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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地区孙吴墓葬的葬俗分析

2024-6-12 18:52|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倪润安|来自: 中国考古网

摘要: 内容提要:浙东地区是孙吴会稽郡的核心地区,也是越人故地的中心地带。浙东地区孙吴墓葬葬俗既有对东汉文化和东周越文化的继承,也有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所产生的新特点,因此呈现出多层面的丧葬观念和做法。浙东吴 ...
内容提要:浙东地区是孙吴会稽郡的核心地区,也是越人故地的中心地带。浙东地区孙吴墓葬葬俗既有对东汉文化和东周越文化的继承,也有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所产生的新特点,因此呈现出多层面的丧葬观念和做法。浙东吴人颇为重视墓地堪舆和墓葬建造,保持着墓葬的等级秩序,并有着强烈的钱财汇聚和财产保护意识。墓葬中普遍流行随葬青瓷器,其中主要的生活器类大多继承了越文化传统。在死后归宿问题上,人们的思想分化为两种选择:一种是汉代传统的升仙思想,以神兽镜、画像镜为依托;另一种是在孙吴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佛教所提出的转世轮回方案,以谷仓罐为依托。

一、浙东地区孙吴墓葬的考古发现

浙东地区包括今浙江省宁波市、绍兴市及杭州市萧山区等地。这片区域是孙吴会稽郡的核心地区。会稽郡是秦始皇统一后所设三十六郡之一。西汉“七国之乱”后,会稽郡大致包括今江苏省长江以南部分、浙江全省和福建全省,是会稽郡所辖面积最大的时期。至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为吴郡,会稽郡移治山阴,吴郡仍治吴县,辖地面积有所缩小[1]。孙吴前期,会稽郡延用东汉政区不变,到孙吴后期又分出三个郡。孙亮太平二年(257年),分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孙休永安三年(260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孙皓宝鼎元年(266年),分会稽为东阳郡[2]。孙吴后期的会稽郡,统有山阴、上虞、始宁、余姚、句章、鄞、鄮、剡、永兴、诸暨十县[3],即本文所指的浙东地区。

孙吴时期的会稽郡,社会安定,吸纳了中原地区因战乱南迁的大批移民及其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经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孙吴立国的重要经济支柱。浙东地区更是孙吴的铜镜和青瓷生产中心。手工业经济的发达刺激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孙吴统治者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比较包容,都有利于浙东地区形成重商、多元的社会氛围。人们在表达经济利益需求和接受外来文化方面往往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到墓葬中。可从墓葬形制、墓砖文字和纹饰、青瓷器、铜镜等方面分析浙东孙吴墓葬的葬俗,探讨其墓葬等级、丧葬观念等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前,浙东孙吴墓发现较少,主要有绍兴嵊县石磺镇下村孙吴墓,出土“太平四年”(259年)铭文墓砖[4]。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孙吴墓出土数量明显增多。纪年墓葬有绍兴嵊县大塘岭M101、M95,前者出有两块“太平二年”(257年)砖墓志,后者出有“永安六年”(263年)铭文墓砖[5];绍兴上虞县谢家岸后头山M26,出土“太平三年”(258年)铭文墓砖[6];绍兴上虞县江山乡上M84,出土“天纪元年”(277年)铭文墓砖[7];绍兴嵊县中爱乡缸窑山M74,出土“天纪二年”(278年)铭文墓砖[8]。无纪年的,有绍兴嵊县大塘岭M104、M105[9],绍兴上虞县周家山M2[10]等。

21世纪以来,孙吴墓的发现数量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纪年墓葬有绍兴柯桥区江桃村M1,出土“嘉禾三年”(234年)铭文墓砖[11];宁波鄞州区蜈蚣岭M1,出土“太平三年”(258年)和“永安三年”(260年)铭文墓砖[12];杭州萧山区孙吴墓,出土“永安四年”(261年)铭文墓砖[13];宁波市北仑小港M1,出土有“永安七年”(264年)铭文墓砖[14];宁波鄞州区老虎岩M18,出土“宝鼎二年”(267年)铭文墓砖[15];绍兴嵊州市祠堂山M143,出土“宝鼎二年”(267年)铭文墓砖[16];绍兴上虞区苦竹山墓地M3,出土“天册元年”(275年)铭文墓砖[17]。还有无纪年的宁波奉化区龙舌山墓地M2[18]、绍兴柯桥区兰亭阮港村后山头M1[19]、宁波鄞州区老虎岩M5[20]等。

孙吴墓葬相比曹魏墓葬,在年代判断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墓葬多出纪年砖。从黄武元年(222年)至天纪四年(280年)的59年间,浙东地区除了缺少3世纪20年代、40年代的纪年墓葬,其他年代都有发现,为探讨葬俗及其演变提供了确定的年代框架。
二、浙东孙吴墓葬的形制、等级与建造

浙东孙吴墓葬以长方形墓室、拱券顶为基本形制。根据有无甬道及甬道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 墓葬带甬道,甬道居中,甬道、墓室平面均为长方形,整体平面呈“凸”字形。依墓室个数的不同,可分为二式。
Ⅰ式 单室墓,整体呈单“凸”字形。

发现数量较多,墓葬全长5~6米,甬道长1.1~1.5米,墓室长3.8~4.6米(图一:1、2;表一)。

图一 浙东孙吴墓葬的形制

表一 A型I式浙东孙吴墓葬尺寸统计

Ⅱ式 前、后双室墓,整体呈双“凸”字形。
前室为横长方形,后室为纵长方形,各加一甬道后,分别呈横凸形和纵凸形。墓室全长在7~10米。
目前发现两例,年代都远晚于A型Ⅰ式。263年绍兴嵊县大塘岭M95(图一:3),全长为9.56米,前甬道长1.82、宽1.22、高1.3米;前室横长4.02、宽1.75、残高2.37米,室内四周砖砌二层台;后甬道长1.59、宽0.96、高1.18米;后室纵长4.4、宽1.92、高1.94米,后壁分上、下二层砌有四个壁龛。257年嵊县大塘岭M101的形制与M95相似,在甬道和后室尺寸上较小。全长7.72米,前甬道长1.4、宽0.9、高0.84米;前室横长4.4、宽1.9、残高1.5米,室内东、西、北三面砖砌二层台;后甬道长1.14、宽1.04、高0.94米;后室长3.28、宽1.64、残高1.28米。

B型 墓葬带甬道,甬道偏于一侧,一侧壁与墓室侧壁成一条直线,甬道、墓室平面均为长方形,整体平面呈“刀”字形。
墓室全长4.5~6米。例如258年绍兴上虞县后头山M26(图一:4),全长5.72米,甬道长1.4、宽0.87、高1.42米,墓室长4.32、宽1.61、高2.1米。275年绍兴上虞区苦竹山墓地M3,全长4.76米,甬道长0.6、宽1.5米,墓室长4.16、宽2.16、残高1.95米(图一:5)。绍兴嵊县大塘岭M104,全长5.14米,甬道长1.24、宽0.68、高0.98米,墓室长3.9、前宽1.46、后宽1.63、残高1.5米。嵊县大塘岭M105形制结构与M104相同,全长4.65、墓室宽1.64、残高1.21米。

C型 墓葬无甬道,仅有墓室,整体平面呈长方形。
墓室全长3~5米。例如261年杭州萧山区孙吴墓,墓室长4.8、宽1.8、高2.4米。277年绍兴上虞县江山乡上M84,墓室长3.72、宽1.26、残高0.92米。绍兴柯桥区兰亭阮港村后山头M1,墓室长3.15、宽1、残高0.65米(图一:6)。
各型式墓葬中,最流行的是A型Ⅰ式,数量最多,年代几乎贯穿整个孙吴时期;其他型式的墓葬则较少见,且出现较晚,集中在孙吴后期。从墓葬尺寸看,各型式墓葬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待遇因之有异。

A型Ⅱ式等级最高,全长在7米以上,可至10米。墓主人或家族成员担任着中低级官吏,在乡里之中有较高地位,所建墓葬规模也较大。除了纪年,这类墓的砖铭还记录了墓主人姓氏、建墓者或图墓者信息。嵊县大塘岭M101前室南壁砌有两方砖刻墓志,东侧一方刻“太平二年岁在丁丑七月六日建中校尉会稽剡番亿作此基(墓),图冢师未(朱)珖所处”(图二:1),西侧一方缺“墓”“所”二字(图二:2);其他墓砖上也有“番氏”铭文。嵊县大塘岭M95出土的墓砖上模印有“番氏”“永安六年作此冢”“永安六年师朱武所可安冢”等铭文。可知这两座墓葬的墓主皆为番姓,恐为同一家族之成员。大塘岭M101的墓砖明确记载了建墓者为建中校尉番亿。大塘岭M95的尺寸较之还要大,虽未见建墓者姓名、官职,亦可推墓主人身份更高,或为中级官吏。

图二 嵊县大塘岭M101砖刻墓志

“师朱武所可安冢”与“图冢师朱珖所处”皆有使墓主安厝于此冢的意思,可据以推断大塘岭M95砖铭中的“师”亦当为“图冢师”[21]。《晋书·艺术列传》载:“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能图宅相冢。”[22]可见,“图冢”大概是“图宅相冢”的简称,既能设计生宅,又能占卜墓地。会稽郡的民众比较重视阴阳宅第的选卜,因此造就了一批精于此事的专业人员。西晋人韩友的师傅伍振就来自会稽,擅长图冢。会稽剡县的番姓家族所请的图冢师皆为朱姓,表明孙吴时期“图冢”在会稽就已成为一门父子相传的职业。南齐时,更有明确的记载,“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23]。从时间先后看,图冢师大概是孙吴时期率先兴旺于会稽郡的特殊职业,两晋南朝因因相承并影响到周边地区。
A型Ⅰ式和B型墓葬的等级大致相当,全长4.5~6米。A型Ⅰ式墓葬基本在5米以上,B型墓葬常见5米以下的,表明A型Ⅰ式比B型略高级一点,也显示了居中甬道与偏侧甬道的不同内涵。这类墓的砖铭除了纪年,只记录了墓主人相关信息。绍兴柯桥区江桃村M1是一座A型Ⅰ式墓,由砖铭“嘉禾三年立高祖冢墓”“永兴钟家冢三年九月造”可知墓主为永兴钟氏。该墓是由墓主的玄孙为其所建,但这只是间接信息,没有直接记录建墓者的身份、职位等。上虞区苦竹山墓地M3是一座B型墓,墓砖上有“天册元年八月卅日作姓徐”,可知墓主人为徐氏。宁波鄞州区老虎岩M18也是一座B型墓,墓砖上有“宝鼎二年作”“李君”“李”模印铭文,可知墓主人姓李。钟氏、徐氏、李氏家族可能没有人在朝为官,但在乡里之中拥有一定实力。
C型墓全长都在5米以下,可至3米左右,等级是最低的。这类墓的砖铭除了纪年,没有任何墓主人信息,更没有建墓者或图墓者的信息。

三、浙东孙吴墓葬出土青瓷器的组合
浙东孙吴墓葬的出土器物绝大多数是青瓷器,其次是铜钱、铜镜等铜器,铁器、金银器、石器等很少(表二)。除了被盗严重的墓葬,基本上所有的墓葬都出土青瓷器,流行程度非常高。
表二 浙东地区孙吴墓葬出土器物统计

整体而言,浙东孙吴墓葬的青瓷器可分为两组。
第一组 生活器具类。包括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双口罐、鸡首罐、罍、碗、碟、钵、耳杯、勺、洗、盘、盂、香熏、槅、簋、樽、甑、纺轮等。
这些器物大多延续了东汉中晚期以来浙东及附近地区墓葬随葬陶、瓷器的种类,但全面实现了青瓷化。这是浙东地区作为青瓷生产中心所具备的先发优势。另外,浙东地区作为越人故地的中心地带,孙吴时期也焕发着传统的越文化因素。双系罐(图三:1)、筒形罐(图三:2)、罍(图三:3)、碗(图三:4)、碟(图三:5)、洗(图三:6)等器物的器形,都可以追溯到东周时期的越文化因素。双系罐所对应的是越文化的瓿,变化略大一点,其他几种都保持很大的相似性,尤以罍特色突出、稳定性最高。罍以广肩、平底、器身饰拍印纹为基本特征,拍印纹以方格纹为绝对主流,还有席纹、栉纹、钱纹等。汉晋时期,罍在浙江地区具有较为完整的发展序列。两汉时期的罍质地有硬陶和釉陶,器腹最大径位置近于腹中部。孙吴至西晋初期,较多出现了青瓷质地的罍,器腹的最大径位置上移。孙吴时期是罍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由浙江地区扩展到皖南和长江中游地区[24]。

图三 嵊县大塘岭孙吴墓出土青瓷器

第二组 模型明器类。包括谷仓罐、舟形灶、簸箕、米筛、米缸、火盆鐎斗、猪圈、鸡舍等,主要表现死后归宿和庖厨备食的场景。
谷仓罐是从东汉五联罐发展而来。而浙东地区就是五联罐和谷仓罐的最早产生地和集中分布区,应该是该类器物最初的起源地[25]。相比五联罐,谷仓罐的形制和内涵都发生了较大改变,是浙东吴墓中率先出现的新器型。其器物结构的关键性变化表现在罐体平台的产生,以及上部罐体逐渐向屋宇楼阁形式演化[26]。其场景内涵则是针对墓主人的死后归宿,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浙东吴墓能够反映庖厨备食场景的明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厨房设施,包括舟形灶(图三:7)、簸箕、米筛、米缸、火盆鐎斗(图三:8)等。较多见的火盆鐎斗均为三足器,上下叠放,成组使用,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中火盆是一种矮三足器,可追溯到东周越人用器。另一部分是表达食材来源,包括猪圈(图三:9)、鸡舍等,猪、鸡并不单设,而是处于圈养状态。同时期曹魏墓葬的模型明器中,厨房设施有井、磨、灶、碓,表现食材来源的既有单设的狗、鸡,也有猪圈等。可见,三国时期南、北方模型明器的表现形式是迥异的,各具特色,各有生活背景。

四、浙东吴人的幸福观与死后寄托
有学者把汉代人的幸福观主要总结为六种观念:健康长寿、子孙繁昌、平安喜乐、酒食富足、家常贵富和高官厚禄[27]。借用这个说法,我们也来探讨浙东吴人的幸福观在墓葬中的表现。绍兴出土的一件永安三年(260年)谷仓罐,罐肩部塑有一龟趺碑,碑上刻“永安三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24字[28]。这段文字大致涵盖了汉代人的六个观念,表明孙吴人的观念与汉代人的是一致的。不过,从墓葬实物看,浙东吴人在死后寄托上所体现的幸福观主要是从钱财富足和死后归宿两个方面展开。

(一)钱财富足

这个观念既有实物的表达,也有图像的描述。实物是铜钱,图像是墓砖上的纹饰。
嵊县大塘岭M95、M101、M104三墓,出土铜钱的种类就达七种之多,包括五铢、大泉当千、大泉五百、大泉五十、直百五铢、货泉、半两等,主要出于M101和M104中。M101铜钱置于前室,共出480枚,包括半两1、大泉当千1、大泉五十1、货泉13、五铢461、直百五铢3枚。M104的铜钱散布在棺内外,共出191枚,包括半两3、大泉当千8、大泉五百2、货泉12、五铢166枚。宁波鄞州区蜈蚣岭M1也出土成串的、数量较多的铜钱。追求铜钱种类的丰富度,并成串成堆的随葬铜钱,是为了表达墓主人拥有大量钱财的满足感。
墓砖上模印有多种纹饰,方孔圆钱纹无疑是最突出的纹饰之一。从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 以钱纹为中心的同心圆圈纹。
嵊县大塘岭M95出土此型墓砖。墓砖平面模印五组同心圆圈纹,圆圈中心是一枚“大泉当千”钱纹,与之搭配的四侧面纹饰有仙人纹、钱纹、鱼纹、直线纹和文字铭文等(图四)。

图四 浙东孙吴墓葬出土的A型钱纹砖
(嵊县大塘岭M95出土)

B型 以钱纹为中心,与直线纹、辐射纹相组合。按照钱纹形式的不同,分为三式。
Ⅰ式 以钱纹为中心,外围紧绕一圈齿轮纹,左右两侧的直线纹构成“一”字纹,其他方向为辐射纹,钱纹上有铭文。234年绍兴柯桥区江桃村M1出土的长方形砖上,平面上模印四组此式的花纹,钱纹上篆书“五十五十”铭文,“一”字纹为五条复线(图五:1)。

图五 浙东孙吴墓葬出土的B型钱纹砖

Ⅱ式 以钱纹为中心,四正方向的直线纹构成“十”字纹,四维方向为辐射纹,钱纹上没有铭文。钱纹布局趋于定型,流行程度提高。259年嵊县石磺镇下村孙吴墓出土的此式砖上,“十”字纹为三条复线,与之搭配的侧面纹饰有钱纹、涡纹、网格纹和文字铭文等(图五:2)。278年嵊县中爱乡缸窑山M74出土的此式砖上,“十”字纹为三条复线,与之搭配的侧面纹饰有鱼纹和文字铭文等(图五:3)。267年嵊州市祠堂山M143出土的此式砖上,“十”字纹为两条复线,与之搭配的侧面纹饰有钱纹、竖线纹、穿线纹和文字铭文等(图五:4)。
Ⅲ式 以钱纹为中心,直线纹、辐射纹简化或消失,钱纹上没有铭文。264年宁波市北仑小港M1出土的此式砖上,有的只在钱纹两侧有辐射纹和三条复线的“一”字纹,另外两侧没有纹饰,旁边搭配斜线纹、网格纹(图五:5);有的钱纹两侧各有三条辐射纹,五条复线的直线纹和文字铭文成为旁边的搭配(图五:6)。
C型 钱纹与仙人纹或四神纹组合,形式比较多样。
嵊县大塘岭M101出土此型墓砖,墓砖平面模印六组仙人纹;上侧面中间模印鸟纹,两端为无铭钱纹;下侧面中间模印对角纹,两端为直线纹;左侧面中间模印无铭钱纹,上下为直线纹;右侧面中间模印无铭钱纹,上下为束腰纹(图六:1)。宁波鄞州区蜈蚣岭M1出土的此型砖,有的上下两端饰朱雀,中间为“太平五百”钱纹(图六:2);有的左右两端饰白虎,中间为“太平五铢”钱纹(图六:3)。

图六 浙东孙吴墓葬出土的C型钱纹砖

究其涵义,A型墓砖钱纹通过同心圆圈纹层层向外的扩展性,显示了钱财的强大影响力,表明拥有财富必不可少。B型墓砖钱纹以钱纹为中心,通过与直线纹、辐射纹的组合,表现了钱财四通八达的流通性,也由此产生了从四面八方汇聚钱财的祈愿,属于“聚财纹”;相搭配的鱼纹则具有富裕、余财之类的意思。C型墓砖钱纹表达了希望借助神仙、四神等神人神兽的力量保护钱财的愿望。这三种类型的钱纹砖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内涵可逐级递进,表达了墓主人对钱财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当时商业活动与货币经济在民间的深入渗透。
两汉时期墓砖上就有钱纹[29],六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墓葬也常见墓砖钱纹[30]。但在孙吴时期,对墓砖钱纹格外重视、组合多样、位置突出并具有多层次系统涵义的,就只有浙东地区。与浙东地区相近型式的墓砖钱纹在都城建康周边出现时,已经晚到了西晋时期。如南京邓府山西晋墓M22所出钱纹(图七:1)[31],与浙东B型Ⅰ式钱纹近似。南京江宁张家山西晋元康七年(297年)墓所出钱纹(图七:2)[32],与浙东B型Ⅱ式钱纹相同。镇江句容郭庄黄南西晋元康五年(295年)M1所出钱纹(图七:3)[33],与浙东B型Ⅲ式钱纹相似。南京板桥镇石闸湖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所出钱纹有两种[34]:一种整体与浙东B型Ⅰ式相似,但将辐射纹替换为圆圈纹的局部圆弧纹(图七:4),所以又结合了浙东A型钱纹的特点;另一种则与浙东B型Ⅱ式钱纹一致(图七:5)。

图七 南京及周边地区西晋墓出土钱纹砖

(二)死后归宿:转世还是升仙
浙东孙吴墓葬中可以反映当地人们死后归宿观念的器物主要是两类,即谷仓罐和铜镜,分别展示了转世和升仙两种场景。
在绍兴嵊县大塘岭M101、M104,绍兴上虞县江山乡上M84,绍兴上虞县周家山M2,宁波鄞州区老虎岩M5等墓葬中,均出土了谷仓罐,保存完整的见于前三座墓。嵊县大塘岭M101、M104所出的两件形制和内容相似。其中太平二年(257年)大塘岭M101所出谷仓罐,通高45厘米,在腹与颈交接处设有一圈凸棱,将谷仓罐分成上、下两部分。分隔上下的平台初具雏形。下半部为罐身,近口沿处间隔分布三个凸方角和三个小孔,小孔边各有一条泥鳅。上半部分为两层。上层置五联罐,五罐的侧面堆塑百鸟云集,飞向罐口。下层正面开有一门,门口两旁各站立一人,正在乐舞,左边一人双手握一棒形乐器,身前有一鸭向门口游来,右边一人双手分开在胸前舞动,门前正中有一龟在爬行(图八:1)。其他三面各立三人,人前都有动物。左面中间一人正在耍蛇,两手上下分开,身前盘踞一蛇;旁边一人双手持乐器于口边,作吹奏状,前有一禽鸟闻乐而动;另一人杂耍倒立,身前有一只狗。右面直立三人似在驯熊,双手抱于胸前,前蹲三只熊。背面直立三人似在驯狗,前有三只狗。所塑11人像皆为胡人,头戴帽,深目高鼻。天纪元年(277年)上虞县江山乡上M84所出谷仓罐通高45.5厘米,也分成上、下两部分。作为上下分隔的平台已经明确化。下半部为罐身,腹部印一周装饰纹带,均匀分布3个铺首衔环和15个神人麒麟纹。上半部为三层的堆塑亭阁。最上层中心为一亭形盖钮,四角各一蹲熊。中间层四角各置一小罐,每面各有两只飞鸟。最下层中间一门,门上有弧形屋檐,两旁置门阙,周围塑十个戴帽的胡人跪俑,正合掌礼拜(图八:2)[35]。

图八 浙东孙吴墓葬出土的谷仓罐

这几件谷仓罐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上堆塑的数量不等、造型不同的胡人像。其形象无论是精通音乐的杂技乐工还是虔诚礼拜的信徒,都是佛教的传播者[36]。与他们相伴的有飞鸟、鸭、龟、蛇、狗、熊、楼阙、泥鳅等,显示其场景环境应是庄园。因此,谷仓罐上半部所塑造的庄园可能是墓主人的居所,被邀请来的胡人或奏乐杂耍,或跪坐礼拜,实际上都是在进行超度亡魂、助墓主人轮回转世的法会活动。谷仓罐下半部的罐身则是墓主人灵魂被超度前暂时栖息之所。完成超度的亡魂将从罐口或门阙离开,但并不是升仙,而是前往来世。接受死亡的现实,祈求来世的再生,是佛教带给人们的新思想。当汉代以来的升仙思想被怀疑而发生动摇,人们却又不甘心死后永埋地下时,本就借助传统习俗传播的佛教趁势补位,提供了新的方案,满足了人们新的心理需求。

不过,新思想、新做法也不会很快被所有人接受,仍然有些人在坚持追求升仙,还有些人犹豫不决,则试图同时尝试升仙和转世。体现升仙思想的载体主要是铜镜,具体有画像镜和神兽镜两种。墓砖上也有一些与升仙有关的内容,如四神、兽面、羽人等。铜镜的主要内容包括东王公、西王母、四神、神人等,铭文则表达了祈求富贵、大吉、宜子孙的汉代传统观念。绍兴嵊县大塘岭M104、M105共出土三面铜镜,可作为代表。大塘岭M104:12,车马画像镜,直径18.5厘米。圆钮,四乳将内区分隔为四部分,车马出行图与回首白虎图隔钮相对,东王公与西王母的图像隔钮相对。中区为一圈铭文带,铭文为“蔡氏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利治太守悉皆在,今人富贵宜孙子”。外区为锯齿纹和流云纹带。大塘岭M104:18,环绕式神兽镜,直径11.2厘米。圆钮,内区环列三神六兽,六只瑞兽的部分骨节成六枚环状乳。中区环绕十一个半圆和十一个方枚,半圆内为卷草纹,每一方枚内有一铭文,铭文为“吾作明(竟),幽湅三(商),照竟大吉兮”,省略了两字。外区为画纹带,纹饰有飞龙、仙鹤等。大塘岭M105:1,重列式神兽镜,直径12厘米。圆钮,内区由上而下分五段,配列神兽。最上段一躯神像,两侧配朱雀青龙;第二段神像二躯,作跳舞状;第三段两躯神像夹钮相对;第四段二虎、二龙;最下段神像一躯,配玄武。龙虎在神像的外侧左右配置,身躯跨越三段。外区有一圈铭文带,铭文难于辨识。大塘岭M104既出土了谷仓罐,也随葬了神兽镜、画像镜,属于想二者兼得的。

五、结 语

东汉末期的动乱严重冲击了汉代天人感应、崇德升仙的生死观。三国时期的人们逐渐趋向务实,重生前轻死后,减少了对死后升仙的期望,甚至不再相信升仙。在北方,曹操、曹丕父子带头做表率,施行薄葬。曹操在“终令”中要求“以送终制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37]。曹丕为达到薄葬的目的,在“终制”中写到,“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38]。孙吴虽然没有像曹魏那样激进,但在时代变革的大潮流之下,人们对死后归宿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浙东孙吴墓葬因此呈现出多层面的丧葬观念和做法。
浙东吴人十分重视墓地堪舆和墓葬建造,一方面仍保持着墓葬的等级划分,维护着东汉的旧秩序;另一方面积极吸纳社会经济活动的新特点,有着强烈的钱财汇聚和财产保护意识,表现出颇具针对性的现实利益考量。随葬品方面,由于浙东地区属于青瓷手工业的核心地带,墓葬中普遍流行随葬青瓷器。生活器具和庖厨明器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复制到墓葬之中。从生活器具的形制看,几种主要的器类都继承了越文化传统。孙权为维护政权的稳定,需要扩增人口,充实军队,服务经济。因此,他特别重视对越人的控制,刚继位就“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39],除了武力征服,也考虑到文化安抚,故将越文化作为立国的根基之一。在越人故地的浙东地区,这些政策都是最早得到实施的。

死后何去何从,浙东吴人的思想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两种选择:一种是继承汉代传统的升仙思想,以神兽镜、画像镜为依托;另一种是遵循在孙吴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佛教所提出的转世轮回方案,以谷仓罐为依托。此时期,孙权所重用的胡僧支谦重译《道行般若经》为《大明度无极经》,又译《佛说斋经》,介绍佛教的三斋八戒,由此佛教的科仪、斋会形式在江南出现;加之佛教地狱观念、转世轮回观念以及往生西方乐土的观念,为部分民众所接受,故而为死者超度亡魂的法会得以盛行起来,而外国僧人自然承担起举办法会的责任[40]。人们把超度亡魂的“法会”场面附着在东汉以来的五联罐上,使之成为一种新形制的“谷仓罐”,并作为随葬品与死者同时下葬。



[1]姚培锋、齐陈骏、魏春初:《三国时期会稽郡的人口与社会经济》,《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西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3、1159、1166页。

[3]清·洪亮吉撰、谢钟英补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3120—3121页。

[4]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六朝墓》,《考古》1988年第9期。

[5]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考古》1991年第3期。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驿亭谢家岸后头山古墓葬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66—308页。

[7]上虞县文物管理所:《浙江上虞江山三国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8]同[4]。

[9]同[5]。

[10]同[6],《上虞周家山古墓葬发掘》,第178—224页。

[11]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浙江绍兴江桃村孙吴“嘉禾三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21年第4期。

[12]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考古》2008年第11期。

[13]崔太金:《萧山三国永安四年墓》,《东方博物》第四十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95页。

[14]浙江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宁波市北仑区博物馆:《浙江宁波北仑小港姚墅东吴、唐代纪年墓葬》,《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15]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宁波鄞州老虎岩三国至唐代墓葬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1年第2期。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嵊州市祠堂山汉六朝墓葬发掘简报》,《东方博物》第四十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1—85页。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上虞区文物管理服务中心:《绍兴市上虞区梁湖街道苦竹山墓地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十二辑,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15—23页。

[18]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奉化江口街道龙舌山墓地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十二辑,文物出版社2022年,第34—46页。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柯桥区兰亭阮港村后山头古墓葬发掘》,《东方博物》第六十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

[20]同[15]。

[21]李斌:《图冢师考》,《东南文化》2020年第4期。

[22]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九五《艺术传·韩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76页。

[23]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四四《沈文季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776页。

[24]吴桂兵:《南方地区汉晋罍形罐研究》,《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

[25]仝涛:《长江下游地区汉晋五联罐和魂瓶的考古学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64页。

[26]高伟松:《东汉至西晋时期五联罐到魂瓶的造型装饰演变过程探析》,《中国陶瓷》2023年第3期。

[27]白云翔:《汉代人的幸福观及其表达之考古学管窥》,《江汉考古》2022年第6期。

[28]陈万里:《吴晋时代的浙江陶瓷》,《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29]黄筱雯:《两汉钱纹砖探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0]a.武翔:《江苏六朝画像砖研究》,《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b.徐娜:《南京地区六朝墓砖花纹与画像的类型和分期演变》,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2—15页;

c.吉遇:《汉江流域六朝墓砖纹饰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44—45页。

[31]南京市博物馆:《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南京邓府山六朝墓群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

[32]南京博物院:《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

[33]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34]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

[35]楼海燕、陈晓敏:《上虞博物馆藏的青瓷堆塑罐》,《东方博物》第三十五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2—74页。

[36]a.周艳:《青瓷堆塑罐上的乐器、胡人和佛教音乐初探》,《东方博物》第十二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1页;

b.王俊文:《南方地区六朝胡人像初探——以堆塑罐上的胡人俑和佛像为例》,《文物鉴定与欣赏》2015年第7期。

[37]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一五《礼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404页。

[38]同[2],卷二《魏书·文帝纪》,第81—82页。

[39]同[2],卷四七《吴书·吴主传》,第1116页。

[40]贺云翱:《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作者:倪润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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