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关帝庙碑与“醉郭墓”碑的下落，且看高世良先生解读

2025-1-26 07:56| 发布者: weiwei |原作者: 申哥带你走天下|来自: 北京号

摘要: 北京文化学者高世良先生，是笔者的本家。从辈分来说，应是笔者的世伯。能与高先生相识，确是一种缘分。笔者关注高先生的文章，已经有许多年了。某日，高先生在某作者群里问笔者，“你祖籍也是河北枣强的？”“确实是 ...

北京文化学者高世良先生，是笔者的本家。从辈分来说，应是笔者的世伯。

能与高先生相识，确是一种缘分。笔者关注高先生的文章，已经有许多年了。某日，高先生在某作者群里问笔者，“你祖籍也是河北枣强的？”“确实是，多年前我还去寻根，结果啥也没找到。”高世良先生很热情，“你祖上住在哪里？你家人有知道的么？我也是枣强人，或许咱们是同族。”

笔者的祖父，于1917年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彼时，正赶上直隶省水患严重。也正因为那次水患，促使熊希龄先生创办香山慈幼院。笔者祖父，于童年时代被带出家乡，与怹父辈在京定居下来。时光荏苒，早已过了百年。而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枣强故家的亲人，居然与迁京一支鲜有交往。1986年祖父去世，而后祖父的兄弟们也相继离开，所有的联系便中断了。

高世良先生与笔者详聊之后，花费了不少心力，联系枣强县的各个部门，多方打听，但线索稀缺，进展不大。这段时间，高先生每隔几天，便与笔者详谈一番，以便获得更多线索，怹锲而不舍的精神，令笔者及家人颇为感动。

过了一段时间，寻找活动暂时停下，然高先生还时时关注。在此期间，笔者读到了高世良先生的新书《丰台钩沉》。阅读这部作品时，笔者仿佛又见到了执着找寻各种线索的高先生。

有关此书的内容，笔者摘录部分，以示读者：

其一，正阳门关帝庙碑的下落

2008年6月中旬，丰台区南苑乡槐房村村民宋振启在拆建小房地基时，发现了正阳门瓮城关帝庙的两座著名石碑。有一座碑是明朝学者、翰林院修撰焦竑撰文，明朝书画家、南京礼部尚书、翰林董其昌书的“汉前将军关侯正阳门庙碑”，有的古籍书称此碑为“焦竑碑”;另一座碑为康熙年间“正阳门关帝庙碑记”。

正阳门关帝庙的石碑怎么到了槐房村的呢？据村里老年人回忆，20世纪60年代中叶，槐房大队在前门拆运城砖时，也拉回一些条石，并把两块石碑顺便拉回村。用城砖、条石修了水渠，建了房屋，石碑就扔在村边空地上。

槐房村的文物爱好者于嘉毅多次看碑文，确认有一块明朝前门关帝庙碑，他就拓了碑文，并把碑文拓片送给文学爱好者宋振启，他俩仔细研究了碑文，认为应当对此文物加以保护。1987年元宵节，宋振启找人用吊链装卸、四轮马车把两块石碑拉回家埋在院墙下，后来他在上面搭建了小房。宋振启曾把碑文和石碑情况向有关部门写了材料，但没有结果。这两座石碑从前门运到槐房已有60年左右，在地下埋了20年，直至2008年拆小房时两座石碑才重见天日。

遥想当年，在正阳门瓮城内有两座庙：东为观音大士庙，西为关帝庙。明代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对正阳门关帝庙有较详细的记载。据清代吴长元著《宸垣识略》记载，这两座庙内均有明朝万历年间的石碑。清代《日下旧闻考》记载关帝庙建于明朝初年，有明朝六座石碑，“有董太史书焦太史所撰碑记，时称二绝”，还有:万历间加封“神威远振天尊”碑;万历癸丑张桥撰、耿志炜书碑;万历丁丑赵端庭撰、白绍经书碑:天启元年义圣忠王四大字碑;天启七年礼部定典碑。

昔日北京城内，建有100多座关帝庙，内城九门有八门建有关帝庙，手持偃月大刀、忠义红脸的关公成了保护神。据说正阳门关帝庙关帝塑像是金身，故“正阳关帝”闻名全城。有的文史资料称，正阳门关帝塑像为“明朝大内靖宫旧物”。明清两朝皇帝到天坛、先农坛、南苑出入正阳门时必祭祀关帝。每年旧历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六月二十四，皇帝也要派官员到此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民间百姓香火也极盛，每月初一、十五、祭祀者甚多，尤其是春节，从腊月三十夜起至正月初一，求财祈福的焚香人群如潮，络绎不绝。据记载，此庙民间赛花会尤其兴盛。

如今，槐房村村委会已将见证昔日喧嚣的两座碑，立于钓鱼公园并盖碑亭加以保护。正阳门关帝庙碑的发现，丰富了北京文物宝库，为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其二，天桥八大怪之一的“醉郭”墓碑的下落（八大怪不止一个版本）

“醉郭”是丰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也是北京市的历史文化名人。《丰台区志》《北京百科全书·丰台卷》均有醉郭传略，北京历史书籍、北京报纸也有文章介绍。

“醉郭”本名郭瑞，为清末民初卖报唱报人。郭瑞字云五，生于宛平县卢沟桥城南老庄子村(今为丰台区宛平地区办事处管辖)，因好酒装醉怒骂腐败当局，人称“醉郭”。“醉郭”是人们送给他的外号，也是人们对他的尊称，知道其本名的人倒很少，“醉郭”比他本名还响亮。他是个普通人物，也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是北京第一批卖报人，是讲报人的先驱，他开创了用白话讲报的先河，他引领了北京市民关心时局的风气。

他年幼聪明，因家境贫困不能上学，少年自学认字。青壮年时期在家务农，50岁左右时进京谋生。19世纪末叶，北京开始兴办报纸。他痛感清末朝廷腐败无能，外侮日深，以卖报唱报度日。他在京城卖报唱报，在天桥、琉璃厂一带沿街演唱，多用喜闻乐见的数来宝形式演唱，骂清廷腐败。他每次在街头演唱时，总跟随一群人，驻足听讲的人很多，人多如堵墙，他的演唱博得众人的喝彩，大伙儿拍手叫好。京城出现了“满市争听‘醉郭’唱”的局面。有的学者称他为民间艺人，说他是天桥八大怪之一。他曾资助北京《启蒙画报》报馆办报，晚年办孤儿院，在京城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卖报唱报的名声大，作为活广告，他还被请到天津卖过一段时间的报纸。

“醉郭”街头演唱要紧密结合新闻时事，所以他与进步报刊联系较多。《正宗爱国报》的主人丁宝臣每天周济他十枚铜圆。《京话日报》经理彭翼仲常请他到报馆听取百姓的呼声，还常为他编歌词，供他演唱，使他红火一时。有时他身穿一件《京话日报》的号坎儿，讲解报纸内容，成为此报的义务“游行演说员”。1907年春《京话日报》主编彭翼仲遭受袁世凯迫害发往新疆服刑，“醉郭”和他是患难朋友，他失声痛哭，他不顾63岁高龄之躯从京城一直送到良乡泪别。由于过度悲伤，因而得病，他在病中天天念道彭君对他的好处。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4月22日彭翼仲获释从新疆回到北京时，他即病重。彭翼仲回京后看望了老友“醉郭”，一个月后“醉郭”即在宣南龙泉孤儿院逝世。

“醉郭”逝世后，《京话日报》主编彭翼仲出资五十圆为其办理丧事，立墓碑，并题“醉郭之墓”。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字琴南)为其撰写碑文，由祝春年书，镌刻墓碑阴面。“醉郭”葬于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下，其碑埋于墓前，墓碑不大，高一米许，宽不足半米，青石镌成。在京城知道他本名叫郭瑞的人很少，“醉郭”之名却人人皆知，所以他死后其墓碑上刻的是“醉郭之墓”。同葬于此地的赛金花、香冢、鹦鹉冢、高君宇、石评梅等名墓相邻。1952年兴建陶然亭公园时，郭家后人将其墓迁至他的老家丰台区老庄子村，1986年扩建丰台西站货车场时，墓及墓碑被埋入铁路路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