平方米，共124个居住单元。 内部结构上，三者也不尽相同。据说，福绥境大楼公共设施最齐全，食堂、幼儿园、小卖部、公共浴室，一应俱全。而另两座楼的老住户们记得，北官厅大楼和安化楼里只有公共食堂，没有幼儿园和公共浴室。 据了解，当年负责安化楼施工图设计的工程师张念曾老先生已于去年逝世。2009年2月，记者在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见到了当年负责福绥境大楼施工图设计的工程师——张成武(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 张成武告诉记者，虽然三栋楼用的是一套标准图，但盖大楼时，设计师们还要根据施工地点的实际情况和当地的要求，做适当调整。在画福绥境大楼的施工图时，他就在原有基础上做了不少改动。 福绥境大楼，原称鲁迅纪念馆北住宅，“公社大楼”则是老百姓们的俗称。张成武记得，最初标准图上，它是个“U”字形，就是现在安化楼的样子。 原设计中，U形朝东和朝南的部分是普通住宅。朝西的附楼，一二层是幼儿园，三至八层则是单身宿舍。大楼的主力户型是两居室，包括一个卧室，一个起居室，一个卫生间和一个阳台。 张成武说：“这种户型是为一对夫妇设计的，没有孩子的地儿。孩子们都送到楼里的幼儿园，小的时候由一二层的幼儿园管，上了学就住到幼儿园上面的单身宿舍里。” 在当时，职工们每天的工作生活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一天三顿都在单位食堂解决。每天晚上六点下班后，还要开两个小时的生活会，读报纸，讲时事，业务学习，党团活动……周末也经常不休息。 这样一来孩子就没人管了。特别是双职工家庭，就更头疼。要是有个幼儿园开在家里就好了。修建福绥境大楼时，这个想法终于成为了现实。大楼西附楼设计了一个能容纳200名孩子入托的幼儿园。不但如此，楼上的单身宿舍连上学的孩子都管了。 直到现在，从福绥境大楼西附楼的格局上仍能看出当年单宿的模样。中间过道儿，两溜儿单间，公用的水房和厕所设在走廊里，还有面积不小的活动室。完全是按照学生宿舍设计的。 据福绥境大楼老住户刘大妈说，后来幼儿园成了大楼里硕果仅存的公共设施，直到2003年非典的时候才撤。 为什么后来建成的福绥境大楼没有采用原设计中的U字形，而变成了造型奇特的N字形呢？张成武说：“U形楼虽然坐北朝南，但东西两个附楼互相遮挡，谁都见不着太阳。所以，我在画施工图时，把大楼的一条‘腿儿’给掰过来了，变成了N字形。这样，谁也不挡谁了。” 除了改变了大楼的整体形态，内部结构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原本设在大楼顶层的公共大食堂，被挪到了一层，这样不但楼里居民吃饭方便了，食堂还能对外营业。万一居民们吃不惯大食堂怎么办？张成武在每层设了一个公共厨房，给每家每户打上隔断，居民可以在这儿生火做饭。 大楼一层除了住户，还设了很多服务设施，像小商店、理发室、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虽然每家厕所里都留了安浴盆的地儿，但要是有人懒得自己烧水，可以到公共浴室洗淋浴。那里的热水都是楼外的大锅炉烧的”。 谁住进了“公社大楼” 三座大楼都选址在老城区。成片的平房中，要盖一栋八九层高的大楼，消息一出就在周围老街坊之间传开了。 当时，作家史铁生正在东城区王大人小学二年级读书。直到四十多年后，他还记得北官厅大楼尚未动工时，老师是如何兴奋地在课堂上向他们描绘大楼建成后的样子—— 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儿有俱乐部，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还有放映厅，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医疗站、小卖部…… 老师说得绘声绘色，小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听到精彩处大家不由得热烈地鼓起掌来。在他们心中，大楼就是共产主义的化身，一个理想社会的样板。在那里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 在年幼的史铁生心中，“公社大楼就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矗立在四周黑压压望不到边的矮房之中，明朗，灿烂，神采飞扬。”而住在里面的人们则是最幸运的幸运儿。 那么，大楼盖成后，哪些人成了那些令人艳羡的幸运儿呢？曾有人把这三座大楼称为“高干楼”，传说中只有高干才能住进去，最低也得是个科级吧？也有人说，住进这栋楼的人都是当时的精英，就算不是高干，至少也得是个劳模、先进什么的。 50年过去了，大楼的居民换了一茬又一茬，要想找到第一批迁入的原始居民，真不是件容易事儿。在安化楼六层，记者找到了1962年就住进大楼的老住户李秀梅大妈。李大妈不但是大楼的第一批住户，而且还在这儿当了几十年的居委会主任，对于安化楼里居民们的情况最了解不过。 听了“高干楼”的传闻，李大妈哑然失笑：“什么‘高干楼’，这里面一个高干也没有。”她告诉记者，安化楼里的居民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好多都是就地回迁的老居民，曾经在此住过的最大的一个官，是崇文区检察院的检察长；而楼里住的挣钱最多的人，那就要数她和她嫂子家了。李秀梅的老伴老家在吴桥，祖传的杂技绝活。抗美援朝那会儿，他跟哥哥一起赴前线慰问志愿军，回来后便留在了中国杂技团。“那会儿，普通工人一个月才挣三四十元，我们孩子他爸挣200元。”她自豪地说。 李秀梅家之所以能住进安化楼，完全是换房站的功劳。 1951年，北京市政府取缔了靠卖房买房为业的“拉房纤儿的”。为了解决职工住房离工作地点太远的问题，北京各区房管处相继成立了调配组，专管房屋交换。1962年，调配组改名为换房服务站。 安化楼盖好时，换房站的工作人员就找到当时住平房的李秀梅，问她愿不愿意搬到刚建好的公社大楼去。李大妈记得，换房站不单问了他们一家，好些街坊都问到了。“从平房搬到九层大楼，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李大妈说。当时，平房的房租只有一元多，大楼房租则要三元多，除此之外，水费电费都比平房贵。普通收入的市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五六元。 2001年从北官厅大楼拆迁后回迁到新楼的陈宝珍老先生，也是第一批入住公社大楼的老住户。他也不承认“高干楼”的说法。他诙谐地说：“这楼里住的，干什么的都有，就是没‘高干’。要说官儿大，那可能我官儿最大了！”当时，陈宝珍在军队服役，是一个正团级军官。 北官厅大楼没盖的时候，陈宝珍就住在这一片。要盖大楼了，他住的平房也拆了。一年之后，九层大楼拔地而起，他和许多老住户都回迁到楼里。他记得，当年入住大楼的条件就两个：第一，每月家庭收入不低于100元；第二，不许自己开伙做饭。同意了这两个要求，陈宝珍带着妻子搬进了九层大楼。 短命的大食堂 在外人眼中，公社大楼里的集体生活既神秘，又令人向往。在散文《九层大楼》中，史铁生这样记述当年他对大楼生活的遐想： 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到那时候，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就行了，别的事您就甭操心了，国家都给你想到了，比你自己想得还周到呢。你们想想，钱还有什么用？擦屁股都嫌硬！ 公社大楼里的生活真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吗？的确，刚开始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 1962年，在北京市百货公司工作的张青作为第一批居民住进安化楼七层。直到现在，她还记得最初的印象：一进门四根大柱子，每个柱子上都有四个壁灯，墙壁雪白，地上铺着红色的花格小方砖，每层走廊都悬着五盏明亮气派的吊灯。大楼两端和中间共有四部电梯，一出电梯就能看到小卖部和活动室。公共食堂设在大楼一层，周一到周六的工作日，大楼居民都在单位食堂吃。每到周六晚上，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工作人员推着小车，挨家挨户询问居民们第二天想吃什么。当时也没有菜谱，居民们想吃什么就写在大师傅的笔记本上。事隔四十多年，张青已经记不得当时点过什么菜了，但她还清楚地记得，每次临走时服务员都热情地问她要不要打开水。 陈宝珍回忆：“头回来北官厅大楼，感觉就跟上了天堂似的。那时候，一说共产主义就讲‘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楼都齐了。还有电梯呢！每次回家都觉得是进了高档饭店一样。”那时候，徐水是人民公社的标杆，陈宝珍也随部队到徐水参观过。“可徐水的小二楼跟咱们这楼一比，那差远啦！”陈宝珍记得，每到吃饭时，居民们就会到大食堂把饭打回来吃。每层楼两端还有水房，冷热水兼备，需要饮用水可以去食堂打，一分钱一暖壶。 1961年入住福绥境大楼的刘大妈记得，福绥境的大食堂能容纳500人，一到饭点儿全楼的人都到食堂去吃饭，吃完了一抹嘴就走了，连碗都不用刷。 在大食堂吃一顿要多少钱？由于年代久远，老住户们大多已经不记得了。陈宝珍记得，北官厅大食堂价钱跟普通单位食堂差不多。而福绥境大楼的老住户刘大妈却坚称，在大食堂吃饭根本不要钱。“不过，就是吃不饱。那会儿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食堂给的份儿饭根本不够吃的。” 大食堂究竟持续了多久，众说纷纭。陈宝珍说：“食堂坚持了不到半年，各家各户就开始在楼道里生火做饭了。食堂虽然方便，可毕竟没有自己家里做得可口。” 刘大妈说，主要还是三年自然灾害闹的，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每月的配给也不够吃了，家家户户都想弄点儿小灶改善改善。 总之，没过多久，宽大的楼道里就开始支起了炉子，每家门口都摆上了案板。一来二去，大食堂没人去了，各家各户都开始自己开伙做饭了。渐渐地，楼里的管理员也撤了，公社大楼短暂的集体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用了半个世纪的公用厨房。 1968年，王绍兰搬到安化楼的时候，楼里已经通了管道煤气，楼道两边的水房被辟为公用厨房，一家一个灶眼。 福绥境大楼和北官厅大楼却一直也没通上管道煤气。先开始居民们都生煤球炉子做饭，渐渐地有人用上了煤气罐。虽然福绥境大楼里设有公用厨房，但终究不方便，大家还是喜欢在自家门口做饭。楼道里没有通烟设施，一到做饭的时候满楼道烟熏火燎，谁家吃什么全楼都知道。很快，大楼雪白的墙壁熏黑了，宽敞的楼道堆满了东西。 张成武记得，上世纪70年代福绥境大楼的管理人员曾到设计院找过他，希望他能给居民们设计个厨房。经过实地考察，他觉得可以把宽大的阳台一半改成厨房，“只要接个上下水，做一个玻璃隔断就行了。”可由于经费问题，这套方案最终没有成型。 陈宝珍说，上世纪90年代也有人到北官厅大楼考察过，想在楼外给每户接出一个空中厨房，可成本一算下来跟盖一栋新楼也差不多了，最终这个方案也不了了之。 充满温情的大楼
福绥境大楼内的信箱。 尽管大楼的设计缺陷给住户们造成了很大困扰，但它也给人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张青大妈直到现在还记得刚住进大楼时的心情：“感觉挺自豪的！” 在附近街坊们的眼中，公社大楼简直就是摩天大厦，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住进去。“高干楼”的传闻因此流传了很多年。张青记得前两年还有个住平房的老太太跟她打听：“你是住这楼上吗？听说这是‘高干楼’，当年我们都不敢进去。” 大楼里的电梯更成了周围孩子们的大玩具。“那会儿，哪儿见过电梯呀？全北京的居民楼就这三座有电梯。”小时候，曹震山家就住在安化楼附近。大楼刚盖起来的时候，听说楼里有电梯，他们这群孩子还以为是会发光的梯子。几个小伙伴成群结队地来到大楼，抻着脖子往里看，一间“小房子”，哪儿有会发光的梯子呀？他们走进去，管理员一按钮，“房子”呼地一下升上去，再开“房门”已经是楼上了。 从此以后，最让电梯管理员头疼的就是这帮孩子。刚把他们送到九层，一开八楼的门，他们已经在那儿候着了。后来管理员都认识他们了，一看是这群孩子就往外轰。 大楼九层的活动室也是居民和孩子们爱去的地方。围棋、象棋、乒乓球案子一应俱全，每天一放学大楼的孩子们就呼朋引伴地聚在这里打球、下棋，玩得不亦乐乎。 李秀梅记得，“文革”前街道办事处还出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放在活动室里，5分钱一张票，每天晚上都坐得黑压压一片人。 曾在北官厅大楼当过居委会主任的徐云琴记得，每到周末九层活动室都有舞会。 大楼的娱乐设施带给居民们许多欢乐，但更让他们难忘的是邻里间脉脉的温情。你买一根冰棍，我得咬一口；我买一根冰棍，你也咬一口。一根冰棍三四个孩子吃。邻居间吃喝从来不分你我。谁放学回来，家里锁门没人，来，上大妈家来，大妈这儿有吃的。公用厨房，你做了好吃的分我点，我做了好吃的送你点，透着亲热。 王绍兰家是安化楼里惟一的回民。街坊们知道了，炖肉炒菜都避着点儿，还专门腾出一个水龙头给她用。“爸爸搬走了，还嘱咐儿子：‘你大妈是回民，洗肉炖肉都注意点儿！’”老街坊的关照，她至今念念不忘。 陈宝珍的老岳母也是个热心人，全楼的邻居都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她。“那会儿，谁回家都先上我们家拿钥匙去。” 从北官厅大楼搬进新楼的雪秀丽，直到现在还会习惯性地把自家做的小吃送给邻居，但她发现新邻居并不怎么欣赏。“现在，住对门都不见得认识。独门独户是方便了，但邻居间的温情也没有了。”想起了大楼里亲热的邻里关系，雪秀丽不禁有些怅然。 大楼去留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大楼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家里不够住了，居民们开始在屋里搭阁楼。阁楼住不下了，又开始抢占水房。活动室、小卖部、公用浴室，凡能住人的地方都打起了隔断。 楼道天花板下，电力、电信线拉得像蜘蛛网一样。电力线老化、容量小，夏天一用空调就掉闸。有些隔墙用的是苇箔抹灰，既不防火又不隔音。楼内很多管道年久失修，锈蚀漏水，许多房间天花板都被污水泡坏了。楼道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原本可以并排骑两辆车的楼道，最后只能过一个人。据说，1998年安化楼进行清理的时候，总共拉走了一百多车垃圾。 时光荏苒。进入二十一世纪，三座大楼早已湮没在北京崇山峻岭般的楼群中。它们局促的环境也成了明显的火灾隐患。 2001年，北官厅大楼要拆了。虽然一直以来，没有厨房等诸般缺陷让住户们叫苦不迭，但陪伴自己走过了40多年的老楼要拆了，他们还是万分不舍。 陈宝珍说：“这楼质量好啊！墙有半尺厚。唐山地震的时候，周围好些小平房都倒了，就这楼纹丝没动。”关于老楼的结实，老住户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这三座公社大楼是盖人民大会堂剩下的料盖的。那可都是全国支援的好材料，这楼质量能错得了吗？ 不过，曾参与建设的张成武却说：“根本没这回事儿！当年，盖人民大会堂剩下的料确实建了一栋楼，但不是公社大楼，而是西四附近的市政工程局大楼，那楼也是我出的图。” 即便是这样，老住户们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传说。 爆破在夜里进行，那天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让众人没想到的是，爆破之后，大楼竟然还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三天才拆干净。尽管负责爆破的部门解释是因为整栋楼用的钢筋少，爆破缺少连带动力，但大楼的老住户们还是更愿意相信是因为大楼太结实了。 曾经在老楼只有19平方米居住面积的雪秀丽，现在回迁原地住上了80多平方米的房子。不炸老楼，怎能有回迁的新楼住呢？但炸了老楼，他们感情上又觉得可惜。按陈宝珍的话说：“我们对老楼是既爱又恨。如果能把它改造成别的用途，那就更好了。” 2004年，福绥境大楼也清出了全部居民，面临着去留两难的境地。西城区政府曾邀请相关部门对白塔寺历史文化保护区进行过规划设计。有专家认为，福绥境大楼明显高于白塔，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应将它拆掉。 此时，担任《建筑技术》杂志总编辑的徐家和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认为，福绥境大楼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虽不能与同期的“十大建筑”相提并论，却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标志性建筑物，应该保留。 最终，西城区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保留了福绥境大楼。 2007年底，北京市规委、市文物局联合公布《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并规定：这些建筑原则上不得拆除，建设工程选址应避让。福绥境大楼也名列其中。 徐家和对记者说，一个城市的历史进程，不单应有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也应有近代建筑。一个城市只有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和遗存，才能维系它的历史文化，保持一段完整的历史记忆。 而今，饱经风霜的安化楼，成为惟一一栋依然有人居住的“公社大楼”。它静静地矗立在车水马龙的两广路边，默默地陪伴着这座城市和它的老街坊们。 （感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九三学社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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