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什刹海,闹中有静,从银锭桥下来,沿后海南沿缓步前行,时光仿佛在此刻慢了下来。绿树掩映间,一座不甚起眼的如意门静静伫立,这便是后海南沿 26 号。门前没有文保牌标识,在大门旁边的墙壁上,见到一块白底金字牌匾,上面刻着“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落款是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过往的游客不会想到,这里曾是 “民国四公子” 之一、大收藏家张伯驹与夫人潘素的晚年居所。 据悉,纪念馆是由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倡导改建的。2011 年 6 月 19 日,纪念馆正式揭牌,馆名由书法家欧阳中石题写,馆内既有张伯驹夫妇生活实物陈列,亦有其创作的书画作品展示,最吸引人的是张伯驹收藏并捐献的文物复制品,其每件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护宝故事。 张伯驹,原名张家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1898 年,他生于河南项城官宦世家,7岁过继给时任直隶总督的伯父张镇芳。天资聪颖的张伯驹9 岁能诗,“神童” 之名传遍乡里。19 岁时,他考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在军界干了几年,军阀混战的残酷与官场腐败让他彻底灰心。27岁时,他毅然缷甲从商,进入父亲的盐业银行担任主管。29岁那年,他偶遇康熙御笔“丛碧山房”横幅,自此走上收藏之路,自号“丛碧”。 在 “民国四公子” 中,张伯驹风格独具。生活上,他素淡到极致: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常年一袭长衫,一盘大葱炒鸡蛋便视作美味。可在收藏上,他却一掷千金,只为守护国宝不外流。1937 年,得知末代皇族溥儒为给母亲治病,欲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售予洋人,他心急如焚。这幅 “中华第一法帖”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手迹,溥儒开价 20 万大洋,张伯驹无力承受,却仍在对方急用钱时借出一万,最终历经波折,以 4 万大洋将这件国之重宝留在故土。 陆机《平复帖》 收藏之路布满凶险。1941 年,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政权的 76 号特工绑架,绑匪索要 200 根金条,实则觊觎他的藏品。在被囚禁的近8个月里,他受尽折磨,却始终坚守底线。夫人潘素前来探视时,他隔着铁窗掷地有声地嘱托:“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字画!”潘素四处奔走借债,最终以 20 根金条将丈夫赎回。北平沦陷时,潘素将收藏的字画细心缝进棉被夹层,才将这些 “丈夫的命根子” 得以保存。 展子虔《游春图》 1946 年,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惊现北平,古董商马霁川索价800两黄金,意图转售洋人。张伯驹闻讯后,十分焦急,他请故宫博物院去收购,故宫回复没钱收购,他只好自己出面,经讨价还价,降到200两黄金,他忍痛卖掉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豪宅,这座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的庭院,原属李莲英的私产,价值连城。即便如此,马霁川仍以黄金成色不足追加款项,潘素二话不说,将自己最珍爱的一套翡翠首饰送进当铺,才终于将《游春图》收入怀中。 这份生死与共的守护,源于二人相濡以沫的深情。1935 年,张伯驹在上海查账时,偶然见到登台弹琵琶的“潘妃”。这位苏州才女出身名门望族,13 岁丧母,被继母送去当歌女,凭借出众容貌与精湛琴艺,在上海滩名噪一时。张伯驹对她一见倾心,当场挥毫写下嵌名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的斯文与赠诗,打动“潘妃”的芳心。然而,“潘妃”已名花有主,对方是国民党中将臧卓。张伯驹不惜冒险买通看守,深夜带“潘妃”逃离上海,不久在苏州成婚。 潘素《蜀江烟树》 婚后的日子,是才子佳人的琴瑟和鸣。张伯驹给夫人改名叫潘素,发现她在绘画上有天赋,便为她延请名师,还将家中珍藏的古画供她临摹。潘素也争气,日夜钻研,最终成为享誉画坛的山水画家,她的作品笔墨清丽、意境悠远,多次参加全国画展,曾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张伯驹一生历经四次婚姻,唯有与潘素相伴到老,从他们晚年的照片可见,俩人眼神里满是默契与温柔。 1953 年,张伯驹为一件国宝与毛泽东结下文化因缘。他得知毛泽东十分喜欢李白诗词, 就将自己1937 年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通过有关部门赠予毛泽东,此帖极为珍贵,是诗仙唯一存世的书法真迹,仅 25 字却尽显盛唐气象。毛泽东对此爱不释手,但他恪守 “国家领导人所收礼品一律缴公” 的规矩,1958 年将其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这段 “赠宝又缴公” 的佳话,与当下文博业的怪象形成鲜明对比。 李白《上阳台帖》 1956 年,一则消息震惊华夏:张伯驹、潘素夫妇将毕生珍藏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黄庭坚《诸上座帖》、赵孟fu《草书千字文》等 8 件顶级国宝,无偿捐给故宫博物院,有人估算这些文物总价超过千亿。文化部欲奖励 20 万元,却被张伯驹断然拒绝,只收下一张奖状。他说:“我收藏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不让它们流失海外。现在捐给国家,是物归原主。”” 杜牧《张好好诗》 黄庭坚《诸上座帖》 范仲淹《道服赞》 与捐献国宝“慷慨大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极简的生活。晚年时,画家黄永玉曾在街边饭馆偶遇张伯驹夫妇,只见二人相对而坐,面前只有一盆红菜汤、几片面包果酱,吃完后张伯驹还细心将剩余面包包好,笑着递给潘素:“带回家当晚饭,不浪费。” 这份 “富在精神,贫在物质” 的境界,让画家十分感慨。在后海街坊们眼中,这位昔日的公子,冬天穿一身旧棉衣,相遇时主动打招呼,和普通百姓没有两样。 然而,这样一位倾尽家产守护国宝的名士,在特殊年代也未能幸免。1957 年,张伯驹被错划为 “右派”,幸得棋友陈毅仗义执言:“张伯驹一个读书人,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是右派!”陈毅还赋诗安慰:“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为了保护张伯驹夫妇,陈毅向吉林省委领导推荐,将张伯驹调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潘素在省艺校任教。到博物馆后,张伯驹发现馆内缺少宋人真迹,藏品年代不连贯,他与潘素商议后,将家中仅剩的国宝级藏品 —— 南宋杨婕妤《百花图》卷,连同《宋拓圣教序》等 30 余件珍贵碑帖悉数捐出。此举带动了一股捐献热潮,让吉林省博物馆的书画收藏在数量与质量上跃居全国同级博物馆前列。 1966 年 “文革” 爆发,平静的生活戛然而止。张伯驹被贴上 “反动学术权威” 的标签,从 8 月起在长春市体育馆接受批斗,昔日的文博功臣遭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百般折磨。1970 年 3 月,病中的张伯驹被强令退职,按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与潘素一同被下放到舒兰县朝阳公社插队落户。舒兰地处苦寒之地,抵达双安村后,他们既无亲友投靠,也无合适居所,村民将他们安置在一间窗户透风、墙面结霜的空房里。在寒风嘶吼的漫漫长夜中,夫妇俩和衣而卧,彻夜未眠,最终下定决心离开此地。次日,潘素搀扶着张伯驹,顶着风雪赶赴火车站,辗转天津后,才终于回到北京后海的老宅。 1972 年陈毅逝世,张伯驹悲痛难抑,提笔写下 72 字挽联,暗合陈毅虚72 的寿数。追悼会上,毛泽东在这副挂在角落的挽联前驻足良久,低声吟诵后连称 “写得好”,得知张伯驹当时工作、户口尚无着落,当即嘱托周恩来予以关照。不久,在周恩来安排下,张伯驹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潘素成为中国画院画师,户口问题也顺利解决。 1982 年元宵节,85 岁的张伯驹因感冒住进北大医院,在嘈杂的 8 人病房里休息不好。潘素多次请求换个单间或双人间,均被以 “级别不够” 拒绝。目睹同室病人相继离世,老人情绪低落,病情转为肺炎。2 月 26 日,就在换病房批文下达的前一天,这位一生守护国宝的老人溘然长逝。有人在医院门口悲愤呐喊:“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捐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几座这样的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他?”  离开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后海的湖水波光粼粼,岸边的垂柳随风摇曳。后海南沿 26 号,它早已不是一座普通宅院,而是一座精神丰碑。张伯驹用一生践行“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的誓言,正是他赤子之心与文化担当的最好见证——风骨铮铮,照映千秋。 (文中人物和书画图源于网络,故居图为夏日实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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