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甜蜜”印记

2024-3-6 09:23|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高申|来自: 北京纪事杂志社

摘要: 北京人独有的“甜蜜”记忆收藏光阴糖纸当邮票“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茅房没有高级纸，气得老头不拉屎。（另一个版本，是‘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进医院’。）”这是我爸妈小时候的 ...

北京人独有的“甜蜜”记忆

收藏光阴糖纸当邮票

“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茅房没有高级纸，气得老头不拉屎。（另一个版本，是‘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进医院’。）”这是我爸妈小时候的一首童谣。产生时间，大约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时候，物资匮乏，市场上“有钱无货”。政府为调整经济、回笼货币，特意进口一批食材，制成了食品，再以高价出售。因为不是每个市民都买得起（农村人更是不知道），所以带着怨气的市井人家（大姑娘小伙子们），就开始编排各种歌谣，发泄一下。

每次跑到“副食品商店”里来，最令我心仪的，还要算各色甜食。记得那年月，在食品店里，凡是能进到些什么新鲜的吃食，家人都要给我弄点儿尝尝。哪叫动物饼干，哪叫酸三色水果糖，还有黄油球、大白兔奶糖、拼音字母样式的胶皮糖，以及酒心巧克力，只要是看上的，就尽量满足我这小吃货的需求，直到满口虫牙为止。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小方块形状、外面包裹着彩色图案的巧克力糖。这种巧克力，味道极好。放入口中，含上一会儿，便会融化于心。我一边吃，一边仔仔细细地看那张包装纸。看来看去，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组关于体操运动员的图案。大致有单杠、双杠、吊环、鞍马、平衡木……过了许久，我迷恋上了集邮，在见到1974年发行的《体操运动》邮品时，又看到完全相同的画面。这令我欣喜异常，仿佛捡回了一个童年的梦。

难敌麻酱魅力

无论有没有“高级点心”或糖果可吃，对于北京市民而言，每逢盛夏，小副食本上那二两“芝麻酱”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点“芝麻酱”打底，北京老百姓的生活，便没了滋味。记得几年前，住在武汉户部巷附近。每遇早点开摊的档口，我就要去吃份热干面。由于怕辣，便让老板尽量少淋些红油。跟他说完了，我会不错眼珠地盯着，以防老板手太快，一不留神就给我添满作料。“辣油少，那多加些芝麻酱？”他抬头看我一眼。“得嘞。麻烦您，给我来三勺。”我一点也不客气。“你是北京人吗？”别看这老板年岁不大，眼界还挺宽。“没错！不是北京人，还不会这么贪恋芝麻酱呢。”那厮倒是实诚得很，还给我饶了一大勺。但见我捧着“芝麻酱面”，扬长而去。

其实，老北京人与这热干面的缘分并不深。而芝麻酱，却是京城“各路吃食儿”的最大伴侣。尝爆肚，得蘸芝麻酱；涮锅子，得用芝麻酱做成的小料打底儿；“光屁股”凉面（不加菜码儿的），拿芝麻酱一拌就齐活；喝面茶，小米面上得来一层芝麻酱当点缀；最不济的，烙点儿芝麻酱糖饼，然后跟高英培相声里说的那样，能扛着出门钓个半天鱼，都不带饿的。或是炸些馒头片，再抹上一层芝麻酱，外加一层绵白糖，张嘴咬一口，那叫一个香！总之，“芝麻酱”对于京城市民，是须臾不能离开的好物件。

很小的时候，家里大人指派我到住家的大街对过儿，一个叫“米市大街副食品商店”的地方，去打芝麻酱。那会儿，装芝麻酱的罐子，是各家各户自备的。虽然时间有些久远了，但记得每次站在售货台跟前的时候，我总要拿眼瞧着那巨大的芝麻酱缸。由于跟售货的大叔早已混个“脸熟”了，所以当他像变戏法似的，用大勺把酱料从缸里捞出来之后，就会习惯性地往我的嘴边抹上一点儿。再看着我很享受地用舌头顺着嘴边舔。就这不丁点的芝麻酱，浓稠醇香，让我在童年的记忆中，增添了一份温馨与美好。

远嫁来的北京味道

当然，除了在商店里买，我还有另外一个能得到甜食的渠道——姑姑与婶婶会从单位里，给我捎带些吃的。她们俩，都在一个叫“义利食品厂”的单位工作。

于是，我能吃到的美食，便多了一种“威化巧克力饼干”。其实，我心目中的“义利”，是能够生产出儿时最值得回味之糖果的。据说，“义利”品牌的诞生地，是在距离北京数千里开外的上海；其创办者，是于南京路上摆摊做糕点的一个苏格兰青年。那一年，乃清光绪卅二年（1906年）。此后，能做出精致西点的“义利”，亦开始生产“星”牌奶油巧克力。待1915年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且获得金质奖章后，这款食品也被人们称为“金奖巧克力”。

及至新中国成立时，由于中外贸易停滞，以对外出口为主的“义利”经营出现困难。于是，急需寻找出路的“义利”总经理，与北京新中国食品厂的老板一拍即合。上海“义利”从此变成了北京“义利”，“义利”食品亦成为新中国诞生后第一家主动由沪迁京的企业。

1950年初冬，上海“义利”的48名员工，以一台和面机、一台英式烤炉的“全部”家当进入北京。他们所选择的建厂地点，是在广安门内大街。至于为何要在此建厂，精明的上海人是有着自己一番考虑的：那时的广内大街，南北两侧多坟地、菜地，地价低廉得很。而且，于广安门城墙外，有环城铁路、京绥铁路（京包线）与广安门火车站等，交通运输十分便利。此外，城内的广安门煤铺与广安门菜市场等，亦能为“义利”提供必要的物资。有着此等好处，“义利”又何必弃之不用呢？

曾经的“义利”，带给京城民众的是酸三色、黄油球、果子面包、酥糖、各款饼干与巧克力。当然，其最具特色的还要数维生素面包了。在一个“只求吃饱、不讲吃好”的年代里，被添入人体必需之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面包，于当时已然成为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最便捷方式。因此，维生素面包也被誉为“买得起的营养”。

我对义利面包的认知，或与著名作家肖复兴先生有很多一致之处。肖先生在《咫尺天涯》中曾经这样写道：“对于老北京人而言，面包真正走进普罗大众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始自义利面包店。老北京人可能对曾经卖过面包的其他店铺没有任何印象，但对于义利从来都是记忆深刻的。这当然不能说明义利面包的质量就是最好的，但可以说明它的普及程度是最高的。”“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人，很多都吃过义利的面包，尤其是义利的果子面包，几乎象征着那个时代北京人对面包的认知。即使那时候义利的面包远远不可能像馒头烙饼一样成为北京人的主食，而不过只是一种点缀，但仍然可以说，义利的果子面包和北冰洋的橘子汽水，已进人北京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最富有民俗特点、形象化、有滋有味的历史插图，至今依然色彩明丽，抹杀不掉。”能够使用如此优美的语言，来评价一种品牌的面包，肖先生做得到，我却很难做到。

多少年以后，也就是我无节制地品尝威化饼干之时，京内第一家“西式快餐厅”诞生了。要说起来，这家引进了香港先进生产线的餐厅，比起1987年落成的肯德基，还要早了三个年头呢。1984年4月20日，在而今已然无存的西单南口之西绒线胡同，“义利快餐厅”正式开业。有外国记者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在我产生记忆的年月里，义利快餐厅却始终与我无缘。最终，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