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在“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 ...

2024-6-16 14:18|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单霁翔|来自: 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摘要: 今年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纪念日。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多位同仁有参加浙东运河申遗工作亲历。回忆过往，展望未来，本公众号编辑部特组织推出一批纪念文章，以期共同努力，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 ...

今年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纪念日。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多位同仁有参加浙东运河申遗工作亲历。回忆过往，展望未来，本公众号编辑部特组织推出一批纪念文章，以期共同努力，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的大运河焕发出时代新风貌。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在“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上的发言

单霁翔运河会议发言

非常感谢给我这次发言的机会。提起大运河，大家都很动感情，因为大运河牵扯着中华民族太多的难忘记忆，这十年来，又给我们各位同仁带来太多的悲喜情怀。

今天，大运河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对大运河的水利遗产价值，不像在座的水利部门同仁们认识那么深刻，特别是各位水利专家在延续大运河水利功能方面作了很多实际贡献。对于我来说，认识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契机，是2003年参与论证南水北调工程中文物保护问题，从那时起开始关注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之后，曾多次与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大运河文化遗产考察，有当时80多岁高龄、现已92岁的谢辰生先生，还有文物界老前辈罗哲文先生等。在考察中我们看到，大运河流域环境污染严重，文物本体年久失修。同时，沿线一些城市由于规划控制失当，建设性的破坏时刻威胁着文化遗产及其背景环境，使大运河的独特价值和真实性、完整性被逐渐削弱。当我们三次走过大运河沿线之后，对大运河的文化遗产价值和保护行动的紧迫性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2004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我和几位文物界的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亟待加强的提案”，强调：“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也是我国唯一南北走向的长河，它和长城一样成为中国人所创造的两大古代工程奇迹”，指出：“大运河主河道和沿线文物古迹始终没有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没有制定一部法规来肯定和保障它的历史地位。所以，亟需重新确定大运河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特质与重要地位。”为此建议：“国家设立专项资金，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组织大运河沿线的相关省、市，在近期内集中开展大运河区域的文物资源全面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并制定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法规。”这一呼吁得到国家文物部门的重视，在社会上也引起一定反响。国家文物局于2004年启动了“大运河整体综合性保护可行性研究”课题，初步分析了大运河保护的科技需求，提出了大运河综合保护的技术思路。

2005年在评审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提出应将京杭大运河列入保护之列，这一建议获得评审专家们的赞同。2006年5月，在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前夕，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贯通6个省和直辖市、24个城市的京杭大运河，作为一项文物，整体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在文物保护领域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京杭大运河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在文物保护格局、思路、理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年来，全国政协在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至2008年，全国政协先后三次组织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考察活动，掀起了空前高涨的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潮。

2006年12月，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列入我国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我又会同41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推进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提案”。提出“应积极探讨构建高效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机制，制订切实可行的战略和计划，争取早日将我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际上，从京杭大运河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将大运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认识得以不断深化。

2007年6月20日，国家文物局与水利部、交通部等相关部门共同召集沿线有关城市政府和文物部门，召开了“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协调会议”，至此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面启动。2007年9月底，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正式挂牌成立。2007年11月，国家文物局邀请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遗产顾问，实地考察大运河文化遗产。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行动开始进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视野。2009年1月，国务院同意将大运河作为我国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这标志着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从地方、部门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阶段。

2008年至2010年，国家文物局在扬州先后三次召开“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会议”，使各项工作得以有序开展。按照工作部署，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2009年6月底前，完成地级市大运河遗产第一阶段保护规划编制工作；2009年12月底前，完成各省、直辖市大运河遗产第二阶段保护规划汇总工作；2010年12月底前，力争完成大运河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在座的谭徐明老师和多位专家都自始至终参加了相关工作的指导和组织协调。

就总体部署来说，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启动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2009年到2010年的启动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地市级、省级和全线保护规划编制，并做好与交通运输、水利、环保等规划的衔接；遴选、评估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节点及线段，确定大运河文化遗产申报范围。

保护、整治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2011年到2012年的保护、整治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大运河保护管理立法工作，组织做好规划实施；完成大运河文化遗产本体保护、环境整治、水资源保护、生态治理、档案资料和监测平台建设；编制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并履行预审程序。

申报阶段

第三阶段是从2013年到2014年的申报阶段，主要任务就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十年来，我们认真履行《世界遗产公约》，积极开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使中国成为每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每年都获得成功的唯一国家。从2004年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2005年的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的殷墟，2007年的开平碉楼与村落，2008年的福建土楼，2009年的五台山，2010年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年的西湖文化景观，到去年的元上都遗址，今年的哈尼梯田。十年“申遗”路，就是我们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新理念的新实践。

对于“申遗”，我们问心无愧地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也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例如五台山“申遗”成功后，当地政府庆祝之时，宣称数年来为五台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投入资金达8亿元，于是招致社会舆论质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绩效。实际上，就申报本身来说并不需要投入巨资，无非是编制申报文本，参加世界遗产大会进行陈述。但是，如果希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取得成功，则需要纠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保护方面问题，其中往往伴随对于环境的整治，例如为了使五台山台怀镇佛教寺庙群恢复“深山藏古刹”的历史环境，需要对古建筑群周边杂乱无章的房屋进行整治。

事实证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正确理念和实践，可以带来震撼人心的文化成果。例如西湖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虽然没有在环境整治上投入很多资金，但是在环境控制上付出了艰苦努力。西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十年，正是杭州市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十年，西湖周边土地和房屋的经济价值，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但是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体市民的共识后，美丽的西湖得到了勇敢地捍卫和精心地呵护，在西湖的“三面云山”中没有出现任何伤害文化景观的现代建筑，创造了在蓬勃发展的大城市中心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范例。通过西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认识到，“申遗”的目的是保护，保护的目的是传承。

最近，重访大运河，感触很深。转眼间10年过去了，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经历了令人难忘的历程，目前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大运河文化遗产经过保护和环境整治，更具魅力，顺利迎接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的考察。在明年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运河将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每当想到这一时刻的来临，都感到格外兴奋和欣慰。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过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回顾起来感到收获颇多。

首先是文化遗产保护内容和范围的变化。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促进了我们对于新型文化遗产的研究，不但使大运河保护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也引发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场思想变革。在认真分析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和价值的基础上，归纳出其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保护要素方面，大运河是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二是在保护类型方面，大运河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三是在保护空间尺度方面，大运河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线性文化遗产”；四是在时间尺度方面，大运河是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廊道”；五是在保护性质方面，大运河包括了反映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民间文化遗产”；六是在保护形态方面，大运河是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文化空间”。事实上，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开阔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视野，促进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其次是文化遗产保护尺度和格局的变化。在重新设立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明确了大运河的保护范围，既包括“京杭大运河”，也包括“隋唐大运河”，形成完整科学的概念。此后，经研究又将“浙东运河”也纳入了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范围。至此，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范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直辖市的35座城市。这一保护格局具有战略思考。其中古都洛阳既是隋唐大运河的西起点，也是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它的加入，将丝绸之路和大运河联系在了一起，而浙东运河又将京杭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了一起。这样就形成了横贯祖国东西，东连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西连海上丝绸之路的气势磅礴的古代大型商贸运输和文化交流通道。

最后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目标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文化遗产保护视为一项部门的、专业的工作，而没有看作是一项全民的、社会的事业。通过大运河保护我们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千千万万民众的现实生活。今天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仅限于严防死守，必须有更加积极地行动，努力实现三个目标。

一

是必须给予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二

是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三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一定要惠及民众，让广大民众切实感受到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自己的生活。

近年来，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大运河沿线城市和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倾心支持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切实感受到了大运河保护对城市发展和生活改善的积极意义。

（本文刊登于邱志荣, 李云鹏主编，运河论丛：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论坛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作者简介

单霁翔，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