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塔寺里极富历史艺术价值的“乾隆碑”

2024-5-10 17:48|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闫霞|来自: 北京日报

摘要: 五塔寺是坐落在北京动物园北侧、长河岸边的一座明清皇家寺庙旧址，因寺内金刚宝座塔顶部矗立五座密檐小塔而得名。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就在五塔寺内，其中藏品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包括碑碣、墓志、佛造像、经幢、石雕 ...

五塔寺是坐落在北京动物园北侧、长河岸边的一座明清皇家寺庙旧址，因寺内金刚宝座塔顶部矗立五座密檐小塔而得名。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就在五塔寺内，其中藏品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包括碑碣、墓志、佛造像、经幢、石雕、石质建筑构件等，多有历代帝都特色，其中不乏石刻艺术珍品、精品、国家一级文物。而出现在乾隆朝的几通石碑，极富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从中可以一窥“康雍乾盛世”的片羽吉光。

五塔寺雪景（摄影：闫霞）

金刚宝座塔与重修正觉寺碑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又称五塔寺塔），是明成祖朱棣为来自印度的高僧室利沙而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竣工于成化九年（1473年）。

金刚宝座塔身大量使用中式建筑的屋面、檐椽、瓦当、勾头滴水和斗拱等形式，做成仿木石雕进行装饰，带有浓重的中国传统建筑格调和韵味。须弥座下枋、南面券门上方塔额、塔身佛龛两侧边沿荷叶匾内、楼梯转角处、五座小塔须弥座上枋处、中央大塔塔刹等多处镌刻汉文、藏文、梵文文字。

金刚宝座自上而下，由表及里，几乎处处都有艺术装饰。造像装饰以藏传佛教密宗图像为主，图像内容丰富多彩，雕刻技巧娴熟，画面丰富饱满，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构成了佛塔上的世间万象。

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皇帝母亲崇庆皇太后六十、七十万寿，正觉寺（乾隆因避其父“胤禛”讳，将真觉寺更名为“正觉寺”）被选为祝寿之地，对金刚宝座塔塔基、塔身、塔顶五座密檐小塔加以修缮并添建一座重檐琉璃罩亭。

御制重修正觉寺碑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螭首龟趺，碑身阳面边框浮雕缠枝莲，碑阴无字。额篆“御制”，碑文满汉合璧的部分在碑阳东侧，蒙藏合璧的部分在西侧，记录了乾隆二十六年重修正觉寺的情况，此碑原在金刚宝座塔侧的碑亭内，现仅存石碑。

御制重修正觉寺碑

北京体量最大的两通卧碑

北京的古碑以立式为多，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普胜寺创建碑、重修碑，是目前所见北京地区体量最大的两通卧碑，前后相差93年，皆为皇家御制，见证了普胜寺乃至清王朝的盛衰兴亡，是顺治和乾隆时期碑刻的经典代表作品。

普胜寺创建碑立于顺治八年（1651年），是大清入关后镌刻的第一通关于藏传佛教的碑刻。普胜寺重修碑立于大清入关一百周年的乾隆九年（1744年），该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碑文为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碑文简述了藏传佛教的意义及重修普胜寺的情况，追述了五世达赖在京活动及喇嘛教传播情况等。撰文者励宗万是雍正到乾隆朝前期著名的“御用书手”，北京法源寺、十方普觉寺的雍正御制碑，均为励宗万“奉敕敬书”，《石渠宝笈》中还收录了他的绘画作品。

普胜寺卧碑

普胜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11号，原为明代皇城东南的崇质殿，也是明英宗囚禁八年之地。顺治八年，在崇质殿旧址敕建了一座喇嘛庙，赐名为普胜寺，这是清廷在北京最早敕建的三大喇嘛寺庙之一，后又多次维修，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乾隆九年和四十一年（1776年）两次。

1916年，欧美同学会的蔡元培、詹天佑等人，集资以2000元现银购买了已经衰落的普胜寺，驻寺喇嘛全部迁至地安门火神庙居住。经过修葺，在此成立欧美同学会。临街大门为民国时所建，主院的建筑仍保存原物，现为北京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因示直隶总督方观承诗碑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通石碑原立于北惠济庙真武殿后，碑阳、碑阴两面题诗，均为乾隆皇帝御笔，是其两次视察永定河堤时所作的两首五言诗。碑阳诗作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碑阴诗作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永定河是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历史上永定河水患严重，在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二十年的58年间，永定河下游被动改道6次。乾隆十四年（1749年），方观承受命任职直隶总督，自此开始了治理永定河的生涯。

乾隆十五年春天，乾隆帝亲视永定河大堤，以御制诗的形式向方观承面授机宜，提出治理永定河的方略。最初，乾隆帝将江南河道总督高斌的“豆瓣集漫口图”展示给方观承，而方观承直言进谏，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河方针，建议取河中淤土用于加固堤防，这样培堤与浚淤同步进行，一举两得。乾隆帝采纳了方观承的建议，同时也提出治河方针，因为方法得当，治河大见成效。

乾隆帝称赞其“以书记起用，古有今则无。有之祇一人，曰惟观承夫”。值得一提的是，方观承的曾祖方孝标被清廷视为犯有大逆之罪，而乾隆皇帝又是一个精明苛察的帝王，方观承能够得到如此重用，才干德行可见一斑。

颁恩碑：见证多尔衮平反

多尔衮是清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对清朝入主关内、统一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曾受封摄政王，为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掌权者。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突然去世，享年三十九岁。顺治帝下旨追尊多尔衮为帝，庙号成宗，安葬在北京东直门外。次年年初，再度下诏将多尔衮元妃尊“义皇后”同附庙享。但多尔衮很快遭到清算，被夺去亲王封号，撤出庙享，罢黜爵位，后又将其开除皇族宗室，并毁坏园寝。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朝廷谕旨恢复多尔衮宗室身份，复入玉牒，仍享睿亲王封号，赐谥为“忠”，称为“和硕睿忠亲王”，配享太庙，照亲王园寝制度，修葺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重建王府；令多尔博（即多尔衮嗣子）五世孙淳颖承继多尔衮香火，并承袭其爵位，“世袭罔替”，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又令国史馆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中“睿亲王多尔衮传”。

乾隆从大局出发，对清初开疆拓土、建立功勋的宗室诸王，采取“推恩”政策，为多尔衮旧案纠错，为宗室诸王复号，对明清易代之际的明朝叛臣降将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人列入《贰臣传》，以及对被崇祯冤杀的袁崇焕案件进行解密和重新评价等一系列举措，可谓用心良苦，十分高明，发人深思。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宗人府颁恩碑为一方半截残碑，碑首、碑阳均镌刻满、汉两种文字，有“皇帝”“睿亲王”“六十年”“宗人府”等字样。碑阴界格内镌刻人物姓名。这方残碑原立于宗人府内，乾隆帝晚年决定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当时宗人府根据圣意立了这通颁恩碑。

御制崇元观瞻礼诗碑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还有一通御制崇元观瞻礼诗碑。此碑螭首方座，通高4.94米，碑文为乾隆帝御笔行书《崇元观拈香即事》诗二首，原址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大街崇元观。

崇元观是明清时期北京地区著名的道教庙宇，建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原名崇玄观，清代因避康熙帝玄烨讳改名为崇元观。崇元观气势恢宏，主要建筑有玉皇殿、三皇殿和三清殿。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对崇元观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缮，乾隆皇帝为三大殿分别题写了“神霄辑瑞”“统纪权舆”“首德开宗”匾额。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乾隆皇帝于孟冬祭祖后到清漪园向太后问安，途经西直门，正赶上崇元观举行重修落成典礼，就便观礼并写下两首诗。诗中表达了以古鉴今之意，警示百官，富贵要“慎微切切”，严禁弄权。书体圆润飘逸，气势豪放雄健，是现存乾隆皇帝行书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清末崇元观迅速破落，民国后崇元观内原有旧屋被损毁殆尽，旧址被改建为陆军大学，后成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学府，很多抗日将领曾在此就读。

傅恒宗祠碑：父子配享太庙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还有一通为生者建祠堂所立的石碑，主人是乾隆时期著名八旗军统帅——傅恒，记载了他在大小金川战役中的功绩。此碑雕刻技艺精湛，无论是从形制、气势还是雕工来看，均属清代碑刻中的精品。

傅恒居宰相位达33年之久，是乾隆朝前期文治武功重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乾隆皇帝自我标榜的“十全武功”中，有五次发生在傅恒任首辅期间，即初定金川、两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及征缅之役，傅恒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决策者。尤其难得的是，傅恒三子福康安在清代历史上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生戎马倥偬，血战疆场，如征廓尔喀、平金川，镇压台湾天地会起义、甘肃回民起义、湘黔苗民起义等，是从无败绩的常胜将军。乾隆帝对福康安平定廓尔喀侵藏战争给予高度评价，把它作为自己最得意的“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一个，并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刻碑（《御制十全记碑》）纪念。

傅恒宗祠碑

傅恒、福康安父子不仅数次亲赴前线，将子侄送往军中历练，坚定地支持乾隆皇帝的统一大业，还举荐了岳钟琪、孙士毅、阿桂、毕沅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良将，对国家统一、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功不可没，配享太庙，入祀贤良祠，同列紫光阁。

此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还有著名的“莫教冰鉴负初心”乾隆帝阅贡院御制诗碑，此碑规制恢宏，材质精良，立意深远，文辞俱佳，是乾隆帝现存众多御制碑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组。这些乾隆朝的碑刻，凝聚了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人文底蕴，颇具古都风韵与时代风范，极富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清朝特别是乾隆时期的重要史迹资料。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